高培勇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共同富裕是一个需要耐心、需要分阶段加以实现的目标，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不好高骛远，不吊高胃口。

高培勇指出，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

“要发挥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作用，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但不是‘劫富济贫’。要发挥三次分配对于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但主要通过自愿慈善捐款方式进行，反对任何形式的‘逼捐’‘诱捐’。”高培勇说。

高培勇还表示，促进共同富裕涉及到社会再生产各方面和国家治理活动各领域，不能只考虑分配一个维度，也不能限于经济一个视角。要从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要求出发，坚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并重，综合施策。

张冬云认为，观念和机制是重点，应该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着力构建5个体系或机制。

构建养老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加快养老服务立法进程，出台养老服务发展纲要性文件，以中央名义出台养老服务发展中长期发展纲要，与立法内容相衔接，形成养老服务发展法律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

完善养老服务发展考核体系。建立养老服务考核机制，将养老服务发展纳入国务院大督查和对地方党委政府考核内容。

建立养老服务财政保障体系。参考教育、医疗等行业财政支出情况，建议中央层面研究测算当前中央财政、中央彩票公益金、中央预算内投资等用于养老服务支出的总额，整合相关资金项目，探索建立合理的国家财政性养老服务支出机制，明确刚性支出比例，保障养老服务发展经费需要。从供给端，建设“兜底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服务供给体系。

邰丽华认为，参照针对残疾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零拒绝”政策，所有幼儿园应当承担接收本社区内特殊需要儿童入园的主体责任，保障适龄特殊需要儿童就近入园、应随尽随;教育、卫健、残联等多部门合作建立特殊需要儿童学前入园的台账登记管理系统;并优先采取普通幼儿园实施的学前融合教育，适当发展学前特殊教育。

岑旭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慈善事业的内涵外延发生重要变化，内涵从传统的慈心善举向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外延从传统的扶贫济困、救孤助残向增强未富人群的致富能力拓展。这就需要变革重塑慈善事业发展的思路理念，推动实现 慈善事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由小众型向大众型转变。 

他建议，要引导各类慈善组织将工作重心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转向统筹城乡发展，从“输血”救助转向“造血”帮扶。要鼓励慈善捐赠主体参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兴办普惠性非营利的幼儿园、养老院、医护点，在助老、助幼、助学、助医、助残等领域探寻新课题、开设新项目。要引入公益慈善经理人制度，探索发展慈善信托、家族基金等新载体新模式，推动慈善行业体系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

建议一： 完善慈善信托税收制度 ，解决慈善信托等专项领域税收优惠难题。

建议二： 大力发展慈善组织，强化并优化慈善活动主体 。对“三大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将其修订为《基金会条例》，并同步制定《社会团体条例》和《社会服务机构条例》；或者将事业单位法人包含其中，依民法典的分类与定位，制定统一的“非营利法人法”。

建议三： 建立并完善慈善信托双受托机制 。在推行双受托机制过程中，可以设立白名单机制。列入白名单的慈善组织应该具备等级评估5A以上、社会信誉良好，注册地、办公地或者项目活动地在备案地等条件。

建议四： 进一步健全慈善信托的相关运作机制 。以上市公司股权设置慈善信托的，不管受托人是慈善组织还是信托公司，都应该享受非交易过户的程序。如果该股权比例较高，进而涉及上市公司大股东变化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则应在要约收购豁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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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认为社会各方面还要从以下方面共同努力：首先，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教育，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身体保护、自我保护上的意识。让他们明确自己身体上的哪些部位属于敏感部位，是异性、同性都不能触碰的部位，辨别什么行为是性侵，需要第一时间告知自己的父母；其次，实施强制报告制度，这不仅是对被侵害人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对其他未被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同时要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建立相应的保密制度程序，避免造成二次伤害；第三，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曾经有性犯罪记录的犯罪分子要加强监管，严格限制这些人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教师、医生、保姆等；第四，要发挥抵御功能、教导技能，教会未成年人在遭受性骚扰、性侵害时如何抵制，预防侵害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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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华勇建议，加大政策引导，引导建立起帮扶贫困的良好风尚。可将慈善捐助与抵税、社会荣誉等挂钩，鼓励激发捐赠者的慈善意愿。同时，注意保护捐赠者的个人隐私权，不能道德绑架，要遵循自愿原则，防止强迫捐款。还要挖掘潜力，做到物尽其用，绿色节能，有组织地落实好捐款使用。还可根据受捐者的实际需求，就一些衣物、电脑、手机、家具甚至汽车等功能完好的二手物资通过有组织的方式捐助给有需要的人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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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胜建议，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外，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敏感信息的公益诉讼，特别是针对一些单位和部门安置的能够采集或诱惑未成年人同意采集敏感信息的，要关口前移，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及时防患于未然。

“不仅要重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还应深度保护未成年人面临的多重网络安全风险，诸如网络性侵、网络诈骗、网络暴力与欺凌、违法不良信息泛滥、隐私与个人信息泄露等。”李宗胜认为，上述网络安全风险面向不特定的未成年人群体，而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很可能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互联网治理涉及复杂的行政监管，网络平台和服务提供者往往拥有巨大的技术和商业资源。因此，应加大检察机关与公安、教育等部门协调配合力度，使检察机关通过提起相关公益诉讼，行使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法律监督职能。

他还建议，培养和储备一批既了解未成年人心理也懂得网络和公益诉讼的检察官队伍，并及时梳理相关指导案例，引导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周延礼表示，在实现三次分配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保险是重要的分配和保障机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保险业也会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应坚持创新，进一步在三次分配中发挥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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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弘扬企业家精神，制定涉企政策要多听市场主体意见，支持企业家专注创业创新、安心经营发展。对此，董明珠直言，“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这更有利于企业和政府之间各自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我相信未来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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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建议：适度放宽企业基金会注册门槛及业务范围限定，帮助企业提升从事公益事业的专业化水准；制定三至五年服务改革方案，强化对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专业指引与服务。探索新型捐赠方式，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公益创新。

同时，在捐赠行为之外，建议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公益创新，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和创新动能，主动提供“非捐赠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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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对前期未取得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全面审计，明确接受捐赠的款物用途及流向，对实际用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应准予捐赠企业在税前扣除，同时对不符合企业捐赠意向的违规行为进行追责，这样既净化了社会公益环境，也消除了捐赠企业的顾虑，捐的安心放心。

石磊还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激励力度， 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支出均可享受税前扣除等政策 ，这样既能增强企业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动力，也能推动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不同人员之间的合理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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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检察机关2022年重点办理一批红树林和泥炭沼泽湿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并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依托‘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推动建立红树林保护小区，将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红树林纳入保护范围，实现对红树林的全面保护。同时，探索将炭汇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增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实效。

黄超介绍，“以广西为例，广西沿海只有广西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只在北海市设立了6个红树林保护小区，大多数红树林都生长在自然保护区外或保护小区外。如果能实现统一管理，红树林会得到更科学有效的长效保护。”

“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与时代同频共振，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资源就是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黄超表示，“我很荣幸能为人民发声，为我们珍贵的自然资源发声，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和建议，让检察公益诉讼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