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慈善事业

CFF：40年，对您意味着什么？40年前，您在哪里？您个人从业经历了哪些变化？

房涛：40年前，我还在南京读中学。大学毕业后，首先去了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停薪留职来到了深圳，开始了企业高管的生涯。这段经历最重要的是让我感受到企业家的胆识和创富的艰难。在旁人不能拍板的时候，企业家敢于拿出全部身家去决定一件事，人们印象中觉得企业发展不错，但实际上企业也会经历官司、破产等困难，没有一分钱是大风刮来的，所以我非常珍惜企业家的捐赠，在服务捐赠人时，我希望为他们创造社会投资的价值。

再后来，我到了社会组织。2002年到2007年，我在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和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去香港和社会组织交流，包括香港工业总会、香港赛马会等，其在当地社群的影响力可与香港政府和汇丰银行媲美。2007年7月，我来到深圳市慈善会。

这些经历让系统性思考、跨界思维根植在我整个职业生涯里，对我现在做事情也有很大影响。

CFF：公益慈善事业或慈善会工作给您留下哪些美好回忆？有没有留下比较大的遗憾？

房涛：深圳市慈善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质，以及深圳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我本人有机会在这个岗位上全力以赴全职投入慈善工作，非常感恩。

我经常跟员工讲，快乐可能是你的外在获得了某些感受和资源，但是如果要幸福，一定是要有意义的。有时候幸福和美好也会伴随曲折和磨砺的过程，但意义之所以重要，在于我们内在的成长和收获的能量。因为启蒙捐赠人的慈善视界，帮助他们践行可持续的战略慈善，从而更透明有效地帮助受益人，而感受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慈善公益带给我最美好、最宝贵的财富。

因为这份工作，我能清晰地感知到捐赠人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当我们在设计或创新慈善产品时，很多人说不会有人做这件事，可我很坚定地说去试一下，一定有人会愿意的。有句网络流行语，“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有些人骨子里就有利他基因，不管是财富、时间、精力的投放，还是超越自我的强烈意愿，我在这个岗位上都有幸感知到。

此外，还有专业能力的学习与提升。我从来不觉得做慈善可以懈怠，我会以过往在企业工作的那种拼劲，不断给自己和组织设定目标。

我的慈善公益职业生涯最看重的是，能够融入整个国家与行业进步的大格局，看到人们对慈善认知和行为的不断进步。

至于遗憾，可能是时间和精力吧。企业家创业是九死一生，需要全身心投入，干慈善也一样。否则就无法在某个细分赛道做出外界能看到的成绩。但这样可能在身体和家人方面照顾不够，这是有遗憾的。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社会组织协商发展

顺应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趋势

CFF：公益慈善领域或者社会组织领域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协商，在党和政府方针政策中有一些话语权的人物，特别少。您有多年担任深圳市政协委员、常委的经历，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社会组织协商，您有怎样的体会?

房涛：2009年，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推荐社会组织负责人参选深圳市政协委员，统战、组织部门会同政协开展委员的遴选工作。我从那年开始任市政协委员，一届5年，第二届和第三届任常委。我非常感谢且珍惜政协这个提供锻炼与学习机会的平台。

我第一年的提案就是《如何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1994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提出了这个议题，那时整个社会没有多少人知道，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2007年，我花了两个月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才决定担任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当时读了厉以宁先生的理论，所以我在2009年的提案专写了这一点。

每年政协有四五百份提案，选到专题议政会发言一般只有六到八个人，当年市政协遴选我做了发言。除此以外，我当年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新生代劳务工如何融入深圳》。这两个话题体现了我代表社会福利界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作为。

参与市政协工作有一个优势，经常有政府部门到政协常委会报告工作。年初开政协会议，市长会提前两个星期开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报告初稿会与政协委员沟通交流。开全会时，市长全程以PPT来报告。深圳有较多关于营商环境的议题，是由经济委牵头，花三个月调研，做成五大本76篇的行业细分报告，并在政协常委会上宣讲，市长、分管副市长与各职能局都会作回应。政协平台帮助我开阔了视野，让我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生态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认知也内化到了我的理念创新中。

另外，通过政协，我们可以推动一些原本在慈善公益领域难以实现的事情。有一年市政协常委会，市金融办主任介绍深圳金融业创新，我举手发言，提出金融机构能不能给予社会组织贷款？美国第三部门就业人口占比将近10%，创造的GDP将近7%，中国和美国差距很大，我们不该满足于金融机构的小部分利润拿来做捐赠，应该将慈善植入到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与战略、业务模式里。

要贷款，首先要有贷款证，但按我们常规理解，社会组织的财产属于社会公共财产，没办法有贷款证，就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无法在金融版图里获得企业发展的金融杠杆支持。

金融办主任马上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组织要贷款？“社会服务”这四个字到底涵盖了什么？能够支付银行贷款的正常利息吗？能跑通这个流程吗？

我说非常愿意跟你们沟通，到你们局里做汇报。对方就说，今天开会坐第一排的有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还有银监局副局长，我们三方可以一起来讨论。

后面两个星期，我和团队不停和他们沟通。很快，人民银行就出了深圳社会组织第一张贷款证。类似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在慈善组织及行业内达成的。

社会组织是跨政府、跨企业的，只有熟知这三圈，才有可能做到好的社会组织协商。完全不懂政府站位，可能连和政府沟通都很困难；没有企业视角，跟企业就是鸡同鸭讲。很多社会组织掏心掏肺地讲自己的东西怎么好，但是完全不考虑对方作为资助方有什么样的需求和权益，这种对话是低效的。

其次，社会组织是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总书记在广东讲社会治理创新，特别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协商应基于平等、理性、包容、公开的原则，强调如何凝聚共识。

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我们过往在社会组织版图里更多强调的是内部视角，强调组织治理和管理、人才、项目、筹资等，总体在术的层面较多，但如果没法明道、取势，优术的层面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CFF：社会组织协商这个话题，我们在专访上海市民政局原局长马伊里的时候，她也多次提出来，社会组织好像在这块很弱，讨论也不多。

房涛：我非常欣赏马伊里提出的观点。在业界，她的角色很独特，因为她长期主管民政部门，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并且愿意输出思想，非常宝贵。基层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可能不一定能读懂她所想表达的东西，我也期待基金会论坛能够有更多类似这种基于深厚理论功底、丰富实务经验对中国公益慈善走势的解读，而且中间可以有一些知识生产的转换系统，让更多社会组织能够读明白。

慈善事业的生存发展之道

CFF：关于慈善会的改革，您曾经说过，从思维理念层面，很多慈善会还是以政府领导号召，或者当什么长为荣，还是以大企业捐多少钱为业绩。您之前提出应当让慈善会回归城市级的基金会的本来面目，用本土的资源解决本土的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团体是人的集合体，基金会是钱的集合体。就您这些年观察，什么才是慈善会的生存发展之道？适合慈善会的改革发展方向究竟为何？

房涛：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先生10月17日在中华慈善论坛提出“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我认为慈善会系统要凝聚共识做担当者。以前非常希望慈善会进行社会化改革，因为相比非公募基金会，慈善会作为区域捐赠的主渠道和枢纽型慈善组织，如果在研发筹资、项目运营、人力资源、技术基建以及款项使用、评估反馈、传播，还有资金保值增值等方面决策流程慢或是限制较多的话，慈善业务的内在能量释放不出来。所以我当时希望慈善会更多向先进的非公募基金会学习。

2018年后，社会组织以及企业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我对慈善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我越来越觉得慈善会系统应该旗帜鲜明、掷地有声地走中国特色慈善道路。我在政协会议上也提过，要把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我们的使命初心有机结合起来。

走中国特色慈善道路，是一个大题目，一方面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一方面是体现城市特质和社群需求。宁夏、西藏的慈善会不可能跟深圳的慈善会做一样的事，虽然没有高下之分，但特质不一样，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应以不同生态位，在中国特色慈善之路上，构筑慈心善行的星辰大海。

社会团体是社团法人，基金会是财团法人。慈善会系统比较特殊，以前有的学者提出它不伦不类。但我们如果不以西方慈善为尊，重新思考这个事，慈善会系统有没有可能是中国特色慈善的一种重要载体，担当一种公共型慈善的使命力量？

现在的慈善会在触达社会和市场的路径上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有紧迫感和行动力。一方面这弥补了原来缺乏的东西，另一方面政府对慈善会回应社会需求，例如党建引领、合法合规、透明公开、创新高效等，有了更多要求。未来我希望慈善会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得更好。

CFF：国家现在支持建设深圳、浙江和上海三类改革示范区，这三个地方的慈善会系统如果能够聚到一起，很期待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房涛：开放包容，各有特色，他山之石，共享共益。不同的主体形式最终奔向的都是高质量的慈善。怎么去做内核，怎么真正为人民群众做实事，这是穿透不同的组织和形式之后我们要获得的东西，也是它存在的根本意义。

CFF：慈善既是社会行为，也是经济行为。保值增值是慈善资产的应有之义。参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有研究表明，年度慈善捐赠占GDP比重稳定在1%以上，第三次分配对推动共同富裕的补充作用才算有实质性的体现。您在2015年的时候就对捐赠收入占GDP比重发表过观点，当时举的例子是江苏省，当年江苏迈入GDP万亿元省份俱乐部，而慈善捐赠收入只有不到14亿元。目前来看，经济基础强、公益慈善弱的现象仍未明显改观。您如何看待中国基金会行业当前和未来在这方面的价值和使命？您能否介绍深圳市在慈善资产可持续经营以及引导金融资本植入慈善基因方面的实践经验？

房涛：首先是慈善组织的保值增值。慈善资产要释放金融属性，让资产流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为什么没办法大做这方面的尝试？背后的缘故一是舆论对慈善的认知，认为慈善的安全性及其承载的道德要求，跟金融的风险属性无法兼容。政府、监管机构，审计等中间支持系统和大众，大多是这样的要求。如果你是决策者，你会迟疑或恐惧，这中间的一系列支撑体系没建构，责任的边界不清晰，所以我们没法操之过急。

二是中国的创富也就是三四十年的历程，人们对于财富的归属、慈善财富的处置，还未成熟。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风险也还是挺大的，排名前10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依然有不能兑付的。在保值增值方向，要有专业人才和金融技巧，并且有一些通道，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底层资产架构。

深圳市慈善会的保值增值仍然是通过银行的大额存单和结构性理财，收益并不高。我很钦佩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这个领域领先很多，人才和知识体系非常棒，保值增值产品的风险分散计划也非常专业，最后达到的效果也很好，值得我们学习。还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的理事会很有担当，责权边界清晰，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公益金融方向，深圳市慈善会还是多有探索。2012年我们跟建设银行开展了对深圳社会组织的免抵押免担保的低息贷款，这种公益信贷的尝试在全中国十分少见。我们也跟中国人寿尝试了公益保险，跟其他信托机构尝试了慈善信托，跟福田区政府尝试了影响力债券。

我们跟建行合作的公益理财项目，目前做了21期，4.89万人次参与。我们跟建行系统的16家分行，加上建信期货和建信信托，目前实际到账筹款超过900多万元，开展的项目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抗疫相关，同时，我们为金融从业人员提供慈善顾问培训，使得他们有意愿、有能力去挖掘和服务高净值人群的慈善需求。

整件事情的流程跑通，一开始设计公益理财产品，上到主流金融机构的产品序列中，成立建行的公益金融实验室，我们和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担任办公室承办者，在右端设计慈善项目，并去反哺左端捐赠人，形成闭环。这实际上也影响了很多原本对慈善没有认知和主动意志的人，他们有理财方面的需求，潜移默化参与到慈善体验和行为里，这很有意思。

我们做的事情获得了建行总行的表彰与大力支持，得以推广到16个省份。现在我们正在跟农行总行合作公益金融实验室。我很感谢这些合作伙伴，慈善组织如果只做常规捐赠，最多实现线性增长，但如果充分运用金融工具，吸纳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有可能形成指数级效应。这也是金融机构参与三次分配的应有之义。

最容易触达和影响高收入人群的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经济版图中占据顶端生态位。慈善组织如果能通过他们做思想启蒙和主营业务的渗透，虽然我们现在筹资的绝对数不大，但我非常看好类似的创新。

CFF：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公开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部分讲话。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提出要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要坚决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同时，也要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无止境的算法和压榨，资本的贪婪和血腥，劳动回报率长期远低于资本回报率的不公不义，等等。您最近也把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比喻成资本在某种程度上的救赎。这种救赎是否意味着三次分配或慈善的大好机会？

房涛：我对慈善行业整体发展一直是看多的，它跟人类自我实现的需求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求有关。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现在由中央和总书记旗帜鲜明提出来，需求层次上升的速度会更快，规模也会更大。

总书记讲到“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强调的是我们现有财富分配，还不算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而是像天线三角形，上面是细的直杆，下面是一个特别大的扁平基座。基座人群数量大，而高净值人群对财务的占有是巨大的。国内基尼系数曾超过了0.491，克强总理也说全国有9.46亿人月收入是在2000人民币以下。

我们未来要让这个天线三角型的财富分配结构变成橄榄型。这就要对劳资分配进行调整，资本的收益往下流动一些，劳动的收入提升一些。原有的金字塔尖的存量，里面无序扩张的部分，不合法、不合规、不合理、不合情的部分，都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另外对于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刘鹤副总理也讲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现在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我认为共治共享的前提是共建，共富的前提是创富，在这点上深圳市做得不错，推出了企业家日，对民营企业非常重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至于我讲的资本的救赎，政府对民营企业家、对财富创造者的想法是很在乎的，有些企业家在政策解读上可能会产生内在恐慌，我们应该去关注并对话，看见他们的情绪，聆听他们的想法，分享与其行业和生命周期相关的社会创新机遇，这样才能跟他们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足够地尊重企业家在创富上的核心竞争力，要理解大家不同的敏捷和盲点，才会有效果很好的对话。另外，疏导的过程中，方法也很重要。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内循环为主发展格局要有足够的消费来支持，聚全力解决“卡脖子”的难题，内外双循环才有更大的话语权；政府也需要对企业家有足够的信任，他们对党的忠诚和自我实现的觉察，都是值得鼓励的。

有一次我在跟企业家讲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时候，有位知名企业家连竖三次大拇指，他说我自己也不喜欢无尽的贪婪算法，但是系统排名、股东和高管的诉求、资本对赌要求等现状很难改变，自己有时候也觉得赚太多钱，心里有亏欠。他现在正积极筹备成立基金会，我觉得这很好，也帮助他设计一些合法合理的制度性保障和行动方案。

CFF：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于“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这句话，我们发现官方和民间的理解不太一样。民间有的理解是因为管理不规范，所以是管理应当更加规范；官方的理解更多是公益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自身不规范，所以要更加规范地管理。您如何理解和领会这句话？

房涛：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是加强公益慈善事业的规范管理。首先是党政机关在法治和监管方面，比如《慈善法》也正在酝酿修法，我们要从立法和监管的层面认知慈善事业如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业。我们要提升政务和监管的现代性和精细化，让监管服务于这个行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第二是整个社会舆论需要进步。慈善会系统应率先跳脱出“一荣不俱荣，但一损俱损”的慈善认知和尴尬耗损圈。舆情应不纵容人性双标、不放大慈善行业中的瑕疵，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

第三是慈善组织自身的治理和管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做实事，要有公信力，时刻紧绷“严格管理才能走得远”这根弦，才能不负新时代赋予慈善事业的光荣使命。

第四是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企业要把CSR、ESG、SDG提到议事日程。企业和个人应该对收入和财富有更好的安排，一部分用于消费，还有一部分用来支持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实，财富传承之中很重要的是家族慈善精神，凝聚家族荣耀。仅有慈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善行。慈善在财富之避险、链接、开源、节流、传承中贡献着积极作用。

基金会行业与第三次分配

CFF：您之前提出，在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的慈善公益占GDP的比重以及它带来的就业和创造的价值，都将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您如何看待中国基金会/慈善会行业在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方面的价值和使命？基金会/慈善会行业如何帮助做大中国公益慈善或第三次分配的蛋糕或市场？

房涛：慈善会和基金会等作为三次分配的主要载体及使命担当，除了我刚才讲的政策解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怎样实现从第三次分配到第一次分配的穿越，从而把公益慈善植入到财富创造过程当中去。现在大部分的善款还是用捐赠的方式，基金会或者基金的方式，还有慈善信托、影响力投资等产品，还没有跟财税规划系统相关联，也还没有形成全国或区域的领军产品。并且现有工具的有效性、人力资源的瓶颈、组织的主体的多元化、主流的互联网平台应用等等都有待关注。

现在国内捐赠资本的量还是比较局促的，一年大约1500亿左右人民币，跟美国比起来差距很大。这个量的多少是伴随着不同的主体和工具而变化的，国内现在尚未有足够的政策倾斜和人才，在慈善版图上向国际先进的经验去学习和借鉴。无论是我们自身的认知、学习力的提升和教化培育方面的意识和能力都还不足够，所以慈善公益组织担纲三次分配的主场角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效是慈善最珍贵的品格。我们做了捐赠人五级服务体系：个人、家族、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大型企业、跨国企业。他们做慈善的动机、方式、路径或许都不一样，应该对不同的层级提供适配的产品，而不是泛泛地谈情怀。在捐物上面，比如说物款置换、物物置换、物服置换，捐股权的、捐房产的、捐创意的、捐广告的、捐知识产权的等等，需要有明确的架构设计。在一些重点版图上，比方说老有颐养、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病有良医、弱有众扶，以及慈善支持基础科研、碳中和、住有宜居等，我们在未来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三次分配不要集中在可见的财富上，也不要只局限在收入分配上。金锦萍老师提出要培育志愿精神和价值理性。我说“自由有价，信念亦有价”，这个“价”就是对财富的捐赠或者社会自治过程中资源调剂共享的认识，这是要慢慢培育的。

CFF：把三次分配植入财富创造，进行基础性制度安排。同时，要建设基础设施，开发支持工具，提供适配不同财富人群的慈善公益产品，这很有意思。

房涛：慈善组织不能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或者一味的教条做事，而应该主动思考利益相关方和社会需要什么，不同区域不同社群的痛点和堵点是什么，用什么样的现代慈善公益方法论作用于此，要穿越外在形式，去看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会非常有意义。

对基金会的展望

CFF：基金会行业的历史和记忆需要记录和沉淀，公益慈善的思想和精神需要讨论和传承。您对基金会论坛和长青图书馆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有何期待？

房涛：基金会论坛的团队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来做公益行业的交流沟通、记录整合、归纳总结，非常有意义，我很看好这个板块的持续发展。我们会持续关注和支持这件事情。

对基金会论坛，我提两点期待。第一是建构底层理论和研发。我建议你们对国内过往的学术理论和国际上的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和筛选，去芜存菁，以平台的身份去持续关注跟中国特色有关的底层理论，如果真的在这方面有高质量的输出，是能够指导十年二十年的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影响和启蒙一批人。

第二是在实践方面要去做分类催化、合并同类项。现在行业里产出的东西多，一块一块的比较散，把每一个点单独拎起来又不够亮，整体上就很模糊。中国慈善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吾辈当自强不息。

我建议基金会论坛要在不同的层次上强化“极”，表达的东西一定要差异化，并做深做透。深圳早年重点做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科技城市的标签就打出来了。中国慈展会连续九届在深圳举办，基金会论坛落地不同城市，要把城市的“社会极”想明白，目标人群会很清晰；与慈展会有更多打通，也会给大家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长青图书馆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10年、20年甚至50年以后，它的意义就会更加凸显。有人从零开始去做这件事情，非常感谢并点赞。我对长青图书馆的建议是要做内容和形式、用户和传播的跨界打通。如果只偏重于学术性，只有公益界的人士能去看，那就可惜了。跨界打通并且产生嵌入式的影响，对于长青图书馆的存在效能和可持续运营非常重要。

CFF：上周，徐永光老师在接受我们专访时提出，公益行业里面，中生代要强大起来。中生代的强大，代表着中国公益的未来。您如何看待徐永光、王振耀、丘仲辉、杨团等老一代公益人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影响？对现在的青年公益人，您有何期待？

房涛：老一代专家学者思想引领的光芒照耀，他们的勤勉和不断的输出，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研究，特别是他们对于慈善公益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和情感，使得我们尊称他们为行业的老师和带领者。

时代总是要变迁的。永光老师讲的“中生代的担当”是肯定的。特别是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主题里面，每一代人都要有担当。我要强调的是，这里提的老一代或者新一代不是根据年龄来确定的，而是思想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管年龄多少，他的情怀、学习力、创造力一直处于领先状态，我是非常钦佩的。

我对于新一代的期待，希望你们思考如何把原创科技和慈善行业结合起来。我非常钦佩并称赞最近深圳市民政局提出的以慈善支持原创科技、基础研发的议题，与国际有效对话，用国际通行的政企社融合资本和流程、语境去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深港“双城三圈”和文化融合等议题，这一系列的新概念都需要融入到青年公益当中，我期待并相信青年公益必将成为主流。

CFF：2021年，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基金会论坛2021年会的主题是“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对于基金会行业或慈善会系统在未来5年乃至15年新征程上的表现，您有什么祝福和期待？

房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不管是慈善会还是基金会行业，在未来5年10年，都要服务于满足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慈善会和基金会作为本应受尊重的行业主体，其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从业人员的尊严，和行业的“质”和“量”是紧密关联的。

人的现代性和文明底线的提升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管是面对贫困的本质原因，还是在城市社区基金会治理中，当中国人均产值总体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不可能只局限于满足于安全和生存的问题，大众的思想行为需要往自我实现的精神方向去引领，同时这也是前沿市场和不断创新的需求。对于国家、民族，包括慈善公益领域的人来说，我们要更为前瞻性地解读现代性的发展趋势和人的终极需求共同努力。

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