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文学大师,同时也是情书大师。我总觉得,看他的情路历程与撩妹之技能,以及写情书的空前绝后之决心和情书的质量,大约只有写出《爱你就像爱生命》的王小波可以相媲美一下。
但是,两人之间是有区别的,王小波的情书带着满满的真纯与自然,幽默与爱意在情书里肆意流淌,闪耀着金子般的光泽。而读沈从文的情书,总觉得辞藻优美,过于刻意,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情书有文学作品般的展示与展览感。
那段被无数人引用的情话之最:“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段话确实是沈从文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因为他只喜欢“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张兆和特别符合这个人设,于是,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想象中的张兆和。
而我们来看王小波的情书:你好哇,李银河。直白得可爱,不管全世界的脸色,我眼里只有你一个。以及那句:一想起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让你读起来不自主地想裂开嘴角跟着会心一笑——这个丑男人真真的可爱。并且我觉得,如果不是王小波的离世,这些情书很大可能不会被人所知,因为王小波身上没有表演欲,而李银河完全能get到王小波的才华与不俗,他们俩从决定相爱那天起,就一起站在了平等的砝码上。
这两对儿的爱情,虽然风马牛不相及,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放到一起比较。李银河回忆他与王小波的爱情时,有这样一段俏皮的解读:
“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俩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反过来的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当时他对自己还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有一次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想象了一下未来的情景,对他说:即使没成功,只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 
看看,王小波喜欢有趣,而李银河只求快乐,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完全对等,这样的爱情才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所以,这两对儿的爱情尽管都以情书扬名,但其中的差距却隔着一个太平洋的距离——那就是,灵魂是否互相认可与合拍。 
1928年,身为教师的沈从文在课堂上对18岁的张兆和一见钟情。张兆和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三小姐,是个背景强大的白富美,而当时寂寂无名的穷困小子沈从文,暗下决心要追到他心目中的“正值最好年龄”的女孩子。 
张兆和根本就没有看上沈从文,她不无戏谑地称沈老师为“癞蛤蟆13号”——看见这种讨厌程度没?癞蛤蟆都不够级别,竟然排到了十名外。但是沈从文如何甘心呢?他拿出了自己文学青年最擅长的套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由情书展开并铺就的爱情剧就此拉开帷幕。
近50年后的1977年,李银河结识了王小波。虽然王小波也用了凌厉的攻势,但两人的媒人是王小波的那本《绿毛水怪》,我相信,当年这本描写情窦初开少男少女恋爱的书(当时是手抄本),一定深深地打动了李银河。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这些诗意的语言,当时就已经深深击中了李银河,他们彼此懂得并互相欣赏,这些诗意的美,在李银河的眼里生动而有趣,美好而旖旎,她迷醉并快乐着这种灵魂的相遇。

而张兆和对沈从文疯狂的爱情完全不当回事,对那些华丽的情书更是不屑一顾。她甚至去找当时的校长胡适,希望胡适阻止沈从文。胡适却替痴情的沈从文辩护:“他很顽固地爱你。”张兆和则针锋相对地回答:“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这回答得够决绝了吧?可沈从文依旧没有放弃,继续强烈攻势:
“我求你以后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
这样的爱情,真的低到了尘埃里,但凡低到尘埃里的爱情花朵总是不健康的,带着病恹恹的乞求感,聪明凌厉如张爱玲者,尚且被爱情打败在了尘埃里,更何况别人呢。
后来的后来,张兆和总算接受了沈从文,看起来才子佳人好登对,但有人问张兆和为什么嫁给沈从文,她的回答耐人寻味:“他的信写的太好了!”
而沈从文好像也问过张兆和同样的问题:“你到底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而张兆和关于这个问题,也有过一个绕口令般的反问:“你爱我,与其说爱我,还不如说是爱给我写信。”
这样问来问去需要反复求证的我是否爱你你是否爱我,很有几分滑稽感。俩人缺乏灵魂上的某种相遇感,都在迷雾重重中探寻对方而不得。他们的爱情说到底,其实爱的并非对方,一个爱自己设计的虚幻中的对方,一个被尘埃中的爱情幻像勉强打动。
这样的两个人步入婚姻,很多的尴尬就在所难免了。
张兆和并非是沈从文想象中的浪漫仙子,婚后的她,恰恰是个务实的会过生活的女人。翻翻他们的家书,就可以看到无数这样的桥段:张兆和总是在絮絮叨叨规劝沈从文为稻粱谋,脚踏实地,过好俗世生活。而沈从文依旧沉醉在自己的幻梦中,他希望他心中的女神继续做翻译,写文学,继续保持文艺女神的范儿。这可能吗?
张兆和后来几乎充满了怨怼,她说自己要带娃,要养家,哪有时间从事那些事情呢?理想与现实,就这样赤裸裸地横亘在两人之间,一个继续走在自己虚幻的梦里,一个早已是清醒的现实者。孰是孰非,其实并无定论,很大程度还在于两人灵魂上的不合拍。
但奇妙的是,无论现实婚姻如何不堪,沈从文的情书却是一枚奇妙的治愈系良药,依旧能治疗苟延残喘的家庭,依旧能顽强地拯救他自己。哪怕最灰暗的时期,沈从文仍然坚持给张兆和写信,某封信中如此写:
“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读来心酸吗?对沈从文来说,他似乎并不盼望张兆和的热烈回应,而只是借写信慰藉自己孤苦的心灵。

其实关于信的故事,张允和(张兆和的二姐)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曾提到:
“1969年,沈从文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般又伤心又快乐。"
这个细节,何其让人唏嘘慨叹啊。张兆和尽管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但婚后的两地书,更多的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而非情爱锦书。且张兆和并不欣赏沈从文笔下的故事,以至于总是想改动里面的语法……
两个人的不合拍比比皆是并不奇怪,因为出身背景和气质爱好都相去甚远,贵族小姐的张兆和并不欣赏乡野小子沈从文笔下那份野趣与张力,而来自爱人的欣赏多半是沈从文最念念欲得的,却终其一生没有得到。
很多时候,我为这两个人的婚姻深深叹息,一个最悲哀的现实就是——从来,沈从文爱与怀念的都不是嫁到他身边的这个现实而理智的张兆和,而是多年前愿意给他回信,叫他三哥的那个调皮娇嗔的三三。
反观王小波与李银河,王小波的一切在李银河眼里都是有趣而灵动的,李银河这样描绘王小波的作品:
“那本小说(指《绿毛水怪》)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说写的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注意,拨动心弦,这才是能萌动爱情的最佳打开方式。
所以,李银河才如此挚爱王小波,她说:
“我对他的感情是无价的,他对我的感情也是无价的。世上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的情感。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里,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的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而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爱与浪漫,是个至死不渝的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张兆和的现实与冷静恰恰阻碍了这份理想,沈从文的浪漫在张兆和这儿根本得不到回应。于是,理想主义的沈从文自己构建了一个城堡,把他心目中的“三三”永远放在了里边。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在《从文家书》里印证了这种不合拍:“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世上感情种种,本没有绝对的对错,这两对的爱情,也无绝对的高下之分。让人唏嘘感慨的,无非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相遇,究竟是隔了千山与万水,终究不能相认,还是如同星辰与大海,一刹那间就能相映入骨,不负相逢。
只想说,愿每个相爱的灵魂,都能相遇在爱情的路上。
-end-
作者:冰儿,热爱文学,崇尚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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