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文学大师，同时也是情书大师。我总觉得，看他的情路历程与撩妹之技能，以及写情书的空前绝后之决心和情书的质量，大约只有写出《爱你就像爱生命》的王小波可以相媲美一下。
但是，两人之间是有区别的，王小波的情书带着满满的真纯与自然，幽默与爱意在情书里肆意流淌，闪耀着金子般的光泽。而读沈从文的情书，总觉得辞藻优美，过于刻意，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情书有文学作品般的展示与展览感。
那段被无数人引用的情话之最：“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段话确实是沈从文最真实的心理状态，因为他只喜欢“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张兆和特别符合这个人设，于是，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想象中的张兆和。
而我们来看王小波的情书：你好哇，李银河。直白得可爱，不管全世界的脸色，我眼里只有你一个。以及那句：一想起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让你读起来不自主地想裂开嘴角跟着会心一笑——这个丑男人真真的可爱。并且我觉得，如果不是王小波的离世，这些情书很大可能不会被人所知，因为王小波身上没有表演欲，而李银河完全能get到王小波的才华与不俗，他们俩从决定相爱那天起，就一起站在了平等的砝码上。
这两对儿的爱情，虽然风马牛不相及，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放到一起比较。李银河回忆他与王小波的爱情时，有这样一段俏皮的解读：
“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俩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反过来的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当时他对自己还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有一次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想象了一下未来的情景，对他说：即使没成功，只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 
看看，王小波喜欢有趣，而李银河只求快乐，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完全对等，这样的爱情才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所以，这两对儿的爱情尽管都以情书扬名，但其中的差距却隔着一个太平洋的距离——那就是，灵魂是否互相认可与合拍。 
1928年，身为教师的沈从文在课堂上对18岁的张兆和一见钟情。张兆和是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张树声的曾孙女三小姐，是个背景强大的白富美，而当时寂寂无名的穷困小子沈从文，暗下决心要追到他心目中的“正值最好年龄”的女孩子。 
张兆和根本就没有看上沈从文，她不无戏谑地称沈老师为“癞蛤蟆13号”——看见这种讨厌程度没？癞蛤蟆都不够级别，竟然排到了十名外。但是沈从文如何甘心呢？他拿出了自己文学青年最擅长的套路，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由情书展开并铺就的爱情剧就此拉开帷幕。
近50年后的1977年，李银河结识了王小波。虽然王小波也用了凌厉的攻势，但两人的媒人是王小波的那本《绿毛水怪》，我相信，当年这本描写情窦初开少男少女恋爱的书（当时是手抄本），一定深深地打动了李银河。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这些诗意的语言，当时就已经深深击中了李银河，他们彼此懂得并互相欣赏，这些诗意的美，在李银河的眼里生动而有趣，美好而旖旎，她迷醉并快乐着这种灵魂的相遇。

而张兆和对沈从文疯狂的爱情完全不当回事，对那些华丽的情书更是不屑一顾。她甚至去找当时的校长胡适，希望胡适阻止沈从文。胡适却替痴情的沈从文辩护：“他很顽固地爱你。”张兆和则针锋相对地回答：“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这回答得够决绝了吧？可沈从文依旧没有放弃，继续强烈攻势：
“我求你以后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
这样的爱情，真的低到了尘埃里，但凡低到尘埃里的爱情花朵总是不健康的，带着病恹恹的乞求感，聪明凌厉如张爱玲者，尚且被爱情打败在了尘埃里，更何况别人呢。
后来的后来，张兆和总算接受了沈从文，看起来才子佳人好登对，但有人问张兆和为什么嫁给沈从文，她的回答耐人寻味：“他的信写的太好了！”
而沈从文好像也问过张兆和同样的问题：“你到底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而张兆和关于这个问题，也有过一个绕口令般的反问：“你爱我，与其说爱我，还不如说是爱给我写信。”
这样问来问去需要反复求证的我是否爱你你是否爱我，很有几分滑稽感。俩人缺乏灵魂上的某种相遇感，都在迷雾重重中探寻对方而不得。他们的爱情说到底，其实爱的并非对方，一个爱自己设计的虚幻中的对方，一个被尘埃中的爱情幻像勉强打动。
这样的两个人步入婚姻，很多的尴尬就在所难免了。
张兆和并非是沈从文想象中的浪漫仙子，婚后的她，恰恰是个务实的会过生活的女人。翻翻他们的家书，就可以看到无数这样的桥段：张兆和总是在絮絮叨叨规劝沈从文为稻粱谋，脚踏实地，过好俗世生活。而沈从文依旧沉醉在自己的幻梦中，他希望他心中的女神继续做翻译，写文学，继续保持文艺女神的范儿。这可能吗？
张兆和后来几乎充满了怨怼，她说自己要带娃，要养家，哪有时间从事那些事情呢？理想与现实，就这样赤裸裸地横亘在两人之间，一个继续走在自己虚幻的梦里，一个早已是清醒的现实者。孰是孰非，其实并无定论，很大程度还在于两人灵魂上的不合拍。
但奇妙的是，无论现实婚姻如何不堪，沈从文的情书却是一枚奇妙的治愈系良药，依旧能治疗苟延残喘的家庭，依旧能顽强地拯救他自己。哪怕最灰暗的时期，沈从文仍然坚持给张兆和写信，某封信中如此写：
“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读来心酸吗？对沈从文来说，他似乎并不盼望张兆和的热烈回应，而只是借写信慰藉自己孤苦的心灵。

其实关于信的故事，张允和（张兆和的二姐）在《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里曾提到：
“1969年，沈从文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般又伤心又快乐。"
这个细节，何其让人唏嘘慨叹啊。张兆和尽管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但婚后的两地书，更多的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而非情爱锦书。且张兆和并不欣赏沈从文笔下的故事，以至于总是想改动里面的语法……
两个人的不合拍比比皆是并不奇怪，因为出身背景和气质爱好都相去甚远，贵族小姐的张兆和并不欣赏乡野小子沈从文笔下那份野趣与张力，而来自爱人的欣赏多半是沈从文最念念欲得的，却终其一生没有得到。
很多时候，我为这两个人的婚姻深深叹息，一个最悲哀的现实就是——从来，沈从文爱与怀念的都不是嫁到他身边的这个现实而理智的张兆和，而是多年前愿意给他回信，叫他三哥的那个调皮娇嗔的三三。
反观王小波与李银河，王小波的一切在李银河眼里都是有趣而灵动的，李银河这样描绘王小波的作品：
“那本小说（指《绿毛水怪》）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说写的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注意，拨动心弦，这才是能萌动爱情的最佳打开方式。
所以，李银河才如此挚爱王小波，她说：
“我对他的感情是无价的，他对我的感情也是无价的。世上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的情感。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里，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的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而沈从文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爱与浪漫，是个至死不渝的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张兆和的现实与冷静恰恰阻碍了这份理想，沈从文的浪漫在张兆和这儿根本得不到回应。于是，理想主义的沈从文自己构建了一个城堡，把他心目中的“三三”永远放在了里边。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在《从文家书》里印证了这种不合拍：“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世上感情种种，本没有绝对的对错，这两对的爱情，也无绝对的高下之分。让人唏嘘感慨的，无非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相遇，究竟是隔了千山与万水，终究不能相认，还是如同星辰与大海，一刹那间就能相映入骨，不负相逢。
只想说，愿每个相爱的灵魂，都能相遇在爱情的路上。
-end-
作者：冰儿，热爱文学，崇尚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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