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日，渝州秋霁。晨雾漫朝天之阶，江声走两川之岸。岁值抗战胜利八十有一载，重庆晨报推樊家勤先生《血火交织的西迁往事》一文。展卷读之，恍然如临旧岁，涛声、号声、弹声、机声，纷至沓来，撞人心胸，久不能平。

知樊先生者，皆知其文非应景之笔，乃毕生心血之所凝。先生本渝中宿警，半生案牍，早岁与档案故纸结缘，便耽于渝州地方史乘，尤深耕红色记忆凡三十余载。昔年执笔《周恩来在重庆》，历二十二载寒暑，遍访红岩、曾家岩、桂园诸旧址，穷搜各级馆藏之散佚档案，踏遍山城街巷之革命遗迹，数易其稿，屡勘虚实，终成扛鼎之作，世称渝州第三代红色文学之旗。其后《贺龙在西南》《虎穴斗智》《猫儿村轶事》相继付梓，或写开国元勋经略西南之峥嵘，或写隐蔽战线虎穴斗智之风云，或写公安基层守土安民之初心，莫不恪守“以史料为骨，以人情为魂”之旨。不尚空泛宏大之论，专事打捞历史褶皱中湮没之身影；不逐浮华辞藻之工，惟求还原岁月烽烟里滚烫之初心。此篇西迁往事，正其毕生创作风骨之所聚：以三事贯全史，以群像见精神，写尽八十年前救亡图存之峥嵘。

一、峡江抢运：民力撑起的实业敦刻尔克

其一曰峡江抢运，诚中国实业史上之“敦刻尔克”也。

武汉既陷，宜昌塞衢。三万难民、九万吨军械器材委积于岸，上自军工器械、钢铁油料，下至故宫南迁文物、厂矿机器，弥望皆是。而上游三峡航道狭险曲折，滩多浪急，险滩如巨兽獠牙，大船不得径上；又值长江枯水之期，可通航者仅四十日，日寇步骑日逼，敌机临空频炸。以当时民生公司常运力计，毕其功需一载有余，识者皆以为不可为。

时卢作孚先生领民生公司，临危受命，集工程师、老船工于地图前，熬数宵而创“三段运输法”：宜昌至三斗坪江面开阔，大船往返驰之，如接力之首棒；三斗坪至万县江面收窄，中型船辗转接之；万县至渝州滩多水浅，小型船、木舟、拖驳群集运之。此法本昔年破解川江枯水困局之智，至此竟成救亡图存之钥。

是役也，民生投主力轮船二十二艘，征民间木船八百余只，全员昼夜不息，以命相搏。昼则敌机俯冲轰炸，水柱冲天，船毁人亡者相继；夜则火把连岸数里，号子震彻山谷，船工、纤夫、士兵、学子，乃至沿岸村妇老叟，皆投身装卸拉纤之列。樊先生写纤夫之状，尤令人泣下：“光着脊背，弓着腰，粗粝的纤绳勒进肩头的血肉里，一步一步、一寸一寸，把满载军火的木船拉过险滩。”夫敦刻尔克之退，赖盟军铁甲护航、举国军力调度；宜昌之迁，惟民间船队、两岸民夫，以血肉之躯赴汤蹈火。无军令而万众一心，无甲兵而众志成城。

四十日间，竟毕一年之运量，中国民族工业之核心血脉得以保全。其后西迁厂矿落地渝州、川中，支撑起大后方军工与民用工业体系；而东下回程之舟，载川军子弟出夔门、赴荆楚，奔赴抗敌最前线。一西一东，一撤一进，长江遂成中华民族之生命动脉。

二、燕窝沉舟：永不沉没的文化火种

其二曰燕窝沉舟，乃文化救亡之路的血染丰碑也。

工业西迁，所以存国之体；文化与革命力量西迁，所以铸国之魂。武汉告急之际，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社同仁奉命分四批西迁入渝：第一批先驱赴渝筹备，第二批转道西安迂回，第三批押运设备缓行，第四批人数最众，由李克农、潘梓年率之，登“新升隆”轮溯流而上。遵周恩来同志“西迁难民皆是同胞，能多载一人便多载一人”之嘱，船中复载逃难同胞五十余人。

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江面，四架敌机猝然临空俯冲，炸弹呼啸而下，轮船中弹起火，江水倒灌，船体缓缓沉于江涛。是役殉难者，八办与新华日报同志二十五位，难民五十余众，合计八十余魂长留深秋江底。樊先生不铺陈惨烈之状，独点出殉难者之平生：有初执笔之青年记者，有历风雨之共产党员，有新婚未久之新郎，有子在襁褓之父亲。寥寥数语，便将冰冷伤亡数字，还原为一个个有家有念、有血有肉的生命。 

是年冬，重庆社交会堂为烈士举行追悼大会，万众垂泪，同悼忠魂。今燕子窝江畔立有“新升隆”轮遇难烈士纪念碑，陆定一同志亲笔题额，熊复同志撰文志铭，江水日夜奔流，如诉如歌，与英灵长相伴。世人多知红岩村为渝州红色地标，殊不知此武汉至重庆千里长江航道，本即鲜血铺就之红色征途。《新华日报》入渝后，于日机狂轰滥炸中坚持出报不辍，发救亡之强音，凝举国之士气，正乃对殉道者最好之告慰。沉船虽没，火种不灭；斯人已逝，文魂永存。

三、钢都重器：一台蒸汽机的百年家国史

其三曰百年蒸汽机，乃国运沉浮最沉默之实物见证也。

樊先生终篇落笔于重庆工业博物馆之镇馆重器—一台通体黝黑、锈迹斑驳的百年蒸汽机。此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英吉利谢菲尔德厂所造，八千马力双缸卧式，长十丈，重二百五十吨，昔湖广总督张之洞引入汉阳铁厂，为中国近代轧钢工业首台大型轨梁轧机原动机，堪称中国钢铁工业之“心脏”。今寰宇同型者仅存二台，一留英伦故土，一立渝州钢城。

抗战军兴，汉阳铁厂奉命西迁，工人含泪将此庞然大物拆解编号，分批装船逆江而上。孰料装载核心部件飞轮曲拐轴之船，于宜昌江面遭日机轰炸，船体四分五裂，巨轴沉于江底。及三万两千吨设备悉数运抵大渡口，此蒸汽机唯余汽缸底座，残缺搁置江滨，任凭风吹雨打，锈蚀蒙尘。终抗战十四载，未闻其轰鸣之声，此诚山河破碎之际中国工业命运之沉痛缩影。

新中国鼎革，一场跨越十余年之“寻骨修复”悄然展开。勘探人员于当年沉船水域反复搜求，终将沉睡江底十五载之飞轮曲拐轴打捞上岸；缺失零件，或访汉阳兵工厂旧址觅得遗存，或由重钢工匠自主锻制，或向鞍钢求援定制。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沉寂半世之巨器重启轰鸣，声震钢城，成功轧出新中国第一根国产重轨。此批钢轨，尽铺于成渝铁路——新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修建之铁路。

其后三十余载，此老机器始终奋战生产一线，见证重庆钢铁工业崛起，亦见证新中国工业化漫漫征程。一九八五年，节能改造大潮中，电动机代蒸汽机而起，此中国最后一台蒸汽动力轧钢原动机，遂正式功成身退，安立于工业博物馆门前，为镇馆之宝。樊先生比之“饱经沧桑之老兵”，可谓至当。一身锈迹，便是三部中国近代史之年轮：晚清洋务运动之自强梦，抗战西迁之流离劫，新中国建设之复兴路。 

四、笔底丹心：卅载打捞史魂的赤子情怀

读罢三章，掩卷长思，更知樊先生为文之深、用情之挚。

先生半生戎装警服，与档案卷宗为伴，本可安于案牍，却自囚于冷史故纸之中，以一片赤子丹心，投身山城记忆之打捞。三十余载寒暑不辍，足迹遍于渝州山水巷陌，心神交于昔年英烈忠魂。时人写史，多热衷帝王将相、名流巨子，以宏大叙事博眼球；先生写史，偏钟情于纤夫之肩、烈士之血、旧器之痕，于细微处见精神。他深知，大历史之巍巍殿堂，本由无数无名者之血肉堆砌；青史之寥寥数笔，背后是万千滚烫之人生与未凉之忠魂。 

昔太史公作《史记》，不独记帝王世家，亦为游侠、刺客、货殖立传，其义正在：国之历史，非肉食者独谋，乃匹夫之责、万民之业。樊先生之文，正承此史家遗风。他写宜昌大撤退，不止于卢作孚之运筹帷幄，更写两岸纤夫勒进骨肉之纤绳；他写“新升隆”之难，不止于战略转移之意义，更写二十五位烈士身后之家国情怀；他写百年蒸汽机，不止于工业成就之辉煌，更写一台机器背后之国运沉浮。

他以一支笔，为湮没于江波之忠魂立传，为沉默于岁月之普通人发声。让八十余年前的号子声、爆炸声、机器轰鸣声，穿越时空重响于今人耳畔；让那些未曾留下姓名之牺牲者，重新活在文字之中。此非仅笔墨之功，实乃丹心所注。

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然则存人之史，必先有秉笔直书之人。樊先生三十载如一日，坐冷凳，翻故纸，访旧址，写忠魂，不为浮名，不为世利，只为不负那段山河破碎之岁月，不负那些舍身赴难之英灵。此乃当代文人之担当，亦乃史笔之丹心。

江声浩荡，不舍昼夜；笔底丹心，薪火相传。八十一年前，无数人逆流而上，以血肉护山河，以忠魂铸国魂；八十一年后，樊先生援笔而书，以文字忆峥嵘，以真情传精神。西迁之烽烟虽远，而不屈之风骨长存；历史之波涛虽逝，而爱国之丹心永照。

此一卷文字，不独为纪念，更为传承；不独为告慰先烈，更为激励后人。而先生半生坚守、笔耕不辍本身，便是对西迁精神最好的传承——如川江之水，百折而不回；如赤子之心，历久而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