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的午夜，是有声音的。嘉陵江的涛声隔着几重街市隐隐传来，像旧时光里的更漏，一下一下，敲在夜的深处。我坐在茶几旁，一盏孤灯，一杯凉茶，指间摊开的是阿蛮先生的《逆神》。

纸页泛黄，墨香幽微，仿佛这本书在岁月里沉了太久，此刻被我翻开，便有一股潮湿而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像热带雨林里终年不散的雾，又像重庆深秋清晨那层化不开的薄雾。我读得很慢，不是因为文字艰深，而是因为每一个段落都沉得像浸了水的棉絮，轻轻一拧，便能挤出那个年代特有的腥涩与温热来。作为与那段岁月相隔了半个世纪的后生晚辈，我原以为自己翻开的不过是一段遥远的往事，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橱窗的旧物。然而阿蛮的文字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不设玻璃，不立围墙，只是平静地将你拉进格拉河畔的茅草屋里，让你听见水蛭落进溪水的声响，闻到知青们浣衣时皂角的清苦，感受到欧阳晓星在那个燥热午夜忽然惊觉身体变化时的心跳。第一章初潮读罢，窗外已是万籁俱寂，唯有江声依旧。我合上书，久久不能言语。胸中翻涌的不是愤怒，不是哀伤，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近乎敬畏的东西——那是面对生命最原始的绽放与最猝然的凋零时，人类所能生出的最庄严的沉默。

我读《逆神》，是从自序开始的。这习惯并非刻意，只是翻开书时，那篇不足两千字的自序像一扇虚掩的柴门，你若不推门进去，便无法真正知晓门后的天地。阿蛮在自序的开篇便说，这个有关青春与死亡的故事，很多读过原稿的朋友按照以往的习惯把它归入知青文学之列。他说这与他的写作初衷和实际文本有一定差距。从根本上说，他所写的并不仅仅是关于一群中国知青的故事，而是对一个特殊时代、特殊地域里，一群以女性为中心的青年生活的全面回顾和真实描摹。读到此处，我搁卷沉吟。阿蛮从一开始便在拒绝一种现成的解读框架，他不愿让自己的心血被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然后安放在文学史的某个格子里，供人远远地瞻仰或同情。他要的是更近的距离，更真的凝视，更深的理解。这种拒绝，本身便是一种写作的勇气。

阿蛮在自序里坦诚，他对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那群人十分熟悉，这里的故事多少年都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梦境中，催促着他把它写下来。但他却迟迟没有动笔。他说他这样做，是担心自己由于太过熟悉，缺少了必要的审美距离，而轻易地把那个时代、那个地域和那个人群，特别是其中那些年轻女性极具个性的生命色彩抹煞了。这句话令我想了很久。一个作家面对自己最熟悉的素材，最大的危险不是写不出来，而是写得太顺、太理所当然，以至于那些最鲜活、最独特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被磨平了棱角。阿蛮的迟迟不动笔，不是才思枯竭，而是心存敬畏。他敬畏那些年轻女性的生命色彩，敬畏那个时代的复杂与真实，所以他选择等待，等待时间给他足够的审美距离，等待记忆沉淀成可以被冷静审视的东西。这种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写作的伦理——它要求你不急于表达，不急于评判，而是先学会看见。

在自序中，阿蛮对迄今为止有关中国那一代青年的两种叙述做了清醒的反思。一种是着意描写他们所经历的时代苦难，把他们描述为受伤害受屈辱遭扭曲的一代人，所谓伤痕文学类作品即是如此。另一类则着重表现他们在不平凡年代的奋斗和抗争，表现他们超出常人的勇气、智慧和洞察力，歌颂的是一种现在看来难免虚假的时代英雄主义。阿蛮认为，上述两类作品都不足以真正表现一个时代的风貌，也不足以真正表现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曲折和心路历程，因为这两类作品大多缺乏冷静客观的视角和超越特定时代的思考。他要做的即是对上述两类叙述的超越。我们必须有不同于以往的审美视角和叙述方式，而时间则是超越时代局限，过滤虚假杂质的必要条件。三十年或许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它使我们有足够的冷静来审视已经过去的时代，同时也使以后的读者有足够的宽容来对待我们曾经的同路人，同时也使以后的读者不会因为后来的讲述者离那段生活太遥远而被戏说所误导。

我反复诵读这段文字，心中生出一种深切的共鸣。作为半个世纪后的年轻读者，我对那个年代的认知，大多来自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行、长辈们零碎的只言片语、以及影视剧里经过加工的浮光掠影。这些认知要么过于抽象，要么过于戏剧化，很少能让我真正触摸到那个年代里具体的人的温度。阿蛮说的两种叙述——伤痕与英雄——其实也是我们这代人对那个年代最常见的两种想象：要么是无尽的苦海，要么是燃烧的激情。但阿蛮告诉我们，真实的生活既不是纯粹的苦难，也不是纯粹的激情，它是二者的交织，是苦中作乐，是乐中含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环境里做出的具体的选择。他要超越的不是那个时代，而是我们看待那个时代的方式。他要我们放下标签，放下成见，去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阿蛮在自序中还特别提到了欧阳晚星这个人物。他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她都不是传统知青文学中常见的那种典型。她对时代政治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或自觉的远离，当然不可能成为先进分子。她的年龄、阅历和学识也决定了她不可能成为超越时代的先知先觉和行动领袖。很多时候她凭着少女的本能生活，坚守自己从父母辈继承来的善良传统，拒绝向环境妥协，拒绝拿尊严做交易，拒绝自甘堕落，甚至拒绝随大流混日子。她珍惜自己的青春生命，努力使自己的每一天过得有意义，因而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也努力追求爱情。阿蛮说，同样的情境中，欧阳晚星的选择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必须看到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和价值选择。这段对人物的阐述，让我看到了阿蛮写作的核心——他关心的不是一群人的集体命运，而是每一个人的独特选择。在那个强调集体、强调统一的年代里，阿蛮却要写出个体的差异与尊严，这本身就是一种逆神。

自序的最后，阿蛮写道，今天的人类已经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纪，今天的中国文学也界临了突破和超越的时代。把一切虚假粉饰生活的作品都扔进废纸篓，把一切固有的写作框框都打碎，还原历史的真相，还原世间的真理，还原人性的真实情感。这是当代读者的阅读要求，是为民族振兴付出青春的一代人的真诚呼唤，其实也是任何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的责任。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我们的前辈作家没有完全做到，现在我们应该做到了，至少应该有这样做的自觉性了。再过若干年，让后来的作家和读者回过头来看，我们可能为自己仍然生涩的文笔而惭愧，却不应该为种种外界的与自身的原因仍在着意粉饰、扭曲一个时代的真相，或刻意掩饰自己的真性情而最终懊悔。因为我们毕竟也是在天地间端正站立过的一个思想者。由于我们独特的生活与独立的思想，我们理当无愧于自己的生命和自己所处的时代。读完这篇自序，我合上书，在灯下坐了很久。这段话不仅仅是阿蛮的写作宣言，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历史、对文学、对自身的庄严承诺。它让我明白，《逆神》不是一本简单的知青小说，它是一个作家用三十年的沉淀，向那个时代、向那些人、向文学本身交出的一份答卷。

带着自序中获得的这把钥匙，我重新走进了第一章初潮。这才发现，阿蛮在自序中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能在这一章里找到对应的注脚。他说要以女性为中心，于是这一章的核心人物是欧阳晴月和欧阳晓星两姐妹，她们的感受、她们的选择、她们的成长，构成了章节的主线。他说要超越伤痕与英雄的二元叙述，于是这一章里既有丁松和刁小三的死亡悲剧，也有知青们在河里嬉戏的欢乐；既有环境的严酷，也有人性的温暖。他说要原生态地呈现，于是水蛭就是水蛭，格拉河就是格拉河，没有被赋予过多的象征意义，却在客观的描写中自然生发出隐喻的力量。他说要看到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和价值选择，于是丁松的顽皮、刁小三的自卑、欧阳晴月的清醒、欧阳晓星的纯真，都被一一呈现，没有被简单地归为好人或坏人。

初潮二字，本身便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在最直白的层面上，它指的是欧阳晓星在那个燥热的午夜，忽然发现自己身体里沉睡了十六年的女性意识悄然苏醒——一个少女，在远离母亲、远离城市文明的茅草屋里，带着惊惶与羞涩，完成了生命中第一次隐秘而庄重的蜕变。姐姐欧阳晴月从皮箱底层翻出母亲预先备好的卫生用品，那一刻，姐妹之间完成了一场无声的交接。母亲不在场，却以一种温柔的方式参与了女儿的成长。那只皮箱里装的不只是日用之物，更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终将成为女人这件事的预知与深爱。阿蛮写得克制而细腻，没有渲染，没有夸张，只是让晓星在黑暗中触到那温热的痕迹，让晴月划亮火柴，让火光映亮两张年轻而苍白的脸。读到这里时，我放下书，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我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曾在某个时刻，以一种笨拙而温柔的方式，告诉我关于身体的秘密。我想起每一个女子的生命里，都有这样一个夜晚——没有掌声，没有祝福，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在黑暗中完成一场沉默的对话。阿蛮把这个夜晚放在了知青连队的茅草屋里，放在了水蛭横行、死亡逼近的环境里，于是这初潮便不再只是一个少女的私事，它成了一种象征——在最荒芜的土地上，生命依然在按照自己的节律生长，依然在开出花来。这正是阿蛮在自序中说的，那些年轻女性极具个性的生命色彩，没有被时代的苦难抹煞，反而在苦难的背景下，显得更加鲜明，更加动人。

然而，初潮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如果说欧阳晓星的初潮是女性身体的觉醒，那么丁松被溪中水蛭侵袭至昏迷、刁小三从吊桥上纵身一跃而后脑重创于河底岩石，便是这群知青精神上的初潮——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触摸到死亡的轮廓，第一次意识到生命在这片原始土地上的脆弱与轻贱。丁松，那个用玻璃罐头瓶装水蛭吓唬女知青的顽皮少年，因为欧阳晴月的一句轻蔑——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不如——便赌了气，非要去溪沟里寻一只水蛭王来证明自己。他在溪水里翻找，被无数水蛭爬上身体，那些褐色的、柔软的、贪婪的小生物，将口器刺入他的皮肤，一根接一根地灌满他的血液。当女知青们发现他时，他已经面无血色，全身上下密密麻麻地附着水蛭，有的地方仍在渗血。这一幕写得触目惊心，却又带着一种荒诞的合理性——一个少年的虚荣心，在水蛭的口器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可笑，又如此令人心碎。我读这段时，心里一阵发紧。我想起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曾经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赌过气，也曾经为了证明自己而做过愚蠢的事。那种少年人特有的自尊与逞强，那种被人轻视后非要挣回面子的冲动，是不分年代的。丁松的悲剧不在于他遇到了水蛭，而在于他还是个孩子，却被抛到了一个不允许孩子犯错的地方。在那里，一次任性的赌注，可能就是生命的全部。

而刁小三的死，则更为猝不及防，也更具象征意味。这个个头瘦小、被人戏称为刁小三的少年，在众人到格拉河洗澡时，因为被女知青们嘲笑不敢跳水，便赌了气，爬上吊桥，以一个雨燕穿空般的姿势纵身跃下。他不知道的是，河面下隐藏着一块突出的岩石。他的后脑重重地撞上去，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阿蛮写他跳水前的心理，写他曾经在长江上的登陆艇船舷边往江水里跳过，写他跳水动作不是偶然做出的，也不是故意表演的，那是他的习惯动作——这些铺垫，让死亡的降临更具偶然性，也更具悲剧性。一个鲜活的生命，因为一场无聊的赌约，因为少年人特有的逞强与自尊，便在瞬间熄灭了。连长老朱在连队大会上宣布连队一下失去了两个新战士时，语气是沉重的，但那种沉重里又透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漠然——在那个年代，生命的消逝似乎并不比一只水蛭的死亡更值得大惊小怪。我读到刁小三撞在岩石上的那一刻，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了一下。不是因为惨烈，而是因为那种偶然。生命中最可怕的东西，往往不是必然的苦难，而是偶然的毁灭。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纵身一跃，就是永别。这种对生命无常的体悟，是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终将面对的课题，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它来得更早，更直接，更没有缓冲。

这便是阿蛮在自序中追求的那种超越。他不刻意渲染死亡的惨烈，也不刻意挖掘死亡背后的深刻意义。他只是平静地讲述，让丁松的血、刁小三的伤，与欧阳晓星初潮的红，在同一个章节里流淌、交汇。三种红，三种不同的生命状态——一种是女性成长的印记，一种是虚荣与贪婪的代价，一种是偶然与荒诞的祭品。它们共同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青春的底色：鲜红、温热、黏稠，带着腥气，也带着某种不可言说的庄严。我忽然想起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写的那句话：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同时又不抱任何希望。这句话放在丁松和刁小三身上，竟有一种令人心碎的贴切。他们全力以赴地活着，全力以赴地证明自己，却对命运的无常不抱任何希望——不是因为悲观，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来不及想这些。青春本身就是一种全力以赴，它不管你身处何方，不管时代如何，它只是要燃烧，要绽放，要证明自己存在过。

法国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欧阳晓星的初潮，正是这种变成的开始。在那个没有母亲陪伴、没有生理知识普及、甚至连结婚是什么都还懵懵懂懂的年纪，她被迫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姐姐欧阳晴月的角色因此变得尤为重要。她不仅是姐姐，更是母亲的替代者、知识的传递者、女性共同体的第一个节点。她从皮箱里拿出卫生用品，告诉晓星以后你就是大人了，她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将这件原本令人惊惶的事情转化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成长仪式。阿蛮笔下的女性情谊，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姐妹情深，而是在艰苦环境中互相扶持、互相守护的生存本能。晴月对晓星的保护，不仅体现在初潮这件事上，更体现在她对丁松恶作剧的怒斥、对连队环境的警觉、对妹妹情绪的安抚上。她是那种在任何时代都能站稳脚跟的女性——清醒、坚韧、有主见，不轻易被环境同化，也不轻易向苦难低头。作为一个今天的年轻女性，我读到欧阳晴月时，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深切的共情。我理解她的清醒，因为那是女性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学会的生存智慧；我敬佩她的坚韧，因为那是女性在面对苦难时最本能也最强大的力量。她不是被时代塑造的牺牲品，而是在时代的夹缝中努力生长的人。这正是阿蛮在自序中说的那种，凭着少女的本能生活，坚守善良传统，拒绝向环境妥协，拒绝拿尊严做交易的女性。

而阿蛮对女性群体的书写，更是超越了以往知青文学中女性往往作为男性附属品或点缀的窠臼。在初潮这一章里，女性不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是观看的主体、行动的主体、感受的主体。她们的恐惧、她们的愤怒、她们的互助、她们的身体变化，都被赋予了与男性同等的重量。当女知青们发现丁松被水蛭侵袭时，是她们惊慌万分地奔过去，是她们一路不停地将他身上的水蛭摘落，是她们将半昏迷的少年从溪水中搀扶出来——这些描写，没有将女性塑造成柔弱的花瓶，而是展现了她们在极端情境下的真实反应：恐惧、恶心，但最终还是伸出了援手。当刁小三出事后，是李华珍和苏红先蹲下来，拉起欧阳晓星的裤腿察看水蛭叮咬的伤口，是她们安慰晴月这是意外，怪不得任何人。女性之间的共情与互助，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知青连队里，构成了一道温暖而坚韧的底色。我常常想，在任何一个艰难的时代里，女性之间的情谊往往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有力量。它不声张，不张扬，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有一双手伸过来，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别怕。这种情谊，跨越了年代，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彼此支撑的力量。

阿蛮在自序中说，他要从原生态的角度看待欧阳晓星和她的青春伙伴，包括连队老战士和少数民族群众。这种原生态的视角，在初潮一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做道德评判，不贴政治标签，只是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放在读者面前——丁松的顽皮与虚荣，刁小三的自卑与逞强，欧阳晴月的清醒与坚韧，欧阳晓星的纯真与懵懂，连长老朱的务实与粗粝，甚至那些水蛭、那条格拉河、那片原始森林，都以一种原生态的面貌呈现出来。水蛭就是水蛭，它吸血不是因为它邪恶，而是因为那是它的生存方式；格拉河就是格拉河，它藏在水面下的岩石不是故意要杀死谁，它只是在那里，亘古不变；知青们就是知青，他们的恐惧、虚荣、逞强、互助，都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自然流露。这种原生态的书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克制——它要求作者放下先入为主的判断，以一种近乎人类学的冷静，去观察和记录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而作为读者，我在这种冷静中读出了一种更深的悲悯。因为当你不再用好人坏人、英雄牺牲品的标签去定义一个人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看见一个人。丁松不是坏孩子，他只是个贪玩的少年；刁小三不是傻孩子，他只是个渴望被认可的少年。他们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被放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这种对人的理解与包容，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

读到格拉河的那段描写时，我忽然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的那句话：大海既是仁慈的，又是残忍的。格拉河也是如此。它发源于中国西南高原，流经之地都是原始森林，水质没有污染，下游来都澄如碧玉，的确很美丽。河湾处有沙滩平伸出去，很适合游泳洗澡，知青们在河里嬉戏，闹腾腾十分欢乐。然而就是这条美丽的河，水面下藏着致命的岩石，随时准备吞噬一个年轻的生命。自然的美丽与残酷，在格拉河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而那群十六七岁的知青，就像第一次踏入这条河流的孩子，既被它的美丽吸引，又对它的残酷一无所知。他们的青春，正如这条河流——表面澄明如碧玉，底下却暗流涌动，岩石嶙峋。我想，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这样一条河。它看起来美丽、清澈、充满诱惑，你迫不及待地跳进去，却不知道水下藏着什么。有的人幸运，游了过去；有的人不幸，撞在了岩石上。但不管幸运还是不幸，那条河都在那里，它不因为你的年轻而温柔，也不因为你的恐惧而凶猛。它只是流着，亘古不变。

水蛭这个意象，在初潮一章中反复出现，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隐喻。它生活在溪沟里，软绵绵滑溜溜的，会吸血，它悄无声息地爬上人的身体，先把吸盘贴上人的皮肤，压紧，然后一点点扩张，最后把皮肤轻轻顶破。它吸血的过程往往神不知鬼不觉，人很难立即感到疼痛，直到水蛭吸饱血溜走后，痛痒的感觉才渐渐袭来。这多么像那个时代本身——它以一种温柔的、不易察觉的方式，附着在每一个年轻人的身上，吸食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生命，而当他们终于感到疼痛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丁松被水蛭侵袭，是因为他主动去招惹它们；而更多的知青，则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时代这只巨大的水蛭吸附住，直到青春耗尽，才惊觉自己已经被吸干了精血。阿蛮没有明说这一层，但每一个经历过或了解过那个年代的读者，都能从水蛭的描写中读出一种不寒而栗的共鸣。而我，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读到这里时，想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水蛭。它可能不是真正的虫子，但它一定以某种悄无声息的方式，附着在年轻人的身上，吸食着什么。也许是焦虑，也许是内卷，也许是某种看不见的规训。阿蛮写的是那个年代的水蛭，但他触及的，却是所有时代的年轻人都必须面对的命题——如何在被吸食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血是热的，自己的心是活的。

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欧阳晴月在得知刁小三的死讯后，内心还有自责，不时地掉眼泪。姐姐欧阳晴月很担心，劝了几次都没有劝住，便急起来，大声责备她一点不懂事，就像个小孩子。而李华珍和苏红则过来安慰，都怪我，都怪我。我要是不向丁松说那些话，丁松就不会去水蛭沟捉水蛭王。这种自责，是人性中最柔软也最珍贵的部分。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仍然有人为他人的死亡感到自责，仍然有人将别人的命运与自己的言行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对那个冰冷时代的一种温柔反抗。阿蛮写这种自责，不是为了塑造道德楷模，而是为了展现人性在极端环境中的复杂与真实——它既有自私与冷漠的一面，也有共情与担当的一面。我被这个细节深深打动。因为我知道，在任何一个时代，能够为他人的苦难感到自责的人，都是善良的人。这种善良，不是教化出来的，而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它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在最寒冷的冬天里也能发热。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对于欧阳晓星们来说，被时代抛到115连，抛到格拉河边，抛到水蛭横行的原始森林里，也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命运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他们能做的，不是追问为什么是我，而是在这个事实面前，选择如何活下去。欧阳晴月选择了清醒与坚韧，欧阳晓星选择了纯真与信赖，丁松选择了顽皮与逞强，刁小三选择了自卑与赌命。每一种选择，都是对命运的回应，每一种回应，都构成了青春的一部分。阿蛮没有评判这些选择的高下，他只是将它们一一呈现，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悲喜与得失。而我，作为一个今天的年轻人，在这些选择中看到的不是对错，而是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面对命运时，人总要选择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决定了你是谁，也决定了你的青春是什么模样。

读初潮这一章，我时常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仿佛自己也站在格拉河边，看着那群衣衫单薄的年轻人在水里嬉戏，看着刁小三从吊桥上纵身一跃，看着欧阳晓星在茅草屋里惊惶地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那种感觉，不是隔着三十年时光的旁观，而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因为青春的本质是相通的——无论在哪个年代，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十六七岁的少年都会经历身体的觉醒、自我的确认、死亡的冲击、友情的考验。阿蛮写的虽然是半个世纪前的知青故事，但触动的却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关于青春的集体记忆。我们这代人或许没有被水蛭叮咬过，没有从吊桥上跳过水，没有在茅草屋里经历初潮，但我们都曾在某个深夜忽然发现自己长大了，都曾因为某个愚蠢的决定而付出代价，都曾在某个瞬间近距离地触摸到死亡的轮廓。这些共同的体验，让初潮这一章超越了它的时代背景，成为了一首关于青春本身的挽歌。我想，这就是好的文学的力量——它不要求你经历过什么，它只要求你是人，只要你是人，你就能在其中找到自己。

合上书页，格拉河的水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与窗外嘉陵江的涛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一条是书中的河，哪一条是窗外的江。那水里有水蛭，有岩石，有刁小三的血，也有知青们的笑声。它就这样流着，从遥远的年代流到今天，从书页之间流进每个读者的心里。而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初潮之后，还有发誓、竹虫、菜牛、绑架……还有更多的血与泪，更多的生与死，更多的青春与死亡在等待着我。阿蛮先生用三十年的沉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那个年代的门，门内是一片原始而丰饶的文学丛林。我已经准备好了，沿着格拉河的水声，继续走进去，去见证那群叛逆的花季少女，如何在人生的炼狱里挣扎沉浮，如何完成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逆神之旅。

而此刻，在渝中的这个深夜，茶几上的茶已经凉透，灯也将燃尽。我只想为初潮里那些年轻的生命，献上一炷心香。愿丁松的顽皮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被水蛭惊扰，愿刁小三的跳水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再有岩石相迎，愿欧阳晓星的初潮在另一个世界里有母亲陪伴，愿所有被时代辜负的青春，都能在文学的永生中，得到迟到的慰藉与尊严。也愿我们这代人，在读完这些故事之后，能够更温柔地对待自己的青春，更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时代。因为青春只有一次，无论它在哪个年代绽放，都值得被认真对待，被深深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