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供职于南江县委统战部，这段经历像一颗被时光打磨的石子，在记忆的河床里沉定，那些“尴尬”的碎片与内心笃定的自信，至今想来仍清晰如昨。

   刚到统战部报到时，部里连领导带工作人员统共五个人，办公室不大，并只有两间，几张旧桌椅，文件柜里码着一沓沓泛黄的档案，空气里飘着纸张特有的油墨味。

   统战工作于我而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体。熟悉，是因为教了两年高中政治常识，对“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烂熟于心，对我国的国体、政体等基本理论也能娓娓道来；陌生，则是对统战工作具体做什么、怎么干、有哪些职能，几乎是一头雾水。

   为了尽快褪去“门外汉”的标签，我从整理当年的档案入手。那些带着时代印记的纸页，记录着民主人士的座谈纪要、海外侨胞的联络信件、民族宗教事务的协调记录……

   我一边小心翼翼地分类装订，一边逐字逐句地研读，从理论文件里摸门道，从过往案例里找方法。日子久了，原本抽象的“统战”二字，慢慢变得具体可感，我也渐渐从“站在门外看”变成了“撸起袖子干”。

   但真正的“尴尬”，往往来自工作之外的现实碰撞。有次和老朋友聚会，几杯酒下肚，有人笑着问我：“你在统战部上班，具体是干啥的？手里有权不？能捞着好处不？”

   我张了张嘴，竟一时语塞。说统战是做人的工作，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听起来宏大又空泛；说具体做了什么，无非是开座谈会、写调研报告、协调各方关系，在旁人眼里似乎又琐碎得不值一提。

   更有甚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统战部怕不是就管着一个人吧？就是那个刚从台湾回来的国民党‘甲级战犯’！”这话像根细针，轻轻扎了我一下，我想辩解，却不知从何说起——彼时统战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就是如此稀薄。

   比质疑更啼笑皆非的，是日常办事时的“名字困境”。那时候买东西开发票全靠手工填写，每次我报出“统战部”三个字，营业员总要反复确认：“是哪几个字？‘统一’的‘统’？‘战斗’的‘战’？”不等我说完，他们笔下可能就歪歪扭扭地蹦出“桶占布”“通站部”之类的“自创名称”。有回我去买办公用品，发票开好递过来，抬头赫然写着“同涨部”，我又好气又好笑，指着字跟营业员解释，对方却一脸茫然：“不都差不多嘛，能报销不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统战工作的“尴尬”，根源或许在于我们的声音太弱，身影太淡，以至于在社会的认知版图里，连名字都模糊不清。

   面对这些，部里从领导到同事，倒都抱着一份“无所谓”的淡然。有人说：“统战工作本来就是做‘潜功’，不是敲锣打鼓搞宣传的。”也有人讲：“我们干的是党的工作，只要把该做的事做好，组织认可，对得起这份工资就行。”这份“无所谓”，不是消极懈怠，而是一种历经沉淀的清醒。

   ——统战工作的价值，从来不在聚光灯下，而在人心的归拢里；不在一时的热闹里，而在长远的大局中。我们依旧踏踏实实地办每一场座谈会，哪怕起初只有三五个人参加；认认真真地写每一篇调研报告，哪怕只是为领导决策提供一点参考；耐心细致地协调每一次矛盾纠纷，哪怕只是为了让民族宗教界人士感受到一丝温暖。

    有次县里组织民主人士考察乡村教育，我们提前一周踩点，协调车辆、安排行程，座谈会上，一位老教师握着我的手说：“没想到党和政府还记着我们的建议，谢谢你们把我们的声音递上去。”那一刻，我突然读懂了“统战”二字的分量：它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一颗颗渴望被理解、被尊重的心；它不需要声势浩大的口号，只需要我们俯下身子，倾听、沟通、联结，把散落的“珍珠”串成一条线，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统战工作早已今非昔比，社会认知度越来越高，工作方法也越来越多元。但每当想起当年那些“尴尬”的瞬间，心里却没有丝毫窘迫，反而生出一种别样的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于对“统战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的深刻认同，来自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坚守，更来自于那些看似琐碎、实则意义深远的付出，终究会在时光里开出花来。

   统战工作的“尴尬”，是时代留下的印记；而那份深入骨髓的自信，是我们这一代统战人，用脚踏实地的行动，在心里种下的种子。

   它告诉我们：做工作，不必怕一时的误解，不必惧暂时的冷清，只要认准方向，守住初心，那些默默的耕耘，终将成为照亮前路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