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桦

在中国书法史的叙事脉络中，两宋之交的艺术图景多为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巨匠所引领，同期诸多士大夫书家的笔墨精神，或为政治事功所掩，或为理学思潮所融，未能彰显应有之价值。许景衡（1072-1128）作为永嘉名臣，以忠直敢谏、力主抗金载于史册，其书法造诣便是这一历史语境中亟待发掘的重要侧面。与专以艺事名世者不同，书法并非许景衡的人生标签，却是窥探其“立身刚直”“坦白光明”的人格气象，以及宋代士大夫审美价值与人格修养交融互动的绝佳窗口。其书艺实践与散见的书学观点，共同指向一种超越技法炫示、直指心性本真的艺术追求——在靖康之变的动荡时局与理学思潮的浸润下，宋代士人如何将政治伦理中的“直节”，转化为笔墨秩序中的“坦白”之风。

一、学术根脉与人格塑形：洛学底色与永嘉风骨    

解读许景衡的书法，必先锚定其人格与学术的基底。作为北宋“元丰永嘉九先生”之一，许景衡是程颐洛学南传温州的核心人物，与周行己并称永嘉学术的开创者。《四库提要》评其“虽源出洛学而立身刚直，不与贾易诸人嚣争门户”，精准道出其学术品格的双重性：既深受理学心性之学的滋养，涵养道德自觉与理性精神；又超越洛党内部的门户之争，秉持务实刚毅的独立品格。这种学术特质，与其政治生涯中不畏王黼、蔡攸、童贯等权奸，屡遭贬谪而不改其志的“直臣”形象高度契合，成为其立身处世的核心底色。

由理学涵养的道德自信，与政治实践中锤炼的耿介风骨，共同构成了许景衡艺术活动的心理内核。在宋代，书法作为士大夫“游于艺”的日常修为，是内在人格力量的自然外化，而非单纯的技艺操练。因此，审视许景衡的书法，不可徒以形式技法论高下，更当将其视作“人格的笔迹学”——其笔墨点画、结字章法间，承载的是宋代士大夫“坦白光明，粹然一出于正”的人格理想，是学术与人格在笔墨中的具象化表达。

二、书学管窥：从《跋苏子美诗》看其审美范式    

许景衡无系统书论专著传世，但其《横塘集》中散见的题跋文字，为探究其书法审美观念留存了珍贵线索，其中《跋苏子美诗》一篇尤为关键：“旧见子美《菱溪石诗》，笔力雄秀可骇，駸駸颜鲁公。今馆直一纸，容与闲淡，绰有晋人风度。”这段简短题跋，清晰勾勒出其评价书法的两大核心维度，亦彰显出圆融包容的审美眼光。

在审美维度上，其一为崇尚“笔力雄秀”的骨力境界。许景衡激赏苏舜钦书法中逼近颜真卿的雄强笔力与壮秀风格，“雄秀”二字，既要求笔墨具备骨气洞达的力量感，又追求精神层面的俊朗超拔，这与南宋初期国难当头，士人呼唤刚健文风、重整民族士气的精神需求高度契合。其二为推崇“容与闲淡”的气韵境界。他亦能欣赏从容舒和、淡泊宁静的书写状态，认为其深得二王体系为核心的晋人书法风神气韵，而这种“闲淡”并非软弱乏力，而是历经笔墨锤炼与人生沉淀后的复归平淡，是书法气韵的高级境界。

在审美视野上，许景衡能同时洞察并肯定苏舜钦书法中并存的两种看似对立的美学倾向——颜体的雄强与晋韵的闲淡，足见其书学观的圆融而非偏执。其书法审美最高理想，当是融二者为一体：以颜鲁公式的刚正骨力为体，立笔墨之根基；以晋人式的舒和风韵为用，显笔墨之气韵。这种审美取向，与其人格中“刚直”的谏臣风骨、“坦白光明”而不露伉厉的处世品格高度契合，是人格特质在审美观念中的自然投射。

三、书风蠡测：人格投射与“坦白”书境的追求    

许景衡的书法真迹今已难觅，这成为宋代书法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却并未阻碍我们结合其人格特质、交游脉络、时代书风及文集线索，对其书风进行合理的学术推断。综合多重维度来看，其书风当呈现出取法经典、贴合人格、契合时代的鲜明特质，核心指向“坦白”书境的追求。

其一，取法脉络为颜筋晋骨，融贯宋意。许景衡对颜真卿“笔力雄秀”的推崇，决定其书学取法必上溯颜真卿，以颜体的刚健骨气植立笔墨根基，构建正大宽博的书法格局；而对“晋人风度”的向往，又使其笔下必然融入二王一系的清朗意趣与潇洒逸气。同时，作为北宋后期士人，苏轼、黄庭坚引领的“尚意”书风是其无法回避的时代语境，其书写必然带有宋人重意趣、讲个性的艺术特征，且以内敛、沉著的方式表达，与自身刚直而不张扬的人格相匹配。

其二，风格基调为沉著坦荡，不尚奇巧。基于其“坦白光明”的为文为人之道，其书风必然摒弃诡异奇崛的刻意造作与柔媚流丽的世俗格调。用笔当以中锋为主，讲究提按顿挫的实在感，线条质朴而力透纸背；结字当端正宽博，不偏不倚；章法当舒朗有序，气脉贯通。整体视觉感受当是沉著稳健、正气充盈，恰如端人正士之姿，揖让有礼，坦荡无私，是人格坦荡在笔墨中的直接体现。

其三，笔墨意境为清拔内敛，外柔内刚。《四库提要》评其诗“吐言清拔，不露伉厉之气”，这一评价恰可移用于其书风想象。“清拔”是清朗挺拔、自有风骨，“不露伉厉”是不逞刚猛、不肆锋芒，二者结合，便是其书法意境的核心特质——一种“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美学境界。其笔墨表面平和冲淡、光明磊落，契合“坦白”的内核；内在却蕴含着源自理学道德信念与谏臣政治节操的不可折屈的刚性力量，彰显“直节”的风骨，正是“直节”与“坦白”在笔墨意境中的完美融合。

四、历史定位：作为精神史符号的士大夫书法    

在宋代书法史上，许景衡并非开宗立派的艺术巨擘，其书法的历史价值，亦不在于技法形式的创新与突破，而在于其生动诠释了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士大夫艺术与人格、学术、时代高度统一的典范形态，成为宋代士大夫书法的重要精神史符号。

其一，永嘉书学的重要奠基。在永嘉学术圈中，周行己提出“学书如学禅”的心性化书论，为永嘉书学确立了理论基调；而许景衡则以自身的书法实践，展示了如何将理学修养与政治操守转化为具体的笔墨语言，为永嘉书学提供了实践范本。其与周行己的文集，是温州文人最早的两部传世文集，二人所蕴含的书学思想与实践探索，成为构建南宋浙东士人艺术观念谱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为永嘉书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二，时代精神的微观印记。许景衡的书法审美与政治主张之间存在鲜明的精神同构：其崇尚的“笔力雄秀”，恰是其力主抗金、反对苟安的政治立场在审美领域的投射；其追求的“坦白”书境，亦是其在朝堂之上直言敢谏、光明磊落的政治人格的笔墨表达。在靖康之变的时代危机中，其书风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提振士风、彰显民族气节的文化象征，与李纲、宗泽等主战派士人的精神世界相通，是两宋之交时代精神在书法领域的微观印记。

其三，“书如其人”传统的深化。“书如其人”是中国书法的古老命题，而许景衡的书法个案，将这一命题从一般的性情流露，具体而微地深化为政治人格、道德修养向艺术形式的直接灌注。其笔墨“笔迹”，首先是其“谏臣”身份的延伸，是其奏议中“诚意恳挚，剴切详明”的文风在艺术领域的自然回响，让“书如其人”有了更为具体、深刻的时代内涵与人格维度。

结    语    

许景衡的书法世界，虽因真迹湮没而隐于历史帷幕之后，却凭借其文集散见的书学残篇、彪炳史册的人格史诗与鲜明的时代语境，向我们昭示着清晰的精神轮廓。其书法造诣，本质上是一种“人格化的艺术造诣”，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了何种独特的技法形式，而在于他以一生的行谊与实践，将洛学的理性精神、谏臣的耿直风骨与晋唐的书法传统熔于一炉，成就了一种以“坦白光明”为内核、以“笔力雄秀”与“容与闲淡”相济为表现的士大夫书风。

在书法艺术日益走向职业化、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许景衡式的书法实践，为后世留存了珍贵的艺术启示：中国书法最深邃的传统，从来不止于笔墨技法的锤炼，更在于其作为士人安顿生命、砥砺人格、传达理想的精神修持。许景衡的存在，让宋代书法史的图景更为丰富立体——除了天才书家的纵情挥洒与禅意书家的空灵妙悟之外，更增添了一份源于士人良心与时代担当的“直节”之重。这份重量，跨越时空，成为中国书法精神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亦是许景衡书艺留给后世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2026年2月8日于寄吾斋

（作者：温州市方介堪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