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版本流传的脉络考辨，《水经注》“隆中”相关文字的出现存在明确的时间断层。宋元两代是《水经注》版本传承的关键时期，傅增湘藏宋刊残本、元代刊本等早期版本，在卷二十八沔水篇的记载中，均无“沔水又东迳隆中”之句，其开篇仅作“沔水又东过襄阳县北”，与隆中无涉。明早期版本延续了这一传承体系，嘉靖十三年黄省曾本、万历十三年吴琯本作为明代《水经注》的重要刊本，同样未见隆中相关记载。这意味着在长达近千年的文献流传中，郦道元原著并未提及“隆中”地名，更不存在将其与诸葛亮躬耕之地挂钩的表述。    

明末朱谋㙔《水经注笺》的出现，成为“隆中”文字进入《水经注》文本的转折点。万历四十三年刊行的《水经注笺》，首次在校补过程中插入了“沔水又东迳隆中”及相关内容。需要明确的是，朱谋㙔的这一操作并非基于宋元古本的校勘复原，而是属于无原始版本依据的“补注插入”。其史料来源，实则是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记载。习凿齿所言“号曰隆中”四字，本身就点明了这一地名的性质——它并非东汉官方行政区划中的标准地名，而是当时民间或后世对该区域的俗称。朱谋㙔将习凿齿的附会之说引入《水经注》，本质上是用后世文献篡改了北魏原著的历史地理记载。

清乾隆朝则是这一篡改内容定型并传播的关键阶段。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校本，在朱谋㙔《水经注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收录“沔水又东迳隆中”七字，赵一清甚至在《水经注释》中加注“七字是，注混作经”，将校补文字认定为经文。此后，戴震校勘的四库本《水经注》刊行，借助官方典籍的权威性，这一非原著内容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后世通行本的固定表述。乾嘉学者的这一做法，并非基于版本学的严谨考据，而是出于呼应习凿齿文献、建构地方历史记忆的主观需求。从学术逻辑而言，用明末清乾隆年间的校补文字，佐证东汉末年的历史地名，本身就存在时间上的错位与逻辑上的倒置。

回到历史地理的本源语境，东汉南阳郡与南郡以沔水为界，诸葛亮所言“躬耕于南阳”，其地理范围明确在沔水以北的南阳郡境内。习凿齿所言“南阳之邓县”，在东汉时期并不属于南阳郡，而是南郡属地，其“号曰隆中”的说法，是在东晋行政区划变迁后对历史地理的误读。而被后世奉为“证据”的《水经注》隆中记载，又恰恰是明清学者依据习凿齿的误读所添加，这就形成了“以误传误”的文献循环。

综上，版本学的证据清晰表明，《水经注》中关于隆中的记载，并非北魏郦道元的原著内容，而是明末至清乾隆年间的校补插入文本。这一结论直接解构了古隆中依托《水经注》建立的文献支撑。而习凿齿“号曰隆中”的原始表述，早已点明其俗称的性质。由此可见，无论从文献版本的考据，还是从历史地理的还原，古隆中都只是后世附会的“号曰”之地，《水经注》的后世增补文字，终究救不了其非东汉原始地名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