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郑州 

父亲的单位：郑州铁路局工程三段三队三工区

1959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一列火车将一少年甩在郑州火车站，他望着空旷的广场，北边是一溜卖吃喝水果的店铺，南边是公共汽车站，少年抚模车站蓝砖墙，流下了眼泪，他为母逝西安，妈不在，家没了，我姊妹四人，来郑州投奔父亲。伤心过后，慌着把家里除了穿的衣服和铺盖全部送人，有一把瓷壶，还有几块用布包的砖头，我一时犹豫，砖头是我姊妹冬天放被窝暖脚用的，三弟称“娃娃”，瓷壶是我用的，一次，我往壶里倒凉水放在炉子上烧，忘了时间，壶觜裂开，烧伤了我头部，母亲抱着三弟步行到铁路医院治疗，回来的时候，母亲给我一块钱去市场买鸡蛋，那时的鸡蛋一块钱26个，还找我一分钱，我给妈说，我看小人书，看吧，鸡蛋拿好，我先回去。我还是把瓷壶扔了。

我走到画书摊老头说把鸡蛋放好，你有几分？我说一分，看两本吧。

母逝，伤心后又有企盼，坐三轮车去，路过人民公园、金水河，到北郊南阳寨，向西拐北是南阳寨火车站，西是炼焦厂，北面村叫兴隆铺，隔马路是父亲单位三工区，我们要在单位吃大食堂，可住的地方令人发愁：一年搬五次家。

开始在父亲（已是领工员，领三个班）工人的大通铺扒块地方就是我妹仨的家（三弟太小寄养在西安李叔叔家）。第二次搬到工具房，屋顶只一层牛毛毡，夏天热死，冬天冷死，第三次搬到工区最后一排旧房，夏热、冬冷，第四次搬到锅炉房对面和工程队医疗所隔𤩹，是真屋子，父亲并非不关心，他经常出差，交待别人照顾，在工区住时，工程队排话剧《革命家庭》，医务所的女大夫王元凤演母亲，我演儿子志雄，妹妹演女儿，二弟演志伟。在三工区演完，又到二工区演，很受欢迎。

第五次搬家到副业队，父亲兼队长，命我们搬到副业队，牛棚边有一空房，没有床，地上铺稻草，那时三弟已由西安回郑州，送他到我上学的郑铁七小，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办的幼儿园，星期六，我接三弟，他说，人家都都是爸妈接，我怎么是哥哥接呀。

父亲和妹妹去西安接三弟，住老房东王家，妹妹说，爸爸想念这个地方，晚上睡觉梦见了咱妈，她撕打咱爸，问你、问小牛（二弟）问三弟，我问妹妹，你呢，妹说，咱妈说没钱花了，回到郑州，父亲到单位，果然收到西安铁路医院转来的320块钱医疗费，咱爸说，你妈要的，父亲那时工资月68元，借会针处200多元，汇给西安铁路中心医院。

可以说我姊妹是在工人窝长大的，比如他们的无私、明快、真诚，我姊妹深受其影响。

大馍

我曾经喜欢黑夜。那倒不是因为黑夜的神秘能够勾起儿时捉迷藏的童心复萌，或是与情人幽会的激情和浪漫，那是因为肚子饿而“夜半歌声”。因为只有黑夜降临，我们姊妹三人能多吃两个大馍，虽然，黑夜降临，我们的饥肠蠕动加剧，心狂跳不止，眼睁得格外大，什么事都无心去做，但我们宁愿永远这般下去，同时，我们暗暗祈祷给我们送馍的炊事员徐大爷快来，快来，别出事。         

我们姊妹三人从西安来郑州，就住在父亲所在单位：郑铁局工程三段三工区，父亲舖铁路的起点：中国铁路重镇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铁路局铺铁路，终点：中国铁路交通枢纽郑州。 

1956年，父亲领千余民工建设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出发场—- 郑州北站，我们的家，距北站咫尺之遥，耳朵听惯了北站高音大喇叭的呼叫：33621开过来了，55666出发了。

我们在父亲的职工食堂吃饭。以个人定量买馍票，铁路工人中的线路工粮食月标准45斤，日一斤半，大馍一个4两。我们姊妹仨的标准分别是22斤、20斤、18斤，加起月60斤，天2斤，三人5个大馍。我们的馍票最多吃二十七八天，剩下一两天饿肚子。我们不得不采取早上少吃，晚上不吃来保证中午在学校有一个大馍享用，人说：人是一盘磨，睡下就不饿。开始有效，时间长了会半夜饿醒。

有一天，是个黑夜，我们的苦熬有了转机，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有人给我们送大馍吃，而且是一如既往地送。这黑夜也就永远地温暖我们姊妹3人的心，永远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这一天黑夜，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来人说，别开灯，我是炊事班徐师傅，说着，掀开棉袄，小声说，给大馍，是挤在一块的两个，弟，妹也醒了，高兴地叫，大馍！徐师傅捂住弟弟的嘴，别吭气儿，别说是我送的。我们对天发誓。    

从那个黑夜之后，每个黑夜李师傅都来送大馍，两个扁扁的、尚有余温的大馍，我们天天盼望黑夜降临。黑夜成了我们的节日。

刮风下雨，冰天雪地，徐师傅，我们叫他徐大爷，都照送大馍不误，下雨天他淋一身水，下雪天他满身雪，感冒发烧，徐

大爷也照送两个大馍，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挤扁？我问，悄悄地，徐大爷悄悄地，说：一个不够，三个不好拿，我是把两大馍挤扁塞到怀里，趁着下宠热气大，谁也瞧不见，你看，他掀起衣服，看，肚皮上都是水泡，这没啥，孩子，你们饿的睡不着，我回来吓的睡不着，这是偷啊！          

父亲从三门峡抢修铁路回来来，听我们说徐大爷送馍的“义  举”，抹了一把泪，说：恩人哪，你们要记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会把这黑夜与徐大爷与大馍的故事讲给朋友听，讲给子孙后代听，在蔓延中国大地的大饥荒年代……

写《大馍》这篇文字时，我在《郑州法制报》总编任上。《大馍》先发在我报上，接着河南的《跨世纪》杂志，广东的《作品》、东北的《工人》、北京的《中国工人》杂志、《人民日报》“大地”等十数家报刊转发，《作品》主编致信，说：这就是大散文，继续赐稿，我又寄去《半个妈》，《作品》发表时，改为《水仙阿姨》。

半个妈

60年多前的中秋节一别，我仍念念不忘，2018年的中秋节即将到来，倍加思念您—-虽然我们只是相处一年多，但那种近似母爱的填充温暖如春，那时我毕竟是不满14岁的少年啊，也正是“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正婆下假神”的年龄段儿，而那颗爱的种子是在我们因母亲病故西安迁郑在公共汽车站开始发芽了。          

当一个高大女人—水仙阿姨一把将我妹和二弟揽在怀里哭泣时，我就有一种失散小鸡见到母鸡、走丢的孩子又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特别是她丈夫，那个比她低一头窄一膀瘦男人大声说“这是哭啥哩，娘儿们家，以后这就是咱的孩子，你就是孩子的半个妈”时，我差一点也哭起来。水仙阿姨止住了哭，抽泣着对我父亲说：“赵领工赵哥，这几个孩子就交给我，有我一口饭，就饿不住他们，有我穿的，就不让孩子露肉，你只管在工地忙。”          

我们兄妹三人（小弟4岁，母病故寄托在西安李叔叔家）。来到父亲的铁路工程队，住工棚、吃大食堂的第三天，父亲率工区工人到三门峡抢修铁路了，水仙花阿姨俨然以“半个妈”姿态出现在睡在被窝里的我们面前。她连珠炮似地呼叫：“起床，起床，我领你们去学校，我打听了铁路学校在肉联，搭公共汽车一人4分，咱4个一角六，来回三角二，这一个月六七块，咱走路，你爸挣几个钱不容易，没挣钱不能先花旷钱……”洗脸水早已打好，饭菜也从食堂打来。“把耳儿跟后的灰洗洗。”二弟洗脸只用水撩一下，“用胰子搓搓，见老师头脸要干净，”我们都笑她把肥皂叫胰子。我背着脸提裤子，水仙阿姨叫，“老大，不想听，还背脸？”二弟说他是男的，你是女的，哎哟我的娘，等你们知道男女就该结婚了。妹说，咋呼劲儿真有点儿像咱妈。那年“半个妈”33岁，比俺亲妈小两岁。          

我们住的地方离郑铁七小3公里，从未坐过公共汽车，都是徒步来回，无论是大雨如注，还是大雪纷飞，没花过“旷钱”，“半个妈”的训教在向们心里扎了根。走前，水仙阿姨还和我们一块过八月十五，她和王叔带我们到工程队篮球场上赏月，王叔吃块月饼先走了，水仙阿姨说，“孩子，跟姨过一次八月十五吧，就这一次……，”月亮很亮，月饼香甜，阿姨吃了一点，就想吐，我们咋知道她怀孕了，怀的不是王叔的。工人在食堂吃饭议论纷纷，水仙阿姨和王叔结婚十多年，没孩子，怪王叔，他不行，王叔同意阿姨和一个炊事员怎么怎么的，我不相信，也不想听这些，现在看她不停地吐，才相信，但听到谁议论，我们仨都不愿意，我们受到了辱侮，我会像小狼一样冲上去，手指议论者，说，你再说！妹妹放声大哭，二弟大骂，大人不要脸……我们仨孩子的愤怒震惊了他们，当我们的面，没人议论“半个妈”。          

赏月回来，水仙阿姨来到我们房间要我把衣裤脱下来，她端来一大盆开水，泡上衣裤，又让我把破毛衣给她，我问干什么，她说：“还装啥，你生虱子当我不知道！”说着她又背身吐。我脸一红，我考上农村中学，在集体宿舍染上了虱子，浑身痒又不好意思说。“给我，”，她坐在灯下，翻毛衣，我说用开水烫吧，瞎说，一烫毛衣成片了。弟，妹早已睡着，我一会儿也呼呼睡去。          

天亮的时候，水仙阿姨把我毛衣上的虱子捉得干干净净，叠好放在凳子上。          

天亮的时候，水仙阿姨和她的丈夫王叔行色匆匆地搭上回老家的汽车走了；          

天亮的时候，我们仨孩子永远没有了水仙阿姨—“半个妈”，……          

也从天亮的时候起，我们姊妹仨心里永远留住了一位大个、大脸、大眼、大嘴、大嗓门儿的水仙阿姨“半个妈”

张叔梅大叔

1982年，市蔬菜办分给我在淮北街一套四楼七十二平方的房子，同年，父亲带张叔梅叔叔给我在厨房盘了煤火，很好用。

两年后，我重新搬回市委家属院。淮北街的房子我妹妹住下30多年，去年搬走。

我去年去住房修水管时，她搬走所有东西，唯张叔盘的煤火还在，我很激动：这座煤火在此已42年。

1959年，我姊妹四人由西安迁来郑州，住父亲单位：郑铁工程三段三工区，吃职工食堂。我的粮食标准22斤，妹妹20斤，二弟18斤，三弟12斤，根本吃不饱。 

管理员是张叔叔，他经常给我们点心票和粮票，炊事班的徐大爷给我们拿一个四两的大馍，他装不知道。

今年我己八十一岁，想起张叔叔，情不自禁，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