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先生构筑了具有史诗性的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体系，这一宏大的青铜文化叙事，萃集了他的所求所行所思。学问有道，理性旁观，分享他治学之道，和言人所未言的建树。他取宏用精，以散文笔法叙事论道的《中国矿冶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华夏文明》2016年第6期），道出了考古发掘的理念“见物见人”。图中的赤足脚印，是“见物见人”的“工匠精神”散落在商周时期冶炼工场的历史见证，它传递出中华文化的灵魂与胎记。“见物见人”，“如同铜器的铸造那样，也是一个一环紧扣一环，组织管理相当严密的系统工程”，这种严密的工作“得出炉渣含铜量平均为0.49%，”“已达到近现代冶铜技术的水平。”不能不惊叹祖先冶炼技术的高超！

“见物见人”的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发现了35个人类赤足印，其中12枚，完整的赤足印长者0.26米，短者0.25米，有一足迹为同二人所留存。此类赤足者有“负重特征反应。”也就是说，他们身荷重物，矿石或者铸出的青铜物件。

李伯谦先生认为：“这对我们今天还原当时冶炼工作场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是空前发现，是他对冶铜生活场景“见物见人”的一次审视，疏通了生命的精神力量。

我联想到“见物不见人”青铜冶炼遗址，郑州有两处早商时期的冶铜遗址，一处在现在的河南饭店地下，1954年省会由汴迁郑大兴土木建饭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写信给省有关部门，指出正在兴建的河南饭店地下是商代冶铜遗址，是专门铸造兵器的工场，不要搞施工建设破坏遗址。现在的河南饭店仍在接来送往，灯红酒绿。另一处在陇海路长途汽车站的位置，地下也是青铜冶炼遗址，主要是铸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工场。“见物不见人”的青铜冶炼场，铸炼出了中华文化的灵魂与胎记。

在中国，青铜之于生活、生产，之于王权国家，之于地域河南二里头、江南商代青铜、成都平原、三星堆、岭南青铜、香港等地，李伯谦先生亲历亲为发掘、考察，他是考古界青铜研究的最具权威学者，他的一系列有关青铜研究的著述，打造了一个中国“青铜时代”，高度与温度，早已给岁月一次又一次感动。千载一时，为时代存照。

李伯谦先生1998年《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一书中说：“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和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这部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体系的最终确立。

青铜的史诗！

我酷爱青铜。曾对青铜最早出现两河文明，还是中华文明表示出疑虑和焦灼不安，我在李伯谦先生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和《中国矿冶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中找到了答案：人类青铜文化同步。

李伯谦先生《商周青铜器的区域特征及形成原因初探》中说：“早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发现黄铜片，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了冶金术。”又说：“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武器、工具、礼器的发现证明，至少在夏代（前2070-前1600）已开始进入青铜时代。”

言人所未言。

多年前，北大副校长季羡林让李伯谦教授请饶宗颐先生时说：现在大师满天飞，饶先生才是大师；我是小师。李伯谦先生配合饶先生共同发掘广东的一处文化遗址，写出了万余字的感悟，其中经典的是饶先生对学术的见解：求真、求是、求正。

李伯谦先生关于青铜研究体系的构建，求真、求是、求正。

在人类青铜文化同步，这一认知上，李伯谦在《中国矿冶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一文中说：“中国是世界上铜矿资源丰富和冶铸开始较早的国度之一。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六千五百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即出土有黄铜片等遗物。”

人类青铜文化同步，有“见物见人”的；也有“见物不见人”的。

中国考古的三大方法：地层学、分类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文化因素分析法”是李伯谦先生这一理念性的方法论，是在七十年代初，经过考古实践提出的，大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可了“文化因素分析法”。我在我的藏书《夏鼐日记》（10卷本）中查出。

考古学共识的“地层学、分类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已普遍用于考古实践中。文化因素分析法是考古路径。“空前发现”一文中，创导文化因素分析法的李伯谦先生也在运用。

李伯谦先生对发掘出的墓葬大小，随葬的物件的不同，他认为有明显的楚文化作风，“时代较早者杨越文化因素突出，”“这可能是楚国进据鄂东，楚文化逐步融合杨越文化过程的反映。”

一个小小角落的足印，传递出“见物不见人”的考古发掘思想，“见物见人”抵达李伯谦先生文化因素分析法理念之境地，所以，他兴奋之极，挥洒作文，一个考古学家的理性激情。

周易：文化“关乎天下，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李伯谦：“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端赖于文化基因的传承，历史上像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基本上没有伤及技术传统和技术人才，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