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之难，在于“体物写志”间的平衡：既要守“韵随义转、辞以载道”的古制，又要避“堆辞砌藻、空洞无物”的流弊。当代辞赋名家任美霖以《白衣古镇赋》与《吴镇赋》两篇力作，打破了这种困境——他以词林正韵为骨，以地域文化为魂，前者将白衣古镇的“雕梁画栋”写成活态的文明史，后者将吴姓进士的“生平轨迹”塑成不朽的精神碑，一景一人、一柔一刚，在赋体的传统框架里，装入了当代人对历史、人文与风骨的深层思考。读其赋，如入古镇烟霞，如见古人风骨，更能触摸到一位创作者任美霖老师“以笔墨为舟，渡文化之河”的赤子之心。

一、《白衣古镇赋》：地域风物的诗性重构与人文精神的隐喻性表达

白衣古镇的美，从来不是孤立的“雕梁画栋”，而是建筑、自然与人文共生的“富丽堂皇”。任美霖的笔，没有停留在对古镇建筑的静态描摹，而是以“时空叠印”的手法，让每一处檐角、每一条巷弄都成为文明的载体——他写建筑，是“阁枕清波而聆龙管，檐浮瑞霭以接丹霄”，将阁楼的“静”与龙管的“声”、瑞霭的“动”结合，让雕梁画栋有了听觉与视觉的双重生命；他写历史，是“巷弄苔侵，记千年之霜雪；轩甍翼举，凌九曲之波涛”，苔痕是时间的刻度，轩甍是精神的昂扬，千年风霜未压垮古镇的脊梁，反而让“富丽”有了厚重的底色。

这种“物我相融”的写法，贯穿了整篇赋作的脉络。开篇“巴山南麓，蜀水东郊。云霞焕绮，阆苑涵瑶”，四句定调，将古镇置于“山水环抱”的大背景中，暗示其“英华天造”的灵秀气质；接着转入细节，“龙纹隐檩，藻井凝香”是微观的“雕梁”，“十里楼台，抱黄梅溪而宛转；三重殿阁，依青岫岭而昂藏”是宏观的“画栋”，小大相衬间，古镇的建筑之美不再是孤立的构件，而是与黄梅溪、青岫岭共生的生态系统。更妙的是，任美霖在建筑描写中植入了“人文基因”：“渔火摇星，书声漱玉；地灵人杰，物阜民饶”，渔火是民生的烟火气，书声是文脉的延续性，前者让“富丽”有了温度，后者让“堂皇”有了深度——他写的不是一座“死”的古镇，而是一座“活”的文明容器，装着百姓的柴米油盐，也装着士子的诗礼传家。

若仅止于此，《白衣古镇赋》不过是一篇优秀的风物赋；任美霖的高明，在于他从“建筑之美”升华为“精神之喻”。赋中“屋宇之宏，材乎砥柱；国家之固，辅于贤良”一句，堪称全篇的“文眼”——他将古镇的“雕梁画栋”与国家的“栋梁之材”并置，让建筑的“富丽堂皇”不再是视觉的奢华，而是精神的隐喻：一座古镇的存续，靠的是“龙纹隐檩”的匠心；一个国家的繁荣，靠的是“贤良辅政”的担当。这种升华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基于前文的层层铺垫：当读者先领略了“书院传经，医庐救苦”的民生温度，再读到“仓廪实而晓礼仪，饱精神而知喜恶”的人文觉醒，便会自然理解——古镇的“富丽”，从来不是建筑的堆砌，而是“德政涵濡，敦淳永驻”的文明成果。

尤其动人的是，任美霖在赋中注入了“当代视角”的共情。他写“乌篷载月，如游碧落之陲；青石街云，恍见仙人之诧”，不是为了营造脱离现实的“桃源”，而是通过“渔樵互答，声穿竹树之中；鹭鹜争飞，影落荻花之下”的生活场景，让读者感受到古镇的“悠然其雅”并非遥不可及的历史想象，而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诗意。这种“不隔”的写法，源于他对地域文化的深刻理解：古镇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千年古迹”，而在于它是“文明的活化石”——苔痕里有千年的记忆，书声里有未来的希望，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让《白衣古镇赋》超越了一般的风物描写，成为一篇“为地域文化立传”的精神文本。

二、《吴镇赋》：历史人物的风骨塑铸与时代精神的传承性书写

如果说《白衣古镇赋》是“柔笔写山河”，那么《吴镇赋》便是“刚笔铸风骨”。任美霖选择“清末咸丰进士”这一特定韵脚，实则是为历史人物“吴公”搭建了一个“时空舞台”——他没有平铺直叙地罗列吴公的生平，而是将其置于“烽火燎原，山河板荡”的清末乱世中，以“困境显风骨”的手法，让一个传统士大夫的“忠、仁、刚、正”跃然纸上。读这篇赋，如见吴公从历史深处走来：幼时有“萤雪映孤窗”的苦读，长时有“风雷蓄万壑”的抱负，为官时有“视民瘼如焚灼”的仁心，归隐时有“拒禄饵如避鸩”的坚守，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士大夫精神”的生动诠释。

任美霖对吴公形象的塑造，有三个层次的突破：其一，打破“完美圣人”的刻板印象，突出“凡人中的英雄”特质。他写吴公早年“负笈兰山，墨池深而龙蛇走；扬镳槐市，文光射而星斗惊”，不是为了凸显其“天赋异禀”，而是为了铺垫其“济世之志”——“岂为雕虫之小技？实存济世之大名”，一句话点明吴公的“文”是为“道”服务的，他的才华从来不是个人炫耀的资本，而是拯救苍生于水火的工具。这种“以才载道”的定位，让吴公的形象有了坚实的根基。

其二，以“细节见精神”，让人物有血有肉。赋中对吴公为官的描写，没有空喊“爱民如子”的口号，而是通过具体的场景直击人心：“抚凋邑则亲调药石，剿匪氛则自砺戈铦”，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而是亲自治病、亲自练兵的“父母官”；“戴月安民，瘦影映荒垣之垒；披星赈馁，仁声化涸辙之鲇”，月光下的瘦影、荒垣边的足迹、赈粥时的炊烟，这些细节让“仁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感知的温度；“春煦讼庭，蒲鞭示辱存慈厚；雨膏荒陇，襦袴腾欢起瘵店”，他断案有“慈厚”，治荒有“实效”，甚至“夜巡城垛随枯柳，晨赈粥香散冷檐”，将官员的“责任”融入日常的每一个瞬间。任美霖的笔，就像一台“历史显微镜”，放大了吴公身上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品质——在“四野尽哀鸿之鸣，九衢多饿殍之殁”的乱世，他的“仁”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

其三，深挖“归隐风骨”的当代意义，让历史人物与现实对话。吴公的“退”，不是“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是“全大节于乱秋”的坚守：“见沐猴冠冕，裂眦而诤；闻黔首哀声，椎心而愠”，他因刚正不阿而“几历蹉跎，数遭虿刃”，却始终“志岂可消？节焉能殒”；最终“谢朱阙乎多时，掼纱帽于俄瞬”，归耕陇亩却“心存苍生之困”，布衣藜藿却“志远铜臭之污”。任美霖在这里写出了士大夫精神的“内核”：“人之穷达，系于道行；品之臧否，关乎诚信”——无论身处庙堂还是江湖，真正的风骨不在于“位高权重”，而在于“初心不改”。这种对“归隐”的重新诠释，让吴公的形象超越了时代局限：在当下这个“流量至上、利益为先”的社会，吴公“任他溟渤横流，我自岿然独镇”的坚守，恰是最珍贵的精神滋养。

更值得关注的是，任美霖没有将吴公写成“孤立的英雄”，而是将其置于“地域文化”的脉络中——吴公“生于柳州东域，长乎绥定西耕”，他的“崆峒之劲骨”源于巴山蜀水的滋养，他的“济世之志”与《白衣古镇赋》中“书院传经，医庐救苦”的文脉一脉相承。这意味着，吴公的风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白衣古镇“地灵人杰”的必然结果；两篇赋作由此形成“互文”：古镇是风骨的“土壤”，吴公是古镇的“灵魂”，二者共同构成了柳州地域文化的“精神图谱”。

三、创作内核：任美霖的文化立场与精神世界——以赋为舟，渡文化之河

读任美霖的两篇赋作，最动人的不是辞藻的华美，也不是结构的严谨，而是字里行间流淌的“文化敬畏”与“人文关怀”——他的创作，从来不是“为赋而赋”的文字游戏，而是“以赋为舟，渡文化之河”的自觉担当。这种担当，体现在三个层面的坚守：

（一）对赋体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守古而不泥古

赋体的生命力，在于“传统”与“创新”的平衡。任美霖深谙此道：她严格遵循“以某为韵、词林正韵”的古制，《白衣古镇赋》以“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为韵，每一句都“韵随义转”，如“阁枕清波而聆龙管”的“管”（上声十四缉），“檐浮瑞霭以接丹霄”的“霄”（下平二萧），看似不同韵部，实则符合词林正韵“通押”的规则，既守了古制，又避免了“因韵害义”；《吴镇赋》以“清末咸丰进士”为韵，将“士”（上声四纸）、“进”（去声十二震）等不同声调的韵脚自然融入，让叙事节奏与人物命运同频——写吴公为官的“仁”时，韵脚舒缓（如“甜”“恬”）；写吴公归隐的“刚”时，韵脚铿锵（如“殒”“峻”），真正做到了“韵为意服务”。

但任美霖的“守古”，从来不是“泥古”。她打破了传统赋作“重宏大叙事、轻民生细节”的局限，将“百姓视角”引入赋体：《白衣古镇赋》中“茶旗曳日，商贾如云；酒旆招风，珍奇满库”“晶浆脍鱼，香飘十里行街；银茧缫丝，月映三更织妇”，写的是普通商贩的忙碌、织妇的辛劳，这些“烟火气”的细节，让赋作有了“人间温度”；《吴镇赋》中“饥岁不闻号哭，弃儿得沐温恭”“仓廪实以闾阎乐，弦歌起而庠序雍”，关注的是百姓的“饥饱”与“教化”，让士大夫的“济世之志”落到了实处。这种“以民为本”的视角，是对传统赋作的“创造性转化”——她让赋体不再是“帝王将相的颂歌”，而是“百姓与英雄的共生史”。

（二）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写物而不滞物

地域文化的书写，最忌“浮于表面”——只写山水风物，不挖精神内核。任美霖的高明，在于他将白衣古镇与吴公视为“地域文化的双重载体”：古镇是“形”，吴公是“神”；古镇的“雕梁画栋”是地域文化的“物质外壳”，吴公的“风骨精神”是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她写古镇，不是为了“炫耀风景”，而是为了挖掘“文明的根脉”——“巷弄苔侵，记千年之霜雪”，苔痕里藏着古镇的记忆；“书院传经，医庐救苦”，书声里藏着古镇的文脉；他写吴公，不是为了“歌颂英雄”，而是为了传承“精神的火种”——“玉壶冰心，自映浊流千丈；铁肩道义，敢撑欲坠九楹”，吴公的风骨是古镇文脉的“结晶”，也是地域精神的“象征”。

这种“形神兼备”的挖掘，让地域文化有了“生命力”。任美霖没有将白衣古镇写成“孤立的景点”，也没有将吴公写成“孤立的历史人物”，而是将二者置于“时空的长河”中：古镇的“富丽堂皇”，是无数像吴公这样的“贤良”共同创造的；吴公的“风骨精神”，是古镇“地灵人杰”的必然结果。这种“双向印证”的写法，让地域文化不再是“静态的标本”，而是“动态的传承”——它从千年的苔痕中走来，在吴公的风骨中凝聚，又在当代人的阅读中延续。

（三）对人文精神的“当代诠释”：载道而不说教

赋体的核心是“辞以载道”，但“道”的传递，最忌“生硬说教”。任美霖的智慧，在于她将“人文精神”融入“意象与细节”中，让读者在“共情”中领悟“道”的内涵。在《白衣古镇赋》中，他将“人文精神”藏在“乌篷载月”的诗意里，藏在“书声漱玉”的文脉里，藏在“仓廪实而晓礼仪”的民生里——读者在感受古镇之美的同时，自然会领悟“文明的本质是人的共生”；在《吴镇赋》中，他将“人文精神”藏在吴公“亲调药石”的仁心里，藏在“裂眦而诤”的刚心里，藏在“心存苍生之困”的坚守里——读者在感动于吴公风骨的同时，自然会思考“何为真正的担当”。

这种“润物无声”的传递，源于任美霖对“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人文不是“高大上的口号”，而是“具体的行动”——是古镇商贩的诚信，是书院先生的传道，是吴公对百姓的牵挂，是归隐后对初心的坚守。她通过这些“具体的意象”，让“人文精神”有了“可触摸的温度”，也让当代读者明白：传承文化，不是“背诵古文”，而是“学习古人的风骨”；弘扬精神，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像吴公那样坚守初心”。

四、结语：当代赋作的典范意义与文化启示

在“快餐文化”盛行、传统文体式微的当下，任美霖的《白衣古镇赋》与《吴镇赋》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他证明了传统文体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可以承载当代精神的“活态载体”；他也证明了地域文化的书写不是“小众的自娱自乐”，而是可以引发广泛共鸣的“精神对话”。

这两篇赋作，是任美霖“文化坚守”的见证——她以赋为笔，在白衣古镇的雕梁画栋上写下“文明的记忆”，在吴公的生平轨迹上刻下“风骨的传承”；他的创作世界，是一个“尊重历史、关怀人文、坚守风骨”的世界：她尊重历史，所以不戏说、不猎奇，而是以严谨的笔法还原古镇与人物的本真；她关怀人文，所以不堆砌辞藻、不脱离现实，而是以百姓的视角传递文明的温度；他坚守风骨，所以不迎合流量、不妥协世俗，而是以古人的精神滋养当代人的心灵。

读罢两篇赋作，再回望白衣古镇的“琼楼玉宇”与吴公的“铁骨丹心”，忽然明白：任美霖写的不仅是一座古镇、一个人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对传统的敬畏，源于对人文的坚守，源于对风骨的推崇。而这种自信，恰是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养分。

未来，若有人问“当代赋作当如何写”，不妨让他读一读任美霖的这两篇作品——那里有答案：以韵为骨，以文化为魂，以百姓为心，以风骨为魄，如此，方能写出“雕梁铸风骨，赋笔写山河”的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