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新闻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闫洧涛

登封与新密交界处的山坳里，弋湾中学的旧址早已湮没在矿区的尘烟中。断壁残垣间杂草疯长，唯有风穿过破败窗棂的声响，还在复述着一个名字——王保才。这位从新密翟沟走出的教育者，以四十年粉笔生涯为刻刀，在贫瘠的乡土上雕琢出教育的奇迹。从王村乡小学的初登讲台到大冶乡沁水小学的执掌帅印，他用板书的力道，在黄土地上写下“希望”二字。在资源匮乏的年代，他是弋湾教育的拓荒者，中心校“掐尖”抢生源，他就带着教师在油灯下补课，让村办中学的中考成绩连年领跑开封地区；面对农家娃“跳出农门”的渴望，他是执着的摆渡人，每年将一批批学生送进中专、高中的校门，让知识改写命运的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于坚守与奉献中，他更像不灭的灯塔，１９５６年入党的誓言化作光束，照亮了乡村教育的崎岖路。如今矿区的机器声盖过了当年的琅琅书声，但那些从弋湾走出去的身影，那些被他改变的人生，都在印证着：有些东西，远比砖石更坚固，比岁月更长久——比如一位教育者用初心写就的“不褪色”的传奇。

红根：窑火照初心，少年志如钢

１９３３年８月，密县平陌乡翟沟的土窑洞里，一声婴儿啼哭划破了夏夜的闷热。王保才降生时，家里已有好几个弟兄，炕上铺着的破麻袋根本挡不住潮气，母亲只能把他搂在怀里，用体温驱散初秋的凉。

１９４２年，豫西大旱，地里颗粒无收，本就拮据的家彻底撑不住了。看着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们，父母咬着牙托四爷的亲戚帮忙——在卢店给孩子们找条活路。９岁的王保才跟着亲戚走了三天，脚底板磨出了血泡，最终却被送到了地主杨仓家。

在杨家的日子，是刻在骨头上的疼。天不亮就得喂牛、挑水，镰刀割破手也不敢吭声，稍有差池就挨皮鞭。最饿的时候，他啃过树皮、嚼过观音土，有次偷摸藏了半块红薯，被发现后遭毒打，罚跪在院里的碎石子上，直到天亮。１３岁那年，他趁着夜色逃了出来，光着脚跑了几十里路，一路打听着摸到大冶乡——听说没子嗣的大爷王忠义住在这儿。大爷见他浑身是伤、瘦得像根柴禾，抱着他落了泪：“保才，跟我过吧，以后我养你。”就这样，他过继给大爷，在吴庄村落了脚。大爷虽不富裕，却总把窝头掰给他大半，还送他去夜校。夜校的油灯昏昏黄黄，他盯着黑板上的字，像盯着救命的稻草，四爷偶尔来看他，摸着他的头说：“认字才能不受欺负，咱穷人要想抬头，得先识文断字。”

有天夜里，四爷悄悄塞给他一本油印小册子，封面上“共产党”三个字烫得人心慌。“这是能让天下穷娃子有书读的队伍。”四爷的声音压得很低，眼里却闪着光。王保才把册子藏在炕洞里，夜里就着月光偷偷看，那些“打土豪、分田地”的字，像种子落进了心里。

１９５０年，村里要选年轻人去登封师范学教书，干部想起了这个总在夜校待到最晚的娃。大爷翻箱倒柜找出攒了半年的一块银元，塞给他说：“去吧，当老师，教咱村娃认字，比啥都强。”他背着大爷连夜缝的布包，包里揣着硬邦邦的窝头，走在去县城的路上，脚踩在黄土路上，一步比一步沉——他知道，这是要去圆一个梦，一个让更多像他一样的穷孩子能安稳读书的梦。

讲台：田埂印足迹，粉笔写春秋

１９５１年的春天，王保才第一次站在王村乡小学的讲台前。土坯垒的黑板，学生自带的板凳，三十多个娃瞪着眼睛看他，像一群等着喂食的小鸟。他攥着课本的手直冒汗，却清晰地说出第一句话：“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最实在的理——就像咱种地，撒下种子才长庄稼。”

他教语文，会把课文编成顺口溜；教历史，就带学生去村头看老槐树，说“这树见过光绪年间的事”。有个放羊娃总逃课，他就跟着去山坡，坐在石头上跟娃说：“你看远处的山，翻过才有新景致；念书也一样，认的字多了，路才宽。”后来那娃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初中的。

１９５３年，他被推荐去开封师范深造。第一次坐火车，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城市的高楼掠过，心里念叨：“啥时候咱农村娃也能在这样的教室里上课？”两年里，他的笔记记了满满三木箱，数学公式抄在烟盒上，教育学理论译成家乡话，回来时箱子太沉，他就背着走，累了就坐在路边啃干粮，心里却甜得很。

１９５６年入党那天，他对着党旗宣誓，声音响得很。同年当王村学校教导副主任，他定了条规矩：教案必须手写，连标点都不能错。有老师图省事，他就陪着重写，一边改一边说：“咱笔下的字，将来都是娃们脚下的路，半点马虎不得。”他的备课本上，红笔圈点密密麻麻，比学生的作业还认真。

１９６４年调去沁水小学当校长，那地方更偏，教室漏风，学生冬天上课哈着白气。他带着老师糊窗户、垫地基，在操场边开了两亩菜地，说“种菜换钱，给娃们买纸笔”。有次暴雨冲垮了教室后墙，他光着膀子带头搬石头，泥浆溅满脸，笑着说：“这墙得垒结实，要让娃们坐得安稳。”在沁水的６年，这所“三类校”的升学率翻了两番，家长们提着鸡蛋来谢，他愣是让拎回去：“娃出息了，比啥都强。”

１９７０年去弋湾时，他已经是７个娃的爹。家到学校５里地，他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布鞋磨穿了就垫干草，雨天摔进泥坑爬起来继续走，裤脚永远沾着黄泥巴。有老师劝他买自行车，他摆手：“走路能琢磨事——昨天那道几何题，我又想了个土法子。”

弋湾小学后来改成中学，他成了第一任校长。土坯房当教室，墨汁刷的黑板，他却在第一次会上说：“条件差咱认，但教不好书，对不起送娃来的爹妈！”他教政治课，把报纸剪下来贴成“土教材”，用“四个现代化就是顿顿吃白面”这样的大白话，让农村娃懂了大道理。每天早读前，雷打不动讲十分钟时事，哪怕咳得直不起腰，也会提前写好板书：“老师不上课，跟农民不种地一个理——误了时节，啥都收不成。”

中心校总“掐尖”，把尖子生抽走，他偏不信邪。每天放学后，毕业班多补一小时；周末把差生叫到学校，他亲自守着做题。有年中考前，数学成了短板，他连着半个月泡在教室，晚上给学生讲题，谁困了塞块硬糖，自己喝最便宜的茶叶水提神。那年中考，弋湾中学数学平均分在开封地区排第三，比中心校还高５分。红榜贴出来那天，他站在榜前抹泪，那泪滴在黄土地上，像撒下了一颗种子。

直到１９９４年退休，他在弋湾站了２４年讲台。有人算过，他走的田埂路能绕登封两圈，批改的作业能堆满半间教室，送走的学生里，光中专生就有一百多个。

校魂：严字刻风骨，暖语润人心

王保才的“严”，在弋湾是出了名的。有年轻老师讲错“鸦片战争”的年份，他没当众批评，下课后拉到槐树下，掏出标着三个红圈的备课本：“你看，这页我标了红圈，就是怕记错。教历史不能马虎，错一个字，可能误孩子一辈子。”

他抓教学“准得很”。每学期开学，必组织老师逐字逐句抠大纲，从教材选用到课堂纪律，条条框框写得明明白白。谁的课上学生走神多了，他搬个板凳听课，课后盯着改教案：“不是娃不听，是你没讲进他们心里。”有个刚分配的老师让学生自习代替讲课，他陪着重备三天课，直到对方把每个知识点、互动环节都想透才罢休。

但这份严，裹着化不开的暖。１９８３年冬天，他的学生景中朝师范毕业刚到弋湾任教，被安排在校长办公室暂住。夜里铺开铺盖，才发现王保才的三闺女在角落搭了张小铁床——她在学校读初中，没宿舍，就住这儿。景中朝正尴尬，王保才已拉着女儿往外走：“跟同学挤挤，让老师住踏实。”后来他才知，校长女儿和三个女生挤一张床，冻醒了就裹着棉袄坐天亮，却从没抱怨过。

董增寿老师的女儿急病住院，３００块住院费难住了一家人。那会儿老师月工资才几十块，王保才听说了，揣着个布包找上门。布包里有给七个孩子交学费的毛票、攒着买煤的钱，凑够３００块塞过去：“先治病，钱的事往后搁。”董增寿红着眼要写借条，他按住说：“同事就是兄弟，见难不帮，愧当党员。”

为让家远的老师不啃干馍，他开了教师食堂。粮食从让大家从自家带，菜让家属轮流带，谁不好意思来，他就端着碗往人办公室送：“吃饱了才有力气教娃！”有个女老师生了孩子，他让食堂每天炖鸡汤，发动女同事轮流照看，说“咱校的人，就得互相帮衬着过”。

品骨：清风荡浊气，合力聚心魂

在弋湾中学，老师们常说：“王校长眼里，只有‘对不对’，没有‘亲不亲’。”他从不搞“办公室政治”，评优秀教师时，标准列得清清楚楚：教学成绩、学生评价、创新方法，条条量化，谁也钻不了空子。

有年，一位跟他相熟的老师差了几分，找他说情。他翻出评分表，指着“作业批改粗糙”的评语说：“改了这些，下次准能评上。”最后把荣誉给了年轻的景中朝，只因为“他备课到深夜的次数，全校最多”。

对待学生，他更是一碗水端平。穷人家的娃没铅笔，他从家里带来一捆；富户的孩子调皮，该批评照样批评。有个村干部的儿子逃课，家长来说情：“娃还小。”他怼回去：“正因为小，才得教他走正道——你当干部的，更该懂这理。”后来那孩子被他盯着补课，考上了县一中，家长提着鸡蛋来谢，他硬是让拎回去：“娃出息了，比啥都强。”

他最厉害的本事，是“把一群人拧成一股绳”。同事说：“他不用喊口号，自己先干在前头。”备考时，他跟老师一起熬夜；修教室时，他扛着锄头先上；有老师家收麦子，他带着没课的老师去帮忙。在他带动下，弋湾中学“教风正、学风正”，哪怕生源被“掐尖”，成绩照样甩中心校一截。有年中心校想挖走他们的数学组长，那老师说：“王校长待咱如家人，给座金山也不挪窝。”

远识：育师成栋梁，薪火代代传

王保才常说：“老师是树，根扎得深，才能给娃们遮荫。”他比谁都清楚，乡村学校留不住老师，一切都是空谈。为了让弋湾中学有支稳得住、能打仗的教师队伍，他成了最“爱跑腿”的校长——带着炒花生、红薯干，一趟趟往周边乡镇跑，去挖那些教学厉害的骨干教师。“咱校虽偏，但人心热。”他拉着外校老师的手掏心窝子，“来了我给你搭伙，住的地方我去跟村民借，保准让你安安心心教书。”有老师家远，他挨家挨户找村民商量，把闲置的厢房收拾出来当宿舍，还在办公室支起木板床，自己的办公桌上常年堆着老师的行李。

更难得的是，他总记着那些从弋湾走出去的师范生。每年师范院校放暑假，他都带着糖果去家访，坐在炕沿上跟学生说：“学校盼着你们回来，娃们等着你们教。”一来二去，先后有１０多个本校毕业的师范生回了乡，成了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的顶梁柱。他们说：“王校长当年教咱‘滴水之恩当涌泉报’，现在就是咱报恩的时候。”

每周三晚上的集体备课，是弋湾雷打不动的“充电时间”。煤油灯底下，他带着老师围坐成圈，年轻的讲新教法，年老的传老经验，吵吵嚷嚷却满是干货。讲《孔乙己》时，他突然起身：“咱村老秀才爱赊酒，跟课文里一个样，明天带你们去唠唠。”把书本里的字变成村口的人，学生们听得眼睛发亮。他还逼着出去进修的老师开“取经会”，景中朝从开封学了数学新法，被他追着讲了三晚，直到每个老师都学会才罢休。

这份对教育的执着，早已融进了家风里。他的“教学管理日记”记了五十多年，泛黄的纸页上写着“要想生活好，必须有文化”“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成了王家四代人续写不息的传家宝。他常对子女说：“读书不是为了跳出去，是为了回来把根扎得更深。”在他的影响下，家里先后有多人走上讲台，而这个５８口人的大家庭里，２８名共产党员像星星一样散在各行各业，“全国五好家庭”“全国文明家庭”的牌匾，在堂屋里闪着光——那是比任何奖状都珍贵的勋章。

余晖：退而志未休，清风传久长

时光悠悠，岁月匆匆，王保才校长虽已离去，但他的精神却如沁水村那棵老槐树，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枝繁叶茂，荫庇后人。

２０２４年９月的那场座谈会，是对他一生功绩的回望，更是对其精神传承的期许。会上，众人的讲述仿佛一幅幅鲜活的画卷，将王保才校长的往昔岁月一一展现。他四十年如一日，手持粉笔，耕耘于教育沃土，用知识与爱心浇灌着祖国的花朵；退休后，又以锄头为笔，公章为印，在乡村治理的画卷上继续挥毫泼墨，书写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担当。

他的日记，承载着一生的智慧与情怀，如今已成为家族的瑰宝，被后代们续写传承，那字里行间的教诲，如明灯照亮着子孙前行的道路。村里学校中，那悠扬的劝学歌，依旧声声传唱，似在诉说着他对求知学子的殷切期望。而他所倡导的文明风尚、所制定的村规民约，早已融入沁水村的血脉，成为乡村发展的精神基石。

王保才校长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沁水村的过去，也指引着它的未来。他的清风正气，他的奉献精神，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沁水人的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奋发图强，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的村民建设家园。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沁水村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位曾为教育事业耗尽心血、为乡村发展鞠躬尽瘁的老人。他的故事，将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成为永恒的传奇。而他所播下的希望种子，也将在岁月的滋养下，不断茁壮成长，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让沁水村的明天，如那绚烂余晖，虽近黄昏，却依然光芒万丈，温暖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