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州

周代在历史上分为两段，一是西周，一是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西周是中国奴隶制最鼎盛的时代，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的许多创造，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周初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活动，仅在郑州附近，就建立了近二十个邦国。这些邦国建立之初，确实强化了周王室对地方的统治，但到了东周时期，却导致了诸侯的争霸和兼并，处在争霸中心位置的是郑国和韩国。

重要历史人物

管叔 管是商代后期出现的一个地名，地理位置在今天的郑州市内。武王伐纣胜利后把弟弟姬鲜分封在这里，建立了管国，姬鲜被称为管叔。周武王灭商后，殷商的百姓仍由纣王之子武庚管理。武王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监督武庚，在历史上被称为“三监”。于是，管国城也就成了周人在东方监管殷遗民的最大的政治、军事中心。武王去世，继位的成王年纪很小，政事全由周公旦操劳。管叔、蔡叔勾结武庚发动叛乱。周公率兵东征，叛乱被平息。管叔被处死，管国西南部疆土划归郐国，东北地域则为祭国所有。管国历史虽然短暂，但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郑州自西周以来，长期以管城命名，直到今天还有“管城区”这一建制。

郑武公  姬掘突（？—前 744），郑桓公长子。周平王东迁洛阳，郑武公迁郑于京。他为人贤明，文韬武略，深受臣民拥戴。平王二年（前 769），武公灭郐，平王四年（前 767）灭东虢，接着，鄢、历、补、华、丹、蔽、依等八个诸侯小国归顺郑国，史称“武公之略”。平王二十七年（前 744），武公卒，葬于嚣山（今荥阳三皇山）之原。

郑庄公  姬寤生（ 前 757- 前 701），郑武公长子。周平王二十七年（ 前 744），武公卒，寤生袭任郑国国君和周平王卿士，史称郑庄公。郑国除作周卿士、挟天子以令诸侯外，还有着在春秋各诸侯国中比较发达的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因而列国争雄的序幕首由郑国拉开。郑与宋近，又是势均力敌，郑国在庄公时代采取了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政策；宋也常常联合卫、陈、蔡以敌郑，但多为郑国所败。郑国在几次胜利中声威大振，齐、鲁两国听从了它的指挥，宋国归服之后不久，卫国也来讲和，于是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周桓王十九年（前 701），庄公卒，葬于郐。

弦高 春秋时期郑国商人。秦穆公派兵袭郑，中途为弦高所见，遂称奉郑伯之命，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师；并使人急告郑，秦师见郑有备，遂退兵。

子产 （前 582 －前 522）春秋时代郑国的著名政治家，出生于郑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郑穆公的儿子，子产作为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又叫公孙侨。

新郑陉山子产墓（高畅 摄）

子产所处在春秋晚期，诸候兼并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郑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小国，虽然在春秋初年，有郑庄公小霸的光辉历史，但这时因为长期的内乱，已经沦为一个常常受到晋国和楚国欺负的弱国。据史书记载，春秋中后期，郑国国境之上，常有晋、楚两家问罪之师。

因此，子产执政后，首要任务就是与晋、楚周旋，不至于亡国；其次就是加强改革，振兴郑国实力。他针对国内宗族势力强的国情，采取打击和安抚并用的政策。刚上任，他就推行“作封洫”的改革措施。所谓“作封洫”就是改革田亩制度，它的主要内容是挖掘沟渠，整编田亩，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收税赋，取消土地定期分配的井田制。在当时，这样的改革方案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它直接动摇了贵族们赖以生存的旧土地制度—井田制，所以遭到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子产差一点被贵族们杀害。

然而，自从按田亩纳税以后，那些下层平民辛勤开垦的私田也因此具有了合法性，他们的经济利益反而得到了保护和加强，这样，一部分下层的平民就成为中小地主，一部分原来的奴隶则成了自耕农。随着新法的贯彻实施，新兴地主和自耕农逐渐认识到新法确实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对子产的改革转而大加赞扬。

在“作封洫”的基础上，子产又推行了与“作封洫”配套的“作丘赋”政策。所谓“丘赋”，就是以“丘”为单位出军赋。一“丘”是128户，每年需要交马一匹，牛三头，用于战争需要。

经过子产的一番治理，郑国上下井然有序，军事力量也有了相应的提高。所以当时的老百姓歌颂子产说：“我的子弟你教诲，使他有了好教养；我的田地你指导，使我有了好年光；你千万不能离开我们啊，你若离开我们，我们会怎么样？”

公元前 536 年，子产为了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决定把“作封洫”“作丘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把内容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内容大致有：“鼓励开垦荒地，新开垦的荒地属开垦者私有，不准他人任意侵占。国家的军赋，按丘、按亩向土地私有者征收等。”子产把新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保护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子产执政郑国二十年，政治、经济都取得不小进步，所以后人的谚语里说：“郑国有子产，受福四十年。”

列御寇  东周威烈王时期郑国圃田人。战国早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寓言文学家。那时，由于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面加一个“子”字，表示尊敬，所以列御寇又称为“列子”。

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不进官场，隐居郑地40年，潜心著述20篇，约十万多字。现在流传的有《列子》一书，其中《愚公移山》《纪昌学射》等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列子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是非标准、生活准则也十分明确，其人品和道德修养更是高尚。一次，一位列国使者入郑拜访列子时，发现这位自己仰慕的有道之士，竟然经常在饿肚皮的情况下，埋头搞学问。郑国宰相子阳听说此事后，随即派遣官吏给列御寇送粮食。列子不为所动，拜谢说：无功不受禄。使者只得带上粮食返回复命，列子之妻对此困惑不解，列子解释道：子阳并不了解我的“道”的伟大，只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

列子青年时代求道十分执着认真，起初从师壶丘子，后又问道于老子的亲传弟子关尹子，还曾拜老商氏为师。他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又加以发扬光大。传说当他潜心修道时，能够“御风而行”。他常在立春之日“乘风游八荒”；在立秋之日返回住所“风穴”。这些记载虽然夸张，但也间接反映了列子道家学问的精深和列子超然物外的道家风范。

申不害 战国中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京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大了不少，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申不害特别指出君主要暗中用“术”，不让臣子知道，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权术。这种权术保证了君主的权威，不至于旁落。但是过分强调“术”，没有相应法治制约，那么臣下也可以运用权术来应付君主，所以，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的结果，使相当一部分大臣也变得老奸巨猾起来。

但总体上来说，申不害的改革是很有成绩的。《史记》上说：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几年，国家太平，兵力强盛，没有人敢侵略韩国。在战国时期，申不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政治改革家。

韩非 （约前 280—前 233）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出身于韩国贵族。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口吃，但文章出众，李斯也自叹不如。

作为韩国贵族，韩非目睹战国后期韩国积贫积弱的情况，多次上书韩王，依法治国，但他的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退而著书，写出了十万余字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思想。韩非的著作流传到秦国，为秦始皇所赏识，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要求韩王让韩非到秦国效力。

韩非在秦国备受重视，引起了他的同学李斯的妒忌。李斯诬陷韩非，先把他投入监狱，后逼他自杀。但韩非死后，秦始皇、李斯却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

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所以他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两人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两人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没有达到极点。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用术探查奸邪方面有了发展。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严刑”“重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律不阿附权贵的思想，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如果是平民，连三个人都治不了，桀不是天子也不可能乱天下的观点，所以他特别强调，君主治国既要重法，又要重权势。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韩非还提出了社会不断进步的进化论思想，“守株待兔”讲的就是这方面的道理。他还第一次提出“矛盾”的概念，“矛与盾”的故事至今还家喻户晓。

韩非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哲学观点包含了深刻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思想家。

苏秦 （？—前284）字季子，战国东周洛阳人，故里在今巩义市鲁庄镇苏家庄。师事鬼谷子，先后游说周显王、秦惠王、赵肃侯、燕文侯，为燕所用，出使赵、韩、魏、齐、楚五国，说服六国合纵。六国以苏秦为相，举之为合纵长。六国合纵，使秦国十余年不敢出函谷关，有效地抑制了秦欲兼并六国的野心。苏秦死，归葬故里，其墓今存，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郑国 战国末年韩国人，著名水利专家。公元前246年，郑国奉韩王密令前往秦国，劝说秦兴修水利工程。郑国兴修水利，表面上是为帮助秦国图强，而真正意图则是让秦国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没有精力和时间攻打韩国。开始，秦不知是计，就采纳了郑国建议，并于当年凿泾水修渠。施工中秦发现郑国来秦是韩王的“疲秦”之计，欲杀郑国。郑国临危不惧，向秦始皇奏明修渠引水将使关中地区土地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给秦国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秦始皇认为说得有理，就让他继续修渠。三年后，渠道建成，关中四万余顷土地得到了改良和灌溉，收成大幅度增加。从此以后，关中沃野千里，秦国也因此更加富强，并最终统一了中国。为纪念郑国的功绩，当时的人们就把这条渠叫郑国渠。郑国渠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发挥灌溉效益的100余年，而且还在于首开了引泾灌溉之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载于2024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