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田雨晴

“金箍戴上之后你再也不是凡人，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如果动心这个金箍就会在你头上越收越紧，苦不堪言......”

2024年9月，“当老师前VS当老师后”这一话题在互联网上爆红，相关视频以中小学教师当老师前与当老师后外观与精神面貌上的极大反差搭配电影《大话西游》中菩萨对齐天大圣说的这段话，直击人心，获得大量点赞。

网友留言“太真实了”，有人戏谑道“你终于长成了家长信任的模样”，还有许多在职中小学教师在相关视频评论区晒出对比图现身说法。而视频中的金箍，则是一个老师们在课堂上常用的小蜜蜂扩音器，似乎戴上这一属于老师行业的“专属”道具后，青春靓丽的外表就会离你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涣散的目光和一身散不去的“班味”。

事实上，这并不是老师入职前后的巨大反差第一次获得大量关注。早在2022年，这一话题就已经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走红。在评论区清一色的调侃中，“是什么把老师搞成这样了？我一直以为老师都是优雅大方，每天化着妆，踩着高跟鞋，小时候我还梦想成为老师。”一位网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生命的“遗问”

2023年10月26日，河南郑州一名刚入职3个月的年轻女教师自杀身亡，死前留下了一封简短的遗书：

“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教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进入了牢笼，牢笼一点点缩小，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

“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积极乐观的孩子呢？”在生命的最后，这位年轻女教师发问。这次事件或许是个例，但其中影射出的教师日益增长的工作压力却不可忽视。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在这些因反差而在互联网上爆火的变装视频中，多多少少也能窥见戴着“金箍”的老师们心中的酸楚。

2022年6月，教育科学论坛发表的《新时代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调查报告——以广汉市为例》中，针对四川省广汉市全市中小学共1793名教师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共回收1793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检查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教师占比41.30%，其中，出现轻度心理障碍的群体为32%，出现中度心理障碍的群体为2%，超过1%的群体罹患了心理疾病。

2023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领域专家俞国良带领团队，对1998年至2022年间中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研究，2024年3月开始，研究成果相继发表。整体而言，过去22年，我国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呈现缓慢上升的特点，俞国良预测，这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延续下去。同时，女性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比男性教师恶化更为明显，且抑郁问题更为严重；不同教育阶段相对比，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不容乐观”。

“去年带高二的时候，我带了三个班，每周15个课时、6节早课，三次晚自习。”自在市重点高中从教以来，贵州遵义的潘家君教师心理健康每况愈下，不久便确诊中度焦虑、轻度抑郁。

近年来，为了提高学生成绩，她所在的高中开始效仿“衡水化”教育。作为英语老师，她所教授的科目每周每个班至少有两次早课，一次晚自习，而不论前一天是否上晚课，只要是英语早课她都需要在7:30前到校督促学生早读，要是迟到十几分钟，巡查早读的领导就会归责到本人，教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必不可逃。

“有心理健康的老师才有心理健康的学生”

“三个班一个班两次，就相当于我一个周至少有6天要早起，再加上晚自习，我几乎过上了每天朝六晚十的日子。”出于对迟到的恐惧，压力最大的时候，潘家君失眠到凌晨三点多才浅浅睡去，但间隔不久就会从睡梦中惊醒，再三检查手机确认闹钟已经打开，这样的症状入职一两年后就开始缠上她，至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由于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在开始带高三学生后，潘家君便向校领导提出想要减少一个班的教学任务。

“近两年教师编制在减少，学校财政也紧张，有一些老师辞职离开了，有的考到了成都、重庆、贵阳，现在学校比较缺老师。我年龄不大，领导觉得我是中流砥柱，正是进步的时候，劝我再坚持一下。但是考虑到高三年级正处于升学关键期，要保证教学质量，就给我通过了，我现在是带两个班，但还是不轻松。”潘家君表示。

“我刚工作不久的时候，对这个行业不熟，处于摸索的状态，有时候工作量超负荷也不敢说，怕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那会儿担任班主任带了三个班，简直是魔鬼工作量。”潘家君回忆，新老师在入职的时候，往往会因为想要适应新的环境而承受更多的压力，时间久了在高压下习惯了，也就是“麻木了”。

“不麻木也没办法，薪酬激励更是不尽人意”。在薪酬方面，潘家君所在学校许多教师也认为自己并未得到应有的工资待遇。他们表示，很多人认为教师上半年休半年，但是却能领整年的工资，觉得教师这一职业待遇好、工资高，这其实是错误认知

寒暑假期间，学校会以“身心调整”、“反思与提升”等为由，布置听课、观影、读书、练字、写作和备课多项任务，老师们需要每天读书打卡，上交影评和教学文章，每学期开学前半个月，年级组就会开始教研工作。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俞国良表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教师自身，更会影响教育改革的成效，并对青少年健康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有心理健康的老师才有心理健康的学生”，俞国良在一次采访中说，在他们的调研中，300多万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总的检出率是18.7%，相对应的55万教师的检出率是17.8%。这或许意味着，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是共生的。“老师有一桶水，才可以分给每个孩子一碗水。老师自己只有半桶水，怎么可能给孩子一碗水呢？”

“都已经很累了，但是还得不到家长理解。”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一小学老师沈康婷唉声叹气。在学校，她担任四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同时兼少先队大队长。

两个月前，准备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的沈康婷因班上的一名学生放学后没有及时回家，家长非常着急，急急忙忙去附近街上找学生，等找到学生并通知家长去接孩子时已经接近八点了。“我家孩子已经在幼儿园等了我三个小时，幼儿园老师打了好几个电话，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道歉。三个月后我再和那位家长通电话，对方质问我为什么没把他家孩子直接送回家。当时我都愣住了。”

“双减”到底谁在减？

2024年10月28日，教育评论发表的《双减”背景下教师减负的现实境遇与治理方略》一文表示，作为一次新的教育变革，“双减”赋予中小学教师发展新期待，对中小学教师提出新要求，无形中引发中小学教师在工作时长、工作内容、心理压力等方面负担过重的现实境遇。

工作时间延长，教师工作“量与质”难以协调发展

随着“双减”实施后考试评价改革、课后服务工作的开展，中小学的放学时间从原来的下午三点半至四点延迟到五点半到六点，甚至更晚，无形中延长了教师在校的工作时间。

教师在校工作时间近六成用在学生管理、家校沟通和临时性行政事务的处理上，教学时间所剩无几，教师专业自主时间缩短，大大影响工作质量。教师忙着落实一波又一波减负政策措施，迷失在碎片化“双减”治理的泥沼之中，自主学习时间大大缩减，用于提升自我能力的时间被压缩，无法实现教学质量与巨大工作量的平衡。

“一周一次的教职工大会和教研组会，平时还会不定期有继续教育和政治学习，然后平时还要交教案，基本上每周要交两次，还有一些培训也要交思想汇报。学校会不定期有培训、会议、讲座等，还有各类迎检、创建等繁琐性工作。”潘家君说，每天上完课，面对近百份学生的作业，自己还要抽空写材料上交学校。

“最忙的时候，家里人甚至帮我抄教案。”她无奈地表示，这些工作挤压她的教学时间、侵占教力，导致她工作内容边界不清，无法安心教书育人。“有时候忙一天好不容易交完那些材料，转头就看到学生交上来的试卷需要批改，真的很崩溃。”

教师“职业边界”缺乏精确规划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职工作，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赋予教师工作的内容与基本使命。换言之，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工作的“主业”。但是，自“双减”攻坚战打响以来，许多“非本职”任务不减反增，不可避免挤占“主业”,教师工作背负了不少“杂活”负担，造成教师工作重心主次颠倒的困境。

在“双减”落实过程中，教师一人分饰多角，不仅需要当好“教育人”,而且要当好“填表人”“迎检人”“会议人”等多重人。教师非本职角色增多，教书育人的主要角色被无关角色影响，教师身份被各种无关角色分割、挤占致使教师产生“职业边界”冲突，不免触发本末倒置的无助感。

现如今，身兼数职已成为不少教师的工作常态。例如，副科老师兼任德育主任，美术、音乐老师兼任心理老师等等。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等多位代表提出了“教师减负”相关的意见建议，经其调研发现，从中小学到高校的教师均承担了过多行政任务，中小学教师不仅承担了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打卡，还承担了大量其他部门的反诈、反腐、信教情况统计等任务和一些创建类工作，门类可达10余种。

“成都七中单独设了一个班主任岗位，我认为这就很好。有的学校可能觉得这样太浪费岗位，但我认为这样可以划分工作量。我当时带三个班的同时担任班主任，这种其实就相当于两个人的工作量了。正常工作量应该是一个班加班主任或者两个班单纯教学，当然要看学科比如地理学科是一周三个课时，这种的话在高一高二年级可以带两个班兼顾班主任，但是高三年级就不行了，工作量太大。现在的高中，越是重点高中，班主任的压力是越大的。”潘家君坦言。

当问及最主要的压力来源时，她又说：“学校对老师的考核是看学生的成绩，还有就是评职称需要很多东西，大家都挺卷的，不断地剥削自己，就被推着走。我觉得我的心理状况变差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职业。加上我不是很认同现在高中疯狂卷的模式，学校语数外常年超课，但是又被迫在里面，所以我经常很焦躁。”

近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地都不断尝试采取多样措施为教师减负。但改善趋势并不明显。教师入职前后反差被搬上互联网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背后承担着一切的教师群体。

在2023年中国叫原始人论坛关于“教育源头减负”讨论中，多位学者指出从顶层制度和评价体系进行源头减负的重要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在会上表示：“考试制度、升学制度、评价制度不改，让老师和学生去改，这是不现实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减负并不能落到实处的原因。”

“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让我一心教学，这是我当老师的初衷。如果不能，让我做什么都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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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石闯

编辑：岳炎霖 实习生 陈嘉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