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6世纪，中国书法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这是一个书法转换和书法典范建立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一书向读者呈现了魏晋南北朝漫长复杂且充满张力的书法史，提供大量与此相关的材料与观点，勾勒其发展脉络与深刻转变，并试图在魏晋南北朝宏阔的文化历史与哲学审美背景下来探究、阐释魏晋南北书法的递嬗、深层结构及本体化建构。由于其间充斥着复杂的非单一化的书法本体与形上情神的纠葛与勾连，从而显示出魏晋南北朝书法历史的内在复杂性与多元性。

下文录陈振濂为《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所作评序，以飨读者。

姜寿田著《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评序

文/陈振濂

五十岁左右一代的从改革开放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书法理论家，在我极看好的青年才俊中的前几位，姜寿田应该算是最重要的一位。

80年代初开始，我们自己也在文化废墟中努力成长起来并形成规模的。那时的20-40岁的第一代书法理论家们，现在大概80多了吧？书法过去既没有独立学科意识更没有学科架构，只是一个“写毛笔字儿”的玩艺儿。大部份人还以自家能以写字技艺博取名声而沾沾自喜，全不知书法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传统文化经典价值所在。

但正因了改革开放，我们有机会大量学习古今中外文化文史的概念与思想理论成果，并开始慢慢意识到：书法完全可以从一门单一的“技艺”上升成为自主的体格健全的艺术学科，并且不必简单依附于学问、修养与文化从而成为“寄生”者。所有文字的、文辞的、文学的、文史的、文化的种种内容，如果不能清晰准确地作用于书法本体，就不具有“书法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书影实拍

但在当时的百年巨变中，由于文艺界和高等院校里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独立的“书法意识”，书法要想大声主张自已的“生存权”，毫无可能也基本无所依傍，而只能勉强地依仗作为旁系的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古典文学所拥有的成体系的强大影响力，因其都有“汉文字”的物质基础而获得最低层度的生存水平，亦即是我们所说的“寄生”形态。我们这一代，和姜寿田这一代，所拥有的这种书法“寄生”的语境和背景，几乎是一样的。

但我是艺术院校出身；而姜寿田勤勉苦读，两者却都不是仅仅满足于取静态的文字文学文史大环境统辖控制下的“顺民”。我总觉得，书法在今天简化字时代和键盘拼音时代，不走艺术化的道路，则必将无路可走。故尔审美与书法美学、书法艺术学或书法史学学科视点即“史观学”，乃是我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终极目标————文字文史功底是60分基础线，当然必须具备而不可怠忽；但它是出发点而不是目标。在有充分材料支撑下的“观念”“思想”“感知”“认知”“发展因果逻辑”等等，才是解密书法史的根本。而作为后继一代的姜寿田竟也有如此的超前悟性，他的兴趣本在于书法史学，而在史料文献考证作业与史观梳理、规律把握方面，因其读书广泛博学慎思，则有更多的深度思考。资料整理的部分，他有擅长；但同时代其他同辈中青年学者也有擅长，并非他一枝独秀而其他同龄人一定不如之。但在同一基础上的视野开阔高屋建瓴，抓大放小取精用宏，这种渐近于卓越史学家的气度与眼光而不是史料家的精雕细刻，就不是人人皆能为之的了。这部《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篇幅宏大，而其中的资料运用排比鉴证；与史观演绎之充沛精审、推求历史逻辑各个关键节点之“点题”与独树一帜，实在是见出一个思想力很强的中青年理论家的深厚功力。

《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稿》书影实拍

姜寿田生性内向沉静，大辩若讷。不是一种“一言惊四座”“八面生风”的作派。这也许就是一个思想家型学问家的典型表情。但我以为，凭他已积累的思想力、生发力，还会产生更多更好的“史观学派”立场映照下的成果群。它们的普遍特征是：绝不放弃文献资料和历史遗存的点点滴滴，但把它看作是“奠基”“基础”“出发点”“起跑线”，而不是高端顶级的学术目标。换言之，肯定不是“史学即是史料学”（傅斯年先生语）；而是“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颉刚先生语），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傅斯年先生当年之所以如此义无反顾地重视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他那个时代新出土文物与新考古发达的特殊历史背景；必是基于当时历史研究的规定性与合理性。顾颉刚先生的“古史累层说”在具体史实方面，也许有局部推断不实的问题。但他的史观逻辑却是精论且具有强大的思想张力，他的这种历史假设，来自于顶流级别的卓越的思辩力，并不因小失而掩大绩。姜寿田目前在学术上正处于勃发向上的极好阶段，活跃灵动、纵横捭阖而又根基扎实，在史家普遍视为畏途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史研究上，已经有如此的成就；将来引领书法史学风气，塑造时代学术品格，前途正未可限量。一个青年才俊的卓拔成长过程，是业界大家同道应该予以欣赏、赞同、推扬的过程。当年我之蒙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三位大师奖掖提携，细思恩泽惠及，亦是此理。今转视姜寿田这一代的优秀杰出人物，亦必当沿循优秀传统，为作振臂高歌而推扬之。所谓前顾后仰，代代传承，弦歌不辍，此之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