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太太到雍和宫还愿。并非周末,以为没什么人,没想到人是真的多。终于体会到不上班而是上香的情形,大部分是年轻人,少数游客和老外,看到年轻人东南西北四方上下礼拜,看他们磕头,看他们点香,那样单纯的信念竟让我注意到他们的脸上有着神圣的光芒。我跟一个诗人说起这一感受,他回应说:这些人都是多么好的人啊,他们本来可以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发挥自己的才能,本来可以为周围创造更多的东西,但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只能回到个体独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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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写给自己说,在成为任何主义者之前,首先要做你自己。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包括那些压抑的瞬间,觉得不对劲的部分,明显能察觉到的敌意,都是任何共同体或同盟中会存在的,这种时刻,要毫不犹豫地首先选择尊重自己,保护自己,在此基础上才谈得到帮助别人。他对体制、单位生活深恶痛绝,因为在里面说话好像就不能直接了当,老板或领导要了解同事的情况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敷衍迎合,而不是说出真实的情况和真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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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女性吐槽说她发现她老公已经被社会淘汰了,什么“才33岁,就已经被社会淘汰了”,什么“73年的,51岁,每天连一个电话都没有,别人不联系他,他也不联系别人,除过我有事给他打一下电话,也没人找他玩,他早已退出了同学群,说是没意思”什么“听我给你们讲一个独特的故事,一个叫社会淘汰的49岁老公的传奇”等等,现象大同小异:老公给太太的感觉就是与世隔绝,一般人每天的手机铃声不绝于耳,但是老公的手机却很少响起,只有我和儿子偶尔打电话跟他联络。这说明除家人外,老公没有任何朋友会主动联系他。而且就算有人打来,老公也从来不主动回拨,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如果这些案例是真实的,那么躺平就不只是年轻人的事了。
某平台的一篇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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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刚说,除了我们,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都没这么把吃当回事儿;不同地区的老外都把聚餐的主要意义当做是社交,吃得好不好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个观察很扎心。说到吃,我们确实还是认真的,也是有发言权的。有一个海外的朋友长期在大陆生活,说我们的认知是围绕着吃展开的,如果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个较生疏的东西,一定会有一个人说,我不懂是什么东西,反正还没吃过?龚鹏程老师还提供一段材料批评我们对吃的不讲道德:“他们的生活习惯最为堕落残忍;赌博四处流行,并且已然上升到一种毁灭而且罪恶的地步;他们服用致命药物和烈酒给自己带来快感;他们还是粗暴的杂食家,地上跑的、走的、爬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实际上几乎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不管是海里的、还是土里的,哪怕是别人看来最恶心的东西,他们都会贪婪地往嘴里送。”当然,龚老师认为真正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人从来不曾让宗教戒律束缚住自己的胃口,而更多地从现实角度出发灵活应对。其结果,不仅让中国菜获得了远比其它菜系更为丰富多样的食材来源,正如美国学者小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一书中所说的,“相对较少的饮食禁忌,使中国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无与伦比地维持社会平衡,长期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中国食物》
作者: (美)尤金·N·安德森
译者: 马孆 刘东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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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参加书展,跟薛野、老莫聊天。在回京路上遇到一个知名的历史学者,突然有了历史感,就在手机上敲出一首小词:
百年几转折,献祭何其多。
何物铸成大错,知了噤无歌。
试问泰康师长,几代青春梦想,失败又如何。
鱼龙见性命,平地起澜波。
世运事,问天时,卜则拙。
蟹猪粉墨几日,秋冬是网罗。
且看乾坤万里,珍重飘零花果,相逢笑婆娑。
偶尔露峥嵘,草泥马踏过。
年轻时跟舒芜先生聊天,他反对我写格律诗词,说太耗生命,并举自己为例,虽然会写,但要把几十个字安顿好并不容易,那真是呕心沥血。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对格律诗词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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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人痛心于朋友圈或网络上的撕裂,一个在欧洲研究社群主义的学者说:当一方把道理一遍遍掰开揉碎讲,而另一方一次次假装听不懂时,就是经典作家名言适用的时刻:”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他说,想要私权不受侵犯,写文章跟国王辩经“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批判的武器;武装威慑摁着国王签《大宪章》,是武器的批判。想要合理的工时工资,跟工厂主讲阶级的形成、原始积累的血腥,是批判的武器;罢工让工厂主破产,是武器的批判。在理论辩经之外,必须有可用的武器的时刻。用钱投票、用钱抵制,只是开始,可用的武器总是在践行中发明并丰富起来的。
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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