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16日，我由基层调到团市委，当月参加批判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10月到国棉三厂调查学毛著假典型，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我与工人一块学习人民日报号外。11月 ，团市委派我参加“市委五好劳动竞赛工作组”，驻郑州市酒精厂。这个月厂党组织决定集中14个未婚女青年做“针对性体检”。

事情的起因，锅炉房两个工人到蒸馏塔上看气压，推门见女学徒一手搬阀门，另一只手摸师傅的那个，两人气压也不看了，跑到正值夜班的党总支副书记刘敏报告了这一情况，第二天刘敏开总支会，专门叫工作组参加，组长老刘去市里开会了，我去参加。刘敏连说两句恶心人，张不开口，才让两工人介绍情况。刘敏说，阶级斗争很复杂，这是一起地富子女腐蚀老党员、老劳模事件，我跟张书记商量了，为了有真凭实据，全厂未婚女工来一次体检，看哪个女学徒有没有处女膜，没有，好，法办。为了不打草惊蛇，14 个未婚女青年都检查。我这才听明白，说：这样做是违法啊！刘敏一拍桌子，小赵，你是党员不是？我：不是，我是工作组。刘敏：工作组要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你不是党员，出去！我走出办公室骑上自行车到市委办公室报告给管工作组的乔毅同志，他只说一句：违法。

我回厂，见在厂区后院扎了棉蓬，里面生了煤火，我问本厂诊所女大夫，扎棉蓬干什么？她带着两个女大夫，停下，一指身后女青工，说工作组不知道干啥？检查呀！

经检查，14个未婚女青年，包括女徒个个处女膜完好无缺。

接着发生四件事，头两件，令我高兴，市委老乔来厂，找我谈话，表扬了我，说：让办公室的赵志敏将你与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向组织反映真实情况，发表在党的内刊《郑州通讯》上；《郑州晚报》副刊主任郑蓝云来厂约稿，我写出“从老赵到伙计”，他改成《煅练》，发在1965年12月25日《郑州晚报》副刊上。

第三件事让人气愤，第四件事令人悲哀。

气愤：师傅的老婆拿着丈夫的肉色毛衣，抖着烂边骂锅炉房的两个工人不是吃粮食长大的，说这烂毛衣边儿咋成了俺老头的那个，女徒弟你上班摸师傳的毛衣弄啥，贱呗！

令人悲哀的事：一未婚女青年找我，说：老赵（我进厂时都叫我老赵，我才十九岁，怎么“老赵”了？后来四十五岁的党总支委员、团总支马书记说，您是上级，又没职务，叫老赵是尊重）。女青年说老赵你给我开个证明信，我：干啥？女青年：证明我是处女。俺男朋友说带上证明去办结婚证。

女同胞，姊妹，我怎么说呢！

第二天上午，党总支秘书小郭胳膊夹着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打开让我看。文件写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小郭说：组织安排有人监督几个技术人员，他们的亲属有被“杀、关、管”的，有在国外和港澳台的，我说：文件说是整党内走资派吗！小郭说星期天他们上街也派有人跟。

20年之后的1985年，几位被跟踪的技术人员，江同志当上市政府副秘书长，后任市政协副主席，1985年，我在《郑州工业大观》任编辑部主任，副巿长刘源任主编，开会，江秘书长来，说我正义执言，另一张同志任一大学校长。2005年，省、市作协联合举办赵富海作品研讨会，与会《郑州日报》记者左丽慧发了消息，又写文《杂家赵富海》。我接到张校长电话，他说：我从记者那里要来你的电话，你是在郑州酒精厂工作组的小赵吗，我说是，你那时保护过我们，我爷爷当过一段老北京市市长，对，我说，我看过你的档案，全厂387名职工的档案我都看过，张校长笑了，说：我聘你为我校特聘教授，我笑了：本案不予受理！

2006年，张校长又打电话说特聘，我：谢谢，我毕业郑州大学中文专科，怎么能给本科“三尺讲台”，张校长：你来，住下有房，不住车接车送。我说我低血糖，站久了头晕，以各种理由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