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集  我们弟兄三个

我家弟兄三个，哥哥刘永辉，我叫刘永立，弟弟刘永站。但鉴于那个年代村干部也认不得几个字，登记户籍时将我名字中的“立”写成了“力”，将弟弟名字中的“站”写成了“占”。我曾一度更名“刘志佳”，因犯一位东院本家爷爷刘守志的名讳，最终也便服从出生时的登记，将错就错了。弟弟则改名“刘鑫辉”，并因此事业受益，一改到底。打我记事起，我们弟兄三个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也许是各相差四岁的缘故吧，懂得互相谦让，不争不抢。长大后，哥哥从医，我从教，弟弟从事金融行业，我们也经常在各自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互相支持，倾力帮衬。虽然在个别话题或个别事情上也会有唇枪舌剑、红脸出汗的情况，但事后都不会斤斤计较。

自古有言“长兄如父”，在我的个人成长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父亲就是哥哥了。哥哥刘永辉1968年生，改革开放最初的那几年，上了中学的哥哥赶上了全国文学发展的高潮，喜欢写诗和散文，经常念他的大作给我听。我虽然不是很懂，但从哥哥的一腔激情看得出，文字这东西好有魔力，能让一个人为此而疯狂。后来我就经常拿哥哥订的文学杂志来读，慢慢地，我也成了一名文学少年。等我上初中后，就喜欢每周三下午的作文课，有时候一件事一次写不完，还搞“连载”，常成为作文课堂上的范文。滑县三中有个“红梅文学社”，哥哥上高中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在里面，我有几篇萌文就是通过哥哥转交而“发表”在《红梅》社刊上，这更加激励了我的文学志趣。再后来，我成了滑县三中“红梅文学社”的负责人之一（多年以后粗略统计，从该社团走出来的知名作家不下十位）。

不过这绝对不符合父亲的期望。父亲一心想让我和哥哥在高中都学理科，考取医学院校，将来继承祖业成为医生。哥哥喜欢文科，怎奈分科时还是依照父亲的意思分到了理科班，高考结果可想而知。

我在理科方面更是让父亲失望透顶，且不说物理、化学一窍不通，连文科理科共有的数学也都难以及格，只能报文科。幸好那些年滑县三中开设有艺术班，分音乐和美术两类，聘请专业老师授课。艺术考生归入文科类，其中数学成绩只作为参考（不交白卷即可），不计入总分。父亲这次转变了观念，为升学计，支持我学音乐：“你从小喜欢唱歌，在初中时又是文娱委员，干脆考音乐类院校吧，也算有个出路。”我喜出望外，欣然接受。高三那年，我以五科成绩匹敌文科班学生的六科成绩，依然排在年级前十名，父亲的脸上终于见到了笑容。1992年秋，几经周折，我考取了安阳师院音乐系。就这样，我因偏科严重误了学医，改为学艺。

其实父亲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前边有哥哥选科失误的事做铺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哥哥跟着表哥侯凤林（大姑刘相梅长子）外出跑销售折腾了一年，虽然也挣了点钱，还为家里买了台彩电，但还是觉得经商太辛苦，回来后已经答应跟着父亲学医了。在父亲看来，既然有人接续传承祖业，其他孩子就随便啦。

俗话说“一个孩子圈养，两个孩子散养，三个孩子泥里躺”，这话一点没错。我弟弟的成长，就像一株不在垄的庄稼，想怎么长就怎么长。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培养了弟弟鬼点子多、处事方法灵活、观念放得开等特性，当然，也同时暴露出性情放纵、做事随意性强等缺点。从初中升入高中后，学习压力的剧增，使弟弟产生了厌学情绪，高一还没上完，就撂挑子不干了。父亲也不急也不恼，心平气和地说：“你大姨（母亲的表姐）家的表哥在新郑开了一家饲料公司，正需要人手，你去打工挣钱吧！”弟弟特别开心，觉得终于可以告别寒窗之苦独立自由生活了。在饲料公司，弟弟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将麻袋或大塑料包里晒干的红薯藤蔓、花生植株等倒入粉碎机里进行粉碎。刚开始还挺新鲜，几十斤重对一个半大小子来说也算不了什么。表哥在生活上也很关照，动不动就领着大家下馆子。但没过几天，弟弟就对粉碎机刺耳的轰鸣声难以忍受了，加之粉碎过程中荡起的浓浓尘烟，戴着口罩也是满嘴泥。再持续几天，膀子也酸痛起来。就这样，弟弟顽强地坚持干了两个月，再也撑不下去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还想回去上学！”弟弟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读书，才是改变一个人社会阶层的最佳途径。幸好学籍还在。1996年，弟弟考入郑州一所高校学习金融。这时候，我已经在郑州工作一年，也该为家里分忧了，弟弟的学费由我负责解决。弟弟毕业后在保险公司工作过几年，又去北京一家证券公司打拼。几年后，借着一次升职机会回到郑州发展。多年的闯荡经历成了弟弟事业进取的一笔财富。另外，也多多少少鉴于他的名字“鑫辉”，试想哪个证券公司的老总愿意让“金”流失？于是弟弟的身价也就一步步水涨船高起来。如今，弟弟已经成为某国资券商河南分公司的书记、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