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义与今释——瑞青说论语》（116）

在孔子所有弟子当中，有一个另类的弟子。他不但当面质疑孔子，而且还故意刁难孔子。他不但行为反常，而且还自以为是。我们甚至可以用“操蛋”两个字来形容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宰我。
宰我，名予，字子我，鲁国人。此人能言善辩，与子贡一起位列言语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有关宰我的史料皆为挨批之事。例如，宰我总是白天睡大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他认为“守孝三年”时间太长了，孔子骂他“不仁”；他曾问孔子：“如果有人告诉一个仁者，井里掉进另一个仁者，救的话必死无疑，不救的话就会遭到谴责，到底救还是不救？”面对故意刁难的问题，孔子生气地说：“你为何要问这样的问题？”
孔子对待这个“操蛋”的弟子，其感情应该是很复杂的，以至于有一次宰我问孔子五帝之德时，孔子竟然说出“予非其人也”的话，即“你不是问这种问题的人”，等于说“你不配问这个问题”。但孔子周游列国时，却带上了宰我，并委派他出使各国，这说明宰我还是有真本事的。另外，后世对宰我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先后被追封为齐侯、临淄公、齐国公并配祀孔庙。
今天要讲的这一章，又是发生在宰我身上的另一桩“糗事”。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首先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一段话，目前存在两个版本：一是《鲁论》“哀公问主于宰我”，二是《古论》“哀公问社于宰我”。作者采用《古论》。
那么，何为“社”呢？学界也有两种观点，一说指土地神或祭祀他们的庙；一说指社稷，即土神和谷神。而此章中的“社”则是借指用树木做成的祭祀牌位。
在古代，凡立国之时，必要立社。立社必用木材做成用于祭祀的牌位，此牌位即为社主。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庙里直接种树，以树木当作土地神所依附的社主。
作者认为，不管是“问社”或是“问主”，不管是代指牌位社主或是代指树木社主，其实都是人们把它们当作土地神所依附的载体，以便用于祭祀罢了。我们不必在此纠结。
那么，为什么夏商周三代采用不同的树木做社主呢？
西汉孔安国认为：“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言外之意，夏商周之所以分别用松、柏、栗，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三个国家的国都所在地最适宜种植这种树木。
东汉许慎《五经异义》对孔安国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解释：“夏后氏都河东，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沣镐，宜栗也。”
从此，对此的主流解释与《五经异义》的解释大体相同，比如钱穆先生《论语新解》：“夏商周三代，所树社木及所为社主各不相同。夏居河东，其野宜松。殷居毫，其野宜柏。周居邺镐，其野宜栗。此皆苍老坚久之材，故树以为社。然特指三代之都言，不谓天下皆以此三树为社。”
然而，宰我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鲁哀公说：“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意思是说，周人之所以用栗木做社主，就是为了使民战栗。这下就惹上了大事。大家知道，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就是周朝，而宰我竟然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等于打了孔子的脸。
于是，身在宋国讲学的孔子，听闻弟子宰我对鲁哀公如此解释后，很是恼火，就告诫宰我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古今学者对孔子这三句话的主流解读基本一致，下面择优举上几例：
三国何晏《论语集注》引西汉孔安国的解释为：“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战栗。”
用现在应景的话说，宰我此言属于“妄议”。
南朝皇侃《论语义疏》：“言汝不本树意，而妄为他说。若余人为此说，则为可咎责；今汝好为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复追究汝也。是咎之深也，犹“于予与何诛”之类也。
皇侃的理解更深一层：不是不追究，而是到了赖得追究的地步，这是对一个人失望至极的表达。
“于予与何诛”出自《论语·公治长》“宰我昼寝”中的一句话，意思是对宰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批评的呢？
唐代韩愈《师说》：“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时，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过之后也。事初成不可解说，事政行不可谏止，事已过不可追究也。先后相配，各有旨也。”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孔子以宰我所对，非立社之本意，又启时君杀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复救，故历言此以深责之，欲使谨其后也。”
傅佩荣先生认为：孔子这三句话意见相近，一方面提醒宰我不要自作聪明，另一方面则是不赞成用武力改变鲁国的现状。
归纳一下，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不用再提了，将要完成的事情也不必再劝了，事情既然发生了就不要再去追究了”。
那么，在普遍声讨的主流认知下，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说有替宰我辩护的吗？
当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在少数。在此也略举几例。
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云：“夏后氏以松，松者，所以自悚动；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战栗。”
东汉何休《公羊注》云：“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犹迫也，亲而不远，主地正之意也。栗犹战栗，谨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那么，针对两种观点，要想继续深入研究，就要搞清楚周朝的统治者当初使用栗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以及孔子所言“既往不咎”到底是对谁“既往不咎”，是对宰我还是对周朝的统治者？
于是就有专家学者抛弃主流“因地制宜种植树木”的观点，提出之所以夏朝用松木，殷商用柏木，都含有长久统治天下之意。而周朝之所以放弃松、柏，改用栗木，就是因为当初周武王为了让人民害怕而接受自己的统治。宰我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只不过说的不合时宜而已。
那么，我们站在宰我的立场设想一下，他当初之所以要如此解说，用意何在呢？
一说，宰我想借此劝说鲁哀公要实行严政；一说，古时候杀人常在社，当时三桓专政，哀公意欲讨之，故借题问社，此乃隐语示意。宰我所答，隐表赞成。
对于以上不同于“主流”观点的解读，作者认为也有一定的道理。客观地说，聪明伶俐的宰我不可能不知道“周人以栗”的本来意思，他之所以“明知而故犯”，说明他想对鲁哀公传达自己的为政主张，即借“使民战栗”来暗示鲁哀公要清除或打压三桓势力。而作为老师的孔子更加了解自己的弟子，他肯定明白宰我的真正用意。
然而，孔子知道周武王选用栗木的目的确实是为了恐吓百姓。所以才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孔子不是告诫宰我说错了话，而是告诉宰我，周武王做错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以免误导鲁哀公。
作者认为，不管是哪一种注解，他给我们今人的启发都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我们对待过去所犯的错误，是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还是“有错必究”的态度，要因事而论。如果不涉及违法或原则性问题，而且重提往事对当下及今后的发展无益，那就既往不咎，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如果涉及违法犯罪的事情，不管过去多久，都要依法追究，绝不姑息，以体现普世价值的公平、公正原则。
一方面，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宰我的做法。他敢于质疑，敢于直面，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作者眼里，宰我就好像是一位今人穿越到春秋时代的斗士。

作者简介：李瑞青，老子故里鹿邑人，现居郑州。从事古典文献、历史文献以及古代文学等文史方面的研究。著有《写活历史人物》等五部读书笔记，以及《雾太阳》《猎城》等七部中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