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非遗学原理》和《非遗博物馆的特性》之后,冯骥才先生的又一篇非遗学重磅理论文章《视觉记录:传承人口述调查的新方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刊登于2024年9月15日第11版。特此全文分享。

视觉记录:传承人口述调查的新方法

文 / 冯骥才

非遗学使我们明白,现在采用的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非遗记录和保护的需要,于是一种新方法产生了。

本世纪以来,源起于历史学的口述史,又多了一个分支,即传承人口述史。口述史是从历史的亲历者那里通过口述调查而获得重要的史料,这对于以往单凭文献资料记录的历史来说,似乎是一种鲜活的、具体的、还原于现场的、更接近真实的补充。于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争相采用口述调查的方法。口述史的谱系便越来越多。

从非遗学角度看,传承人口述史的意义更为重要。由于历史上非遗从无文字的著录,而非遗最重要的内容——记忆和技艺,全都保存在传承人的身上。这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传承中断,记忆和技艺就会立即丢失,这项非遗也就消失了。只有通过传承人的口述记录,将这些无形的记忆和技艺转化为文字,才能将其确凿地保存下来。故而本世纪以来,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和非遗名录建立肇始,对传承人的口述调查便成了普遍采用的不可或缺的方式,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为非遗立档最可靠的方法。“传承人口述史”在非遗事业的发展中功莫大焉。于是我们将“传承人口述史”这一概念确立下来,得到学界一致的认可。随即,我们展开了对传承人口述调查的方法论的研究。由于这一学术的自觉,使我们渐渐形成一个科学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方法。

冯骥才先生在文化遗产抢救过程中很早就开始注意拍摄影像

传承人口述史与传统的民俗学采风和社会学调查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民俗学调查的对象和内容要广泛得多,传承人的口述调查对象却单一又明确,即传承人。调查的核心目的是要将传承人身上的无形遗产记录下来。一是记忆,一是技艺。所谓记忆,是指保存在传承人记忆中的与非遗相关的一切。包括传承人个人的身世、家族谱系、传承源流、文化环境、风俗仪规、生活方式、人生历程、传世经典,以及传承人对非遗的认知、观念、知识、经验、自我判断等。技艺是指传承人独特的技艺,包括全部技能、诀窍、口诀、工具、材料、经验,及其程序和从头至尾的全过程。

过去的调查方式是录音和文字整理。这是来自传统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也是二十年来我们对传承人的口述调查主要采用的方法。但是,今天从非遗学的特性和需要来看,这种方式就远远不够了。

首先,从非遗特性的角度说,非遗是形象的、活态的和动态的事物,而抽象的文字记录和表达的能力都非常有限。

其次,从非遗保护的角度说,非遗需要建立档案,就需要完整和形象地记录非遗,单凭文字很难做到;这就无法将非遗真正保留下来,无法达到非遗档案特定的要求,无法满足非遗博物馆展陈的需要,无法用它检验非遗传承中的得失,无法用来做更深入的非遗研究。

传统的单纯的文本式口述调查显然落后于时代了。

冯研院团队在对传承人进行口述调查时开展视觉记录

最早采用视觉方式作为调查手段的是人类学。这与照相机和摄影机的发明有直接关系。此前,人类学学者在田野工作时,常常会感到文字书写的局限,抽象的文字无法呈现事物原本的形态与景象。那时他们手里还没有照相机,有绘画能力的学者便用笔描绘下来。其他如动植物学者、地质学者、考古学者、民俗学者等也都这么做。

后来随着照相机的发明,视觉记录自然而然进入了田野调查。及至摄影机诞生,事物的动态也能被神奇地记录下来,摄影机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工具,并很快推广开来,渐渐成为人类学者田野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视觉记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于是“视觉人类学”或“影视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应运而生。我国的视觉人类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本世纪以来有了长足发展,日趋成熟的人类学的图像记录给非遗调查开启了方便之门。

始于本世纪初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对非遗的田野调查,便普遍采用视觉记录。开始时,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直到2005年启动“国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工作时,明文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必须有视觉(摄影和电视录像)材料。这一规定客观说明了视觉材料所拥有的物象本真的意义,是单一的文字材料不具备的。当然,从非遗学的角度看,这样的视觉记录还不具有真正的学理性。

非遗学的视觉记录,其目的是为非遗保存真相,也就是保存原生态。作用有四:一是作为确凿的档案,二是作为传承监督直接的依据,三是作为博物馆的藏品,四是作为研究必备的资料。

这是非遗学的需要。

当然,非遗的视觉调查与记录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与文本调查相结合。但必须强调,它不是文本调查的一种辅助,或者一种旁证和印证。这是一种传承人口述史调查的新要求和新方法。

冯研院团队在瑞安木活字田野教学基地详细拍摄工艺流程

新的传承人口述的调查方法中,视觉与文字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图像比文字更直观、更客观。正如西方早期视觉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只有视觉记录才能“永远保存人类的行为”。

但传承人的视觉记录要求必须是:完整性、具体性和专业性。

完整性是指发挥视觉记录的优势,将相关传承人的一切用影像记录下来,将传承人技艺的全过程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具体性是指注重该项非遗的细节和关键环节;专业性包括两方面:一是从非遗学的专业出发,二是具有摄制技术的专业能力。

传承人口述的视觉调查还有几个应该强调的理念上与工作上的要点:

首先,先前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文本格式的,在口述调查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是录音和文字整理,视觉记录(摄影与摄像)只是辅助手段。现在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文字和视觉两种格式。视觉记录不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了。新的理念是:图文并重,相辅相成。这样,在访问传承人之前,必须统一设计与安排。口述文本的方案,同时也是影像摄制的脚本。

这就要求访谈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预先充分了解传承人,一是不能只凭随机发问;二是针对普遍存在的“镜头恐惧症”,缓解传承人的紧张情绪是口述调查能否完美的关键之一。

此外,要为视觉记录安排好机位、光源,以及声音采录的设备;要对非遗传承的关键细节(如独门绝技)心中有数;要对拍摄设备与技术有专业性要求。只有保证视觉记录的专业性和高质量,最终形成的口述史才有档案、收藏和研究价值。

在培养非遗学的学生时,应安排视觉传承人口述调查与影像摄制的课程。虽然视觉的传承人口述调查可以由文字、音像摄制等不同专业的人组队来完成,但如果非遗专业人员兼任摄制,在田野工作时会更独立更便捷;所形成的图文并茂的口述史也会更充分、翔实、完整。

视觉的传承人口述记录与普通的电视片不同。它不以完成一部影视作品为目的,而是事无巨细地记录,记录内容愈丰富愈能充分体现非遗的本身。这种来自田野的全部调查素材是博物馆所需要的藏品,而视觉记录的内容也可以根据需要剪辑,如非遗博物馆的展陈中的宣传片。

现在,我国的非遗影像相当火热,越来越多的非遗纪录片正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这既是源于我国非遗的体量巨大、多彩多姿、纷繁精彩,又因文旅对非遗影像的应用有着广泛需求,同时也与人们对非遗的兴趣日益增强及影视界的积极投入有关。但这些影像大多属于普及传播的层面,还不能满足非遗本身的需要——保存、保护、研究。非遗学期待一种从自身的立场和需求出发的视觉思维和记录方法。这就必须将相关的工作与研究的体系建立起来。

从人类学到视觉人类学的历史我们看到,科学始终助力于人文,人文一直借助于科学。我们现在开启的关于视觉的传承人口述调查是一种新方法,还是一种新思维呢?回顾一下“视觉人类学”走过的路,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视觉非遗学?今天,非遗学正式登上学术的舞台,又恰逢视频技术高度发展、快速普及的时代,这不正是我们建设“视觉非遗学”的好机会?科学在日新月异,我们要不断运用新的科学思维与科技手段,加强非遗学科建设,以使非遗的生命及其魅力得到长久地保存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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