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调查方式是录音和文字整理。这是来自传统的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也是二十年来我们对传承人的口述调查主要采用的方法。但是，今天从非遗学的特性和需要来看，这种方式就远远不够了。

首先，从非遗特性的角度说，非遗是形象的、活态的和动态的事物，而抽象的文字记录和表达的能力都非常有限。

其次，从非遗保护的角度说，非遗需要建立档案，就需要完整和形象地记录非遗，单凭文字很难做到；这就无法将非遗真正保留下来，无法达到非遗档案特定的要求，无法满足非遗博物馆展陈的需要，无法用它检验非遗传承中的得失，无法用来做更深入的非遗研究。

传统的单纯的文本式口述调查显然落后于时代了。

后来随着照相机的发明，视觉记录自然而然进入了田野调查。及至摄影机诞生，事物的动态也能被神奇地记录下来，摄影机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工具，并很快推广开来，渐渐成为人类学者田野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视觉记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于是“视觉人类学”或“影视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应运而生。我国的视觉人类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本世纪以来有了长足发展，日趋成熟的人类学的图像记录给非遗调查开启了方便之门。

始于本世纪初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对非遗的田野调查，便普遍采用视觉记录。开始时，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直到2005年启动“国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工作时，明文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必须有视觉（摄影和电视录像）材料。这一规定客观说明了视觉材料所拥有的物象本真的意义，是单一的文字材料不具备的。当然，从非遗学的角度看，这样的视觉记录还不具有真正的学理性。

非遗学的视觉记录，其目的是为非遗保存真相，也就是保存原生态。作用有四：一是作为确凿的档案，二是作为传承监督直接的依据，三是作为博物馆的藏品，四是作为研究必备的资料。

这是非遗学的需要。

当然，非遗的视觉调查与记录不是孤立的，它必须与文本调查相结合。但必须强调，它不是文本调查的一种辅助，或者一种旁证和印证。这是一种传承人口述史调查的新要求和新方法。

但传承人的视觉记录要求必须是：完整性、具体性和专业性。

完整性是指发挥视觉记录的优势，将相关传承人的一切用影像记录下来，将传承人技艺的全过程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具体性是指注重该项非遗的细节和关键环节；专业性包括两方面：一是从非遗学的专业出发，二是具有摄制技术的专业能力。

传承人口述的视觉调查还有几个应该强调的理念上与工作上的要点：

首先，先前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文本格式的，在口述调查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是录音和文字整理，视觉记录（摄影与摄像）只是辅助手段。现在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文字和视觉两种格式。视觉记录不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了。新的理念是：图文并重，相辅相成。这样，在访问传承人之前，必须统一设计与安排。口述文本的方案，同时也是影像摄制的脚本。

这就要求访谈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预先充分了解传承人，一是不能只凭随机发问；二是针对普遍存在的“镜头恐惧症”，缓解传承人的紧张情绪是口述调查能否完美的关键之一。

此外，要为视觉记录安排好机位、光源，以及声音采录的设备；要对非遗传承的关键细节（如独门绝技）心中有数；要对拍摄设备与技术有专业性要求。只有保证视觉记录的专业性和高质量，最终形成的口述史才有档案、收藏和研究价值。

在培养非遗学的学生时，应安排视觉传承人口述调查与影像摄制的课程。虽然视觉的传承人口述调查可以由文字、音像摄制等不同专业的人组队来完成，但如果非遗专业人员兼任摄制，在田野工作时会更独立更便捷；所形成的图文并茂的口述史也会更充分、翔实、完整。

视觉的传承人口述记录与普通的电视片不同。它不以完成一部影视作品为目的，而是事无巨细地记录，记录内容愈丰富愈能充分体现非遗的本身。这种来自田野的全部调查素材是博物馆所需要的藏品，而视觉记录的内容也可以根据需要剪辑，如非遗博物馆的展陈中的宣传片。

现在，我国的非遗影像相当火热，越来越多的非遗纪录片正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这既是源于我国非遗的体量巨大、多彩多姿、纷繁精彩，又因文旅对非遗影像的应用有着广泛需求，同时也与人们对非遗的兴趣日益增强及影视界的积极投入有关。但这些影像大多属于普及传播的层面，还不能满足非遗本身的需要——保存、保护、研究。非遗学期待一种从自身的立场和需求出发的视觉思维和记录方法。这就必须将相关的工作与研究的体系建立起来。

从人类学到视觉人类学的历史我们看到，科学始终助力于人文，人文一直借助于科学。我们现在开启的关于视觉的传承人口述调查是一种新方法，还是一种新思维呢？回顾一下“视觉人类学”走过的路，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视觉非遗学？今天，非遗学正式登上学术的舞台，又恰逢视频技术高度发展、快速普及的时代，这不正是我们建设“视觉非遗学”的好机会？科学在日新月异，我们要不断运用新的科学思维与科技手段，加强非遗学科建设，以使非遗的生命及其魅力得到长久地保存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