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老家的人们都把厨房叫做“灶火”，把烧火做饭的灶台叫做“锅台”。从我出生到参军离家，我家一直在那间灶火的老锅台做饭。

小时候，清早一睁开眼睛就听到灶火里锅碗瓢盆的声音。一进灶火门，就看到母亲那清瘦的身影在锅台前忙来忙去。从外面回村的路上，看见我家房子上面飘荡着一缕缕炊烟，就知道母亲正忙着为我们做饭，心里充满了温暖。

那间灶火，那个锅台，把母亲满头青丝染成了白发，在母亲脸上刻出了一道道皱纹，记载着母亲数不尽的艰辛与忧伤，把她的子女们一个个抚养长大，上学，成家，走向远方。

（受尽艰难困苦的母亲）

母亲17岁与我父亲结婚。父亲兄弟五个，两个在外地干活时死去了，三个结婚成家。父亲家总共只有五亩地三间草房，父母结婚后分了一亩半地，一间草房。解放后土改时，我家分了三间瓦房，两间做住室，一间做灶火。

灶火屋里有一个案板，一个水缸。水缸是个瓦缸，父亲怕用久了会破碎，用铁丝在缸沿下面缠了两道。水缸里常常放一个舀水的葫芦瓢。

锅台只有一个灶膛，灶台上面支了两个锅。在大锅与墙边烟囱之间还支有一个小锅，下面是一个烟道，用大锅做饭时产生的烟火余热就可以把小锅里的水烧热了。

村里的锅台大多是请专业泥瓦匠盘的。我家盘锅台时我还没出生。

母亲说，咱家锅台是父亲自己盘的。父亲不识字，但很聪敏，自己会做砖瓦，会擀毡，会做简单的木工活，我们家的凳子椅子小桌都是他做的。

我虽然没见到父亲盘锅台，但见到过他修理锅台。他把锅台和烟囱里的积灰清扫干净，到地里担了一些熟土，拌了一些铡碎的麦秸，倒上水，赤着脚在上面踩来踩去，和成的泥巴又柔和又筋道。然后，用手糊灶膛，糊台面，又平整，又结实。父亲还把铁锅的锅底翻过来铲一铲，他说这样热得快，省柴。

灶门前的地下，用土坯围了一个长方形的圈，里面放柴火。灶门旁边放着一个烧火棍、一个火钳子和掏灰的小铁铲。

烧火棍就是一根光滑的木头棍子，一头烧得黑乎乎的。烧火时，用它在灶膛里来回拨弄，把烧透的柴灰拨到中间的篦齿上，再落到灶膛下面的存灰道里。

烧火棍燃着以后，要赶紧捅到灶膛下面的灰堆里，把棍子上的火灭掉，不然用不了几天，烧火棍就很短了。

烧火棍还有个用处，就是大人们拿它吓唬孩子。孩子不听话了，犯错误了，生气的父母常常提着烧火棍要去打他，但往往是举得很高，不轻易落下，把小家伙吓跑为止。

母亲烧火时，我和弟弟常常蹲在灶膛边，看着灶膛里一窜一窜的火苗。因为母亲总是在灶膛里给我们烧一些好吃的东西。火烧起来一会后，母亲拣一个长乎乎的红薯埋进灶膛的火灰里，饭没做好红薯就烤熟了。

母亲用火钳子夹出红薯，刚放到地下，我和弟弟就伸手去抢。母亲说：“小心烫手！晾一会再吃”。过了会，母亲拿起红薯一掰两半，递给我们，说：“快出去吃吧！”

金黄的红薯瓤冒着热气，又甜又香。

有时候，母亲用一根指头粗的树枝插在一个嫩苞谷穗的后面（即玉米），放进灶膛里烤。母亲不断地翻转着，苞谷穗在灶膛里“啪、啪”地响着，不一会就烤熟了。

烤熟的苞谷外黑内黄，又焦又香，啃完以后，我们的鼻尖和嘴唇四周都黑乎乎的，像长了胡子一样。

一次，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带了两条“小白条”鱼，只有指头粗，半截筷子那么长。父亲掐了几片蓖麻叶子包了包，埋到灶膛火灰里烧。

父亲高兴地说，地头沟里的水不多了，鱼在上面浮，下去抓住了这几条。

说来奇怪，天旱时田间地头沟里的水干了，鱼都不见了，但下大雨后沟里水一多，又有小鱼游起来。

这鱼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多次争论这个问题，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有的说，这鱼是随着大河里的水流进来的，但地头的水沟与大河都不相连接，大河里的鱼怎么能流进来呢？能飞过来么？有的说这鱼是下大雨时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天上有鱼吗？天上的鱼平时在哪里呢？

争来争去，谁也说不清楚。

灶膛里飘出了鱼肉的清香味，我和弟弟兴奋极了。因为，我们家常年买不起鱼，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一次。

火苗在灶膛门前一窜一窜的，我和弟弟伸着头往里面看。突然，“滋啦”一声，我额前的头发被烧了一大片。父亲赶紧拉了我一把，说：“远点，远点，别把眉毛都烧光了！”

父亲把小鱼夹出来，刚刚放到地下，我和弟弟上去一人一条，抓起来就往外跑。蓖麻叶裹着的小鱼很烫手，我们在两个小手之间来回倒腾着，用嘴“呼呼”地吹着。我们三下五去二儿就吃完了鱼肉，连鱼头也“咔嚓咔嚓”地嚼吃了！

这鱼的清香味，我这一生再也没有吃到过了。

02

灶火做饭，离不了柴禾。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第一位的。

那时候，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柴火垛。看一看柴火垛，就知道这家人勤快不勤快，日子过得殷实不殷实。

夏秋两季，生产队把麦秸杆和红薯秧留下来铡铡喂牛，其他的秸秆都分到各家烧火。但这不够，还要靠自己拾柴。

“拾柴”“割草”是我们小时候的两大任务。放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提着箩筐出去拾柴割草。

生产队把高粱秆和苞谷秆砍下来分到各家，高粱根和苞谷根留在地里。一棵一棵地挖，很慢，很费劲。

生产队犁地时，苞谷根被翻起来又埋到地下。母亲领着我们，拿着小撅头，在犁过的地里走，发现露出来的苞谷根就刨出来，打掉上面的土，捡回家烧火。半天拣了一大堆，母亲怕把我们压伤了（她说小孩压伤后就不长了），只在我们的筐里放了三四把，只有大半筐，却把她自己的大萝头（一种藤条编的大筐）装得满满的，转满后又用两手使劲往下按按，再继续装，装得高高的，用绳子在上面捆了两道。

母亲弯下腰，把大箩头扛到自己肩膀上，一步步往家走。清瘦的母亲，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么大力量。

六十年代初的春天，家家都缺粮少柴，到麦收还有两三个月，青黄不接。父亲对母亲说：“咱家的柴火只够烧半个来月，要节省着烧。从明天开始，咱们每天吃两顿饭吧，往前熬一天算一天。”

那年我刚上一年级，下午后半晌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急急忙忙回到家，去灶火一看，冷冰冰的，揭开锅，没有饭。我哭丧着脸，直想哭。母亲把我拉到怀里，拍拍我的头说：“忍一忍吧！能保住一天吃两顿饭就很不容易了！”

母亲说，牛粪晒干后也能烧锅。我和弟弟就提一个竹筐，到田间地头拣牛粪，半天捡了大半筐。可能是因为牛没啥吃的只吃青草的缘故，牛粪都是稀乎乎的。父亲当时已经饿得浑身浮肿了，站立不稳。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拄着棍子走到门外的南山墙根，把我们捡来的牛粪拍成巴掌大的饼，一个一个贴在砖墙上，两三天就晒干了，揭下来拿到灶火烧。烧饭时火苗绿绿的，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粪臭味。

过段时间家里没柴烧了，父亲拿斧头把家中两条板凳和两把椅子劈碎，抱到灶火上去了。

半个月后又没柴了，父亲把堂屋中间放的一张抽屉桌翻倒在地，用斧头劈柴烧锅。母亲心疼地看着桌子，眼含着热泪，忍着没说话。

她知道父亲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家中的家具只剩下一个立柜。一天，父亲又拿着斧头，要取下两个柜子门。

母亲走过来挡住父亲手中的斧头，说：“别再劈了，家里就剩这一件家具了。”

这个柜子是母亲结婚时带过来的。我外婆家是南阳县潦河镇的，三十年代逃荒来到我们这里。母亲的姐姐（我的大姨）嫁到我们北边的一个村子。不久，我的外爷外婆相继病逝了，大姨让我母亲和我小舅过来跟着她，抚养照顾妹妹和弟弟。

母亲出嫁时，大姨觉得父母不在了，当姐的要代替父母尽责任，不能叫妹子嫁的太寒酸，让婆家人看不起，就千方百计买了这个柜子陪送给母亲。

父亲放下斧头，无奈地说：“家里一点柴火也没有了。不能叫孩子们活活饿死啊！”

母亲叹着气，流着眼泪，不再吭声了。

父亲用斧头砍下了两个柜子门，拿到院子劈碎，放到了灶火锅台前。

那时我大姐已经出嫁了。大姐家靠近邓县的严陵河，大姐夫不知怎么弄了一些干草和树条，用地板车拉着送了过来，才使我们熬过了那个灾难的荒春。

03

家家都没粮下锅了。那时是生产队集体干活，靠工分分配。分的粮食吃光了，生产队给每家分了一些谷糠，吃了几天后拉不出屎，小孩子们憋得哇哇哭。大人让他们撅起屁股，用小木棍一点一点往外捥。

人们到处挖野菜、剥树皮、捋树叶，好吃一些的榆树皮被剥光了，榆树叶和洋槐叶都被捋光了。杨树叶又苦又涩，人们也把它捋下来吃，吃了后很多人脸肿起来了。

那时最大的救命恩人是一种叫做“刺角芽”的野菜，叶子厚厚的，两边长着小刺。那一年地里的刺角芽长得特别多，特别旺。

早上起来，母亲就带着我和五姐、弟弟去地里拔刺角牙。母亲和五姐走在前头，我和弟弟跟在后面。

地头有一道土沟，只有膝盖那么深，平时大人们迈开一大步就能过去。我和弟弟过不去，只能先下到沟底再往上爬。我们瘦得皮包骨的，有气无力，从沟底向上爬一次掉下来了，再爬一次又掉下来了。母亲走出了一二十步，看我们没有跟上，又回到沟边，把我们一个个从土沟中拉了上来。

生产队分的红薯干，开始时每人每天半斤，后来变成了三两，再后来变成了一两，最后变成了半两。我们全家六口人，每天只能分到五六两，大约就是六七块红薯干，隔两三天去生产队保管处领取一次。

母亲让我和弟弟去领。一次，我们领回了全家三天的口粮，就是二十来块红薯干。

往家走的路上，弟弟饿急了，偷偷拿出一块红薯干吃起来。我把他手中那半块红薯干夺了过来，放到小盆里，弟弟伤心地哭起来。我说：“这是全家人三天的口粮啊！”

那年，我9岁，弟弟7岁。

我们挖的刺角牙，在锅台边的地下倒了一堆。母亲摘掉根，洗一洗，放进大锅里。然后，拿出几块红薯干，掰成小块，放到捣蒜的石头垒臼里捣碎，撒到大锅里。

每个人碗里都是刺角芽和清水一样的菜汤，有些刺角芽老了，吃着扎嘴。母亲给我和弟弟盛菜汤时，用勺子贴住锅底慢慢捞，想多捞点沉在锅底的红薯干颗粒。

虽然父亲、母亲和二姐都饿得面黄肌瘦，虽然五姐只有12岁，但她们都把我和弟弟当做照顾的重点，都把自己碗底里沉淀的那一点点红薯干颗粒倒进弟弟和我的碗里面。

一天中午，我和弟弟端一碗野菜汤在院子里喝，队长儿子小玉也端着饭碗出来吃。他碗里是香喷喷的苞谷粥，很稠，筷子在碗里一捥一块。

弟弟馋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小玉的碗，不断咂嘴，一步一步地向小玉走去。小玉没理他，照样得意地吃着。

我走到弟弟跟前，照着他后脑勺打了一巴掌，说：“你丢人不丢人！”

弟弟哭着回到家，对母亲说：“二哥打我。”母亲把他搂到怀里，擦着他的眼泪安慰他。我给母亲讲了打他的原因。

弟弟说：“那为啥咱们喝菜汤，小玉家吃那么稠的苞谷粥？”

母亲说：“咱不能和人家比，人家爹是队长！”

弟弟停住了哭泣，说：“长大我也要当队长，让咱们全家都吃上苞谷粥。”

母亲把弟弟紧紧地搂在怀中，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

村里一些人饿死了。我的伯父饿死时嘴里还噙着一团破被子里的棉花套。

村里老人们说：这两年的饥荒比民国十八年和民国三十二年还厉害！我不知道老人们说的那两年是什么样子。听大人们说，从解放后到“大跃进”前，农村庄稼收成都很好，不缺吃不缺烧。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很多劳动力被抽去炼钢铁修工程了，没多少人种庄稼了。那时每个公社（乡镇）都建了炼钢的“小高炉”，村里的大树被砍伐后拉去炼钢铁了，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门鼻、铜脸盆都收起来，砸碎后送到“小高炉”里炼钢铁，但炼出来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用处的铁疙瘩。地里庄稼熟了后，没人收，好多都烂在地里。

一年多后，庄稼收成好一些了，能填饱肚子了。主要是调整了政策，允许农民自己开点荒地，允许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还给每家一块自留地，自种自收。

父亲在我们家的宅基地上种了些南瓜，秋天收了一两百斤。父亲还在属于我家宅子地的土寨墙上栽了好多洋槐树。这种树长得快，每年都发出很多枝条。冬天，父亲把树枝砍下来，剁成一尺来长的枝段，整整齐齐地码在灶火墙边。自留地每人五厘，我们家六口人总共三分。虽然只有一亩地的三分之一，但每年种的萝卜白菜就能收上千斤。人们说，农民只要有一片自己能说了算的土地，就不会饿死了。

粮食够吃了，但大都是粗粮。我们的主粮就是红薯。除了吃地窖里保存的鲜红薯以外，主要吃红薯面。人们把红薯切成片，晒成干，磨成面，喝红薯面稀饭，吃红薯面馍。红薯面稀饭和红薯面馍，黑乎乎的，有甜味，也有酸苦味，吃多了反酸，胃疼。母亲用葱花和油盐给我们蒸红薯面油卷，很好吃。母亲还把黄豆和绿豆磨成面，与红薯面掺在一起，给我们做捞面条和蒸面条。过节时，母亲买了二斤猪油，在锅里化一化，用猪油炒菜，把油渣子剁一剁包萝卜白菜包子，很好吃。

母亲和父亲一起把红薯磨成粉，给我们做红薯面凉粉。母亲在葫芦瓢下面打一个个小圆洞，把红薯粉搅成糊糊，放进葫芦瓢里，左手端着葫芦瓢，右手轻轻地拍打着左手臂，红薯粉糊糊从葫芦瓢的小洞里挤出来，落入开水锅中，好像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蝌蚪。煮熟以后，用漏勺捞出来放进凉水盆中拔一拔，盛到碗中，浇上两勺葱蒜汁，好吃极了。因为家乡人把青蛙叫做“蛤蟆”，村里人就把这叫做“蛤蟆咕嘟”。

平时大都是母亲一个人在灶火上忙碌。来客人和过节时，让父亲过来烧火，母亲炒菜。有时候，母亲让五姐和我帮助烧一会火。父亲和母亲都很注意节约柴火。他们把木柴、苞谷秆、棉花秆等火力大的柴火叫做“硬柴”，把荒草、树叶、豆秧等叫做“软柴”。平时做饭尽量用“软柴”，“硬柴”要留到过年过节或蒸馍时用。

母亲让我烧火时，告诉我怎样才能节省柴火。她说：“柴火刚点着时火要大一点，锅“上气”（即水开）后要用小火，慢火；柴火太靠后了火着的不旺，太靠前了火苗都窜出灶门，浪费；火着得不好时用烧火棍把柴火挑一挑，把灶膛里积的灰拨到下面灰道里去，让它能透气。

母亲在灶火做饭时，还告诉我不少做人的道理。记得最清楚的是：“人心要实，火心要虚”；“树活一层皮，人争一口气”；“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等等。

04

后来，我在部队结了婚，有了孩子，母亲到部队帮助我们照料孩子。母亲还像在家一样，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当时我每月工资60元，还要省出一些钱帮帮老家的姐姐弟弟，经济比较紧张。母亲总是千方百计调剂，做什么饭都很有味道。特别是她熬的小米粥、做的“锅出溜”、手擀面和小包子，孩子很爱吃，不到半年孩子就长胖了。

那时没有空调，剩菜剩饭第二天就变味了。母亲总是舍不得倒掉，热一热再吃。吃饭时看到桌子上掉个米粒，她都捡起来吃了。一次吃饺子，有个饺子掉到地下了，母亲赶忙捡起来，剥去皮上沾灰的地方，吹了吹，自己吃了。

炒菜时，母亲拿着油瓶往锅里倒油，总是手颤抖着，小心翼翼地一点一滴往下倒，生怕倒多了，浪费了。倒了油后，她又用手指头把瓶子外面的油刮了刮，抹到瓶子口里面去。

那时军区机关大院都烧蜂窝煤，用不着烧柴火了。机关宿舍大院里有很多大杨树，秋天来了后，树叶和干枯的树枝随风掉落下来。母亲见到干树枝就弯腰捡起来，带回家。当时我住在一个筒子楼的一楼，门前有一棵大杨树，母亲把捡到的干树枝放到杨树下面靠墙的一个地方，整整齐齐地垛起来。母亲说：“这是多好的柴火呀，扔了太可惜啦！说不了啥时候还能用上。”

我理解母亲的内心。如果在农村老家，她会用耙子把大院里所有的树叶子都搂搂放起来的。

后来，我在省城住的院子里有一小片地，除了种点果树和竹子以外，其余地方种了一些红薯和玉米。

每当我看到绿油油的红薯秧，看到抽出胡须的玉米穗，脑海中就浮现出故乡的田野，房前屋后的柴火垛，和傍晚时分袅袅升起的炊烟。就想起锅台前那一窜一窜的火苗，想起母亲的烧红薯烤玉米和父亲烧的小鱼，想起灶膛前母亲脸上的写满的忧伤与坚毅。

十几年前，我的母亲跟随已经去世的父亲去了天堂，从此永远离开了我们。

（永远不舍的慈母）

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堂有没有灶火与锅台。但我相信，那里肯定没有人世间这么多的艰辛与苦难，我的母亲再也不用一天到晚在灶火里忙来忙去，再也不用为子女们没吃没穿而忧伤愁肠了！

（作者   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