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上午，军区司令员的秘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午饭后要到我家来一下，商量一件事情。

到家后，他说：“大军区班子调整的命令来了，咱们司令到总后任副部长。三天以后也就是本周五军委首长过来宣布命令。军区要召开一个机关干部大会，军委首长宣布命令之后，司令要作个讲话。首长说请你写个稿子，还交代由你自己来写，不要再找其他人参与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1985年军队精简整编后，全国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大军区司令政委的地位十分重要。按照军队干部的职务等级，大军区司令政委是正大军区级，总后副部长只是副大军区级。这样调整，意味着我们司令被降职了。

军区机关和部队都知道，李司令员是一位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从严治军、一身正气的好领导。

（李九龙上将）

李九龙司令员，1929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45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广西剿匪中，英勇作战，战功卓著。

 （战争年代的李九龙）

辽沈战役攻打新立屯战斗中，他担任爆破组组长，连续炸开敌人数道封锁障碍，左肩被炸伤，有三块弹片一直留在体内，被授予“爆破能手”称号，荣立大功一次。

在天津战役中，时任排长的他带领战士连续爆破30多次，从近百米的障碍中开辟出通道。爆破组战士二死一伤，他的背部被子弹打穿，战后，他又荣立大功一次，被授予“勇敢奖章”。

在1949年9月衡宝战役（渡江战役后我军在湖南进行的一次最大战役）中，他担任四野45军135师405团2连连长，带领全连勇猛穿插至敌第七军军部，与敌短兵相接，右臂中弹，所在连队荣立集体大功，他又荣立大功一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在抗美援朝的金城战役中，他担任54军135师404团1营营长，带领全营顽强坚守，全营530多人只剩下43人，他把剩余人员组成了一个排自己担任排长，继续抗击敌人进攻，坚守7个昼夜，歼敌2000多名。

 （李九龙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

1979年2月李九龙担任54军162师师长，带领全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五战五胜，为我军取得东线作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央军委给他所领导的162师记三等功，这在参加对越反击战的师级单位中是唯一的。

1985年军队精简整编后，他由军长直接提升为济南军区司令员。他坚决贯彻中央和军委的重大决策，在抓部队的政治稳定，抓战斗力建设，抓作风纪律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部队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是组织数万官兵参加中越边境“两山轮战”，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

1986年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在视察济南军区部队时评价说：“李九龙司令是一个从基层打拼起来的战将，当过各级军事主官。军队里各级指挥全都干过，可谓经验丰富，年富力强。”

对于这样一位战功卓著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为什么这样调整？我问司令秘书。李司令秘书是从军作训处调到军区司办的，机关与部队工作经验都很丰富，组织协调能力和文字水平都很好，尤其很严谨，很稳重。他沉默无语。我意识到，这么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能够思考清楚的，眼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写好首长的讲话。

我深感这个讲话稿子的重要和复杂。这不是个一般的工作性讲话，而是一个大军区司令的离职讲话。这个离职讲话，不是得到提升或其他重用时的讲话，而是一个高层领导降职安排后的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不是一般人员，而是军区首长和军区机关的干部，还有中央军委首长和总部机关的同志。

如何把握好各方面情况、各种因素、各种视角，表达好司令的一贯思想、品格与作风，需要很好斟酌 掂量。 

我问司令秘书：“首长有什么考虑和要求没有？”他说：“没有。首长只是讲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其他什么具体想法都没说。首长相信，你是能够表达好他的想法的。

首长的话使我深为感动。军区机关数十个二级部，处级单位很多，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处长而已，首长在困难与逆境中能够想到自己，能够把这么重要的讲话交给自己来写，这是对自己的很大信任。这种信任是非常珍贵的，也是自己不能辜负的。

司令秘书离开以后，我在宿舍里来回踱步，回顾，分析，思考，这些年来自己接触到的和在机关与部队中听到的有关李司令的一些事情不断浮现心头。 

                                                  02 

1985年8月，在军队精简整编中，原来隶属于武汉军区的几个军级单位转隶到济南军区，李司令和军区政委一同到河南某省辖市看望刚转隶过来的部队。 

这个单位是李司令的老部队，他在这个部队当过团长师长军长，部队对他有深厚感情。部队领导听说老军长和军区政委一同到来，非常重视。为了表示隆重欢迎，部队领导与地方协调实行交通管制，从首长车队进城处开始，所经过的每个路口都设置军地双方的调整哨。首长车队到来时，禁止其他一切车辆通行，让首长车队一路绿灯到达驻地，给群众正常出行造成了很大不便 。

李司令和军区政委看到这种情况，心情十分沉重，想到因为自己影响广大群众正常出行，内心非常不安。吃过饭后向该市党政领导进行了道歉，又派部队领导和机关同志到政府有关部门作自我批评，还要求把这件事登报，向这个省辖市的父老乡亲们道歉。

一次，李司令带工作组到某军级单位检查工作。临行前，交代工作组对下发一个通知，明确要求部队领导不准出城迎送，不准打扰地方领导，不准搞宴请和超标准接待等。

但是，当首长的汽车行驶到距城20来公里的出口时，看到这个军级单位的领导带着军地双方警车站在路边迎接。

李司令一看就很生气。按照一般礼节，被迎接的首长要下车与前来迎接的领导握握手，表示感谢，至少打开车窗招一招手，表示致意。

但是，李司令向前摆了一下手，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随行人员说：“不停车，继续走，不要理他们！” 

当时我和工作组其他同志感到很不理解，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失礼。后来，我才理解了首长有他自己的考虑。我们已经下发了不准出城迎接的通知，他们是明知故犯。如果司令仍然下车与他们握手，或者招手致意，那就说明首长嘴上说不让迎送，内心还是喜欢迎送的，我们发出的通知不过是一种故作姿态的官样文章罢了。虽然事情不大，但涉及到一个作风问题。

当时有些部队和地方官场上迎送上级领导的风气比较盛。有的不仅是出城迎接，还要迎接到县界市界；有的搞接力迎送，首长走时要送出本单位地域边界，由下一个单位的领导来到边界衔接。有的部队为了表达对首长的高度尊重，让地方主要领导一起过来迎送，公安警车和军队警车一起开道。

李司令对这些做法深恶痛绝，每次下部队前都要嘱托机关下发通知，严令禁止。

下车时，部队主要领导赶到车门前敬礼欢迎，李司令一见面就批评说：“不是通知过不准迎送吗？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办？”

这个单位的领导连忙检讨。到招待所以后，司令看到房间会客室里摆放着各种水果、香烟，又发了火，让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些东西统统撤走。

                                                03

在廉洁自律方面，李司令要求很严格。听他老部队一些同志讲，1980年6月他当军长后，发现在自卫还击作战期间地方慰问部队的一些物资没有按规定处理，就决定对全军的公用物资进行大清理。清理中，发现了少了一台电视机。有关部门说这台电视机是前任军首长使用的，首长调任时工作人员误将电视机当作领导个人物品搬到车上了。李司令说：“这是公物，必须追回来。”可是谁都不敢向调走的老首长讨要，李司令就亲自打电话，讲明了情况，把那台电视机追了回来。

他不仅对别人这样，对自己和家人也十分严苛。

他升任济南军区司令后，搬家前把自己当军长时公家配发的东西一件一件清理好，列出单子让管理部门查收，凡是公家配发的东西一件也不带。

军管理部门的同志在帮他搬家时，把他使用的一个立柜装车上送到他在军区的家中。他看到后对工作人员讲：“这个立柜是公家配发的，我在军里工作时可以使用，不在军里工作了应该归还公家，不能变成我的私人财产。”

于是，硬逼着管理部门把这个立柜拉了回去，归还公家。

驻胶东的一个部队给他家送了两筐苹果（每筐60斤），他让秘书坚决退回去。因为胶东产苹果多，每年苹果下来后，驻胶东的一些部队就给军区机关有关部门送点苹果，有的收费便宜些，有的干脆不收费。机关一些同志觉得不就是一两筐苹果嘛，算不了多大事。但军区机关大了，年年如此对部队来说也是个负担。司令觉得这是个风气问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机关和部队作出榜样。

听军区管理部门讲，司令调到军区后就在家吃饭，常常是几个小菜，家常便饭，管理部门要给他保障一些好的东西，但都被他严辞拒绝了。

军区有五个招待所，他家中来客人从来不到军区招待所安排宴请。上级首长和机关来人，除了组织上统一安排的接待活动之外，他自己从来不单独宴请。有的高层首长的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过来，有的领导高度重视，亲自出面招待，但李司令从不这样做。因此，他在上层领导机关也没有多少特殊的个人关系。

他调到总后当副部长后把家搬到北京，机关有的同志到他家中，看到他家非常简单，管理部门提出要给他好好装修一下，他坚决不让。他家里摆设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现代家具，客厅里的沙发还是五六十年代那种老式的，外面罩着老旧的布套。

他在济南军区当司令时，嘱咐他的儿女们不要到胶东的青岛烟台威海等地去，因为那几个海滨城市是旅游热点，部队接待任务很重，去了后会给部队造成麻烦。他女儿李晓静说：“父亲在济南军区当了五年司令，自己和家人没去过胶东。后来父亲到成都军区当司令，自己和家人也没有到西南旅游，也是因为怕给部队添麻烦，只是等他退休以后才过去转了转。”

李司令的儿子1979年当兵，司令对他讲：“要服从驻地的兵员分配计划，不要要求留在我当领导的部队，到部队后不准找人活动调回来。”结果，他儿子分配到河北省沙城一个属于其他军区的部队。儿子临走时，司令又给他提要求：“你到部队后不要讲明我的身份，你自己的前途自己奔，我绝对不会帮你什么”。

那时部队已经取消了直接从战士中提干的政策，任何人提干都必须考上军队院校。李司令的儿子在考军校中差5分不能录取，机关有关部门提出要与院校协调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内招办理手续。李司令坚决不同意。有的军区首长提出把他儿子调到自己部队，作出其他安排，他也坚决不同意。结果，他儿子当三年兵复员了，按照政策规定安排在一个地方单位当了一名职工。

                                                 04

李司令在某集团军干了数十年，从连排干部一步步走到大军区司令位置，老部下比较多。有的是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一起走过来的，有的跟着他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经过了生死考验。有些干部从开始当兵当干部就在他领导下工作，在他培养教育下一步步成长为师团领导。他对老部队老部下有很深感情，但在提拔使用干部上从来不讲亲疏，不徇私情。

1985年济南军区与武汉军区合并，武汉军区机关撤销，所属三个军级单位转隶到济南军区，原武汉军区机关不少干部调入济南军区机关。由于李九龙是从原武汉军区部队的军长提升为济南军区司令的，许多原武汉军区调入济南军区机关的干部与李司令很熟悉。

当时，我在军区机关当处长，我属于老济南军区机关成长起来的干部，因为老家是河南的，与原武汉军区调来的许多干部是老乡，有一种很自然的亲近感，平时接触交谈比较多。

作为机关干部，大家都希望与首长搞好关系，何况李司令是大军区主官首长呢！但是，在与这些同志交谈中，听到大多数同志有两点看法。一个是很难有机会去看望首长。作为与司令比较熟悉的老部下，过年过节去看望他一下，按说属于正常，但很难。除了工作需要和个别特殊情况之外，他不让别人到家中去看望他。至于给他送点什么礼物，哪怕是一个苹果一盒茶叶一点土特产，都统统不行，讲任何理由都没有用，都必须带回去。他看到谁给他送什么礼物，不高兴，不容忍，当即对你提出批评。不仅不会对你产生好印象，反而认为你人品不正。军区机关包括部队没有人敢给李司令送礼物的，因为大家知道，他不仅肯定不要，还要严厉批评，让你下不来台。

再一个是想提升不要找他拉关系。在李司令眼中，每个干部都是党的干部，都应一视同仁，提拔干部是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不应该找什么个人关系。他认为，你符合条件，不用找照样为你说话，你不符合条件，再找也不会为你说话。所以，军区机关和部队的干部，在自己提升使用问题上是从来不找李司令的，想提升就老老实实地干好工作。

我到李司令当过军长的老部队调研党委班子建设时，接触到一些师团职领导干部，谈到李司令有的同志怨气不小。有一位师职干部任现职时间很长，素质不错，因为所在部队倒不开位置，没有得到提升。我问他有没有找司令反映下自己的情况？他说：“找他没用，找还不如不找。我去找了他一次，不仅不帮忙，反而讲了一通大道理，把我批了一顿。”

当时以及后来几年，在干部提升上存在着一种“打招呼”现象。就是通过各种办法找上级领导，让上级领导给本单位领导打招呼。大家对这种现象很反感。有的说，这叫做“曲线提升”。李司令作为这个部队的老军长，给军领导打个招呼要用那个干部，大家也可以理解，下面一定会坚决执行。但是，据我接触的这个军干部部门的同志讲，李司令去军区当主官首长这么些年，从来没给下面打过一次招呼，从来不插手下级党委任免权限内的干部使用问题。

                                                   05

有的同志对李司令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说他对自己对部队太严格，不讲情面等。我觉得，这主要是对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追求缺乏深刻理解的原因。

我曾有幸听取李司令讲他对部队建设和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更增加了对他的理解和发自内心的敬重

1990年年初，军区准备进行一次团以上党委书记集训，政治部首长让我带领几位同志起草军区领导讲话。我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对团以上党委班子建设和党委书记队伍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结束后，司令通知我到他办公室去，谈一谈调查了解的情况对部队党委班子建设的看法。

我来到李司令办公室，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司令说：“你只管实事求是，有啥说啥！

我汇报了当时党委班子建设上好的方面，然后谈了需要注意的三个带倾向性的问题。一个是工作指导思想不够端正，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有的抓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不是扎扎实实打基础，而是什么能出名挂号就抓什么，上级喜好什么就抓什么。有的热衷于搞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会议、文电和检查评比太多，干扰了基层的正常工作。有的报喜不报忧，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轻描淡写，甚至弄虚作假。第二个是存有跑官要官现象。有的为了提升，不仅在本单位领导中活动，还要往军区跑，往上层跑。有些跑了确实管用，助长了一些不良风气；第三个是讲排场摆阔气的奢靡之风有所滋长，淡忘了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我汇报了半个小时，司令一直认真倾听，听到有些问题时，脸色很凝重。我汇报完后，司令开始作指示，既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讲了自己战争年代的经历和对新形势下部队建设的看法。

司令说：“跑官要官败坏党风军风，涣散人心军心。这种毛病的病根还是在上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不讲关系，他就不找你拉关系了。你不给他官，他就不到你这里跑官了嘛！有些人来找我，我不仅不给他官，还要批评他。我听说有的同志说我不讲感情，不近人情，不关心老部下。我们部队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正像毛主席讲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工作，都希望发展进步，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应该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如果谁是我的老部下，我就提拔谁，重用谁，谁来找我活动我就给谁说话，这些同志可能说我好，说我讲感情，那千千万万不是我的老部下、与我不熟悉的干部怎么办？这样对大多数干部来讲是不公正的。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用人上的公正，是最重要的党性。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这就要立党为公，公道正派。”

司令的话触动了我的内心，使我看到了高层领导中的坚定信念与正气，更加坚定了对党对未来的信心。

司令接着说：“井冈山斗争时期，从军长到伙夫都是五分钱伙食费，吃的都是红米饭南瓜汤，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剿。朝鲜战争时，美军士兵吃的是有几十种菜肴配方的罐头，穿的是毛衣、毛裤、防寒服，睡觉用的是鸭绒睡袋。我们的战士吃的是炒面，土豆，穿的是布衣，胶鞋，很多战士甚至连棉衣棉鞋都没有，但我们的战士们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与豪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信念，有艰苦奋斗的传统。在精神上，意志上，我们比他们富有，比他们强大。毛主席在延安住的窑洞，也就是一个土炕一张木床一个桌子，上面放一盏煤油灯，他就在这地方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写出了一百多篇重要文章。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接见120师领导干部讲话时，穿着那么破旧的布衣服，两个膝盖上打着那么大两块布丁，旁边小櫈子上放一个小茶缸。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感到心酸，都想掉眼泪。看看我们现在的一些干部，他们的做派和追求，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枪林弹雨，对于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形容词，对于上过战场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衡宝战役时我当连长的2连，所有干部全部负伤了，12名班长死了11名，一百多人的连队死得只剩下21人。我这一生啥时候都忘不了战场上残酷壮烈的情景，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想他们，我们怎么能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呢？怎么能追求个人的利益和享受呢？”

司令讲得很动情，很沉重。我听着非常感动，一边聆听一边记录。虽然只有我这一个听众，但作为大军区司令的首长讲了一个来小时，讲得那么深刻，那么真情。我理解，这主要是他感念战争年代我们党和军队拥有的那种理想信念和淳朴作风，有感于新形势下部队出现的一些倾向与问题，希望我在起草领导讲话时能够把他的思想和希望表达出来。

司令的的谈话对我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令我终身难忘。晚上，我把司令谈话的主要内容摘录在日记上，并写了一些理解与感受。后来我查了一下自己的日记，这次谈话的具体时间是1990年1月28日。

经过反复分析，我考虑了起草司令这个讲话要把握的原则。要体现他对党对国家一贯忠诚，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决定的觉悟；体现他立党为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品格；体现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作风。有的领导在离职讲话时，喜欢摆自己任职期间取得的成绩，作出的贡献，形成的经验，无非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不符合司令的思想境界与做人风格，也缺乏格局与大气。政声人去后！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应该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来讲，由时间来检验，由历史来评说，而不必自己讲。

由此我确定，在司令讲话中不讲自己的成绩，不讲自己的功劳，不总结自己的经验。讲话分四个层次：一是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二是充分肯定军区机关和部队的优良传统；三是对党委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对自己在职期间的缺点不足表示道歉；四是表达到新岗位以后尽职尽责搞好工作的决心。讲话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李司令的讲话取得了很大成功。他讲话结束后，会场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跟随军委首长一起过来宣布命令的总部机关的一位朋友事后对我说，李司令讲的很好，军委首长很满意。军区机关一些干部说，司令讲的很诚恳，很实在，很有高度和姿态，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1990年5月，李九龙司令赴京就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保留正大军区职待遇）。他在新的岗位上，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参与了全军后勤工作方面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谋划和重要工作的组织实施，帮助部队和基层解决了许多困难与问题。

在总后任职一年零4个月后，也就是1991年9月，李九龙受命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军委的各项决策指示，多次深入西藏、云南边防检查指导战备工作落实，组织部队进行高原机动作战演习，提高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作战指挥能力与协同作战水平，为祖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1994年5月，李九龙晋升为上将军衔。

1994年10月因达到最高服役年限退出军队领导岗位，担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共12届、13届、14届中央委员层解决大量实际困难和问题。

2003年11月19日，李九龙司令因病在北京逝世。胡锦涛、江泽民等党政军领导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新华社发的消息中，对他为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司令的女儿李晓静在她写的《读懂父亲》一文中说，从小到大父亲唠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他临终之前对陪伴身边的儿女们说：“我没有用手中的权利给你们谋私利，你们能理解我吗？”儿女们都含泪点头。

质本洁来还洁去，留取清明在人间。我想，不仅他的儿女们能理解他，他的老部下、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和人民群众，也一定能够理解他，而且发自内心的敬佩他，纪念他！

有人说李司令是“非典型领导干部”，意指他是官场中的另类。这话是错误的。什么是典型的领导干部呢？相对于那些徇私情、搞关系、讲排场、谋私利的人来讲，相对于官场上的一些政客作风来讲，他是非典型的。从我党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来讲，他是典型的，正统的！如果我们军队（以及地方）的领导干部，都具有李九龙那样的坚定信念与操守，都能够象李九龙那样当官做人，就不会出现那么些令人痛心的贪腐行为了。

李九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人民军队中真正的革命军人！他是领导干部中的清流与主流。保持发扬李九龙司令这种精神品格，我们党就会与时俱进，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

（作者：  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