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流传大半个中国的民谣，让很多河南人相信，自己的祖先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鹳窝底下迁来的，甚至还有人断言，九成河南人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县。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史实还是物证，都在证伪这个论断。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初白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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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故居大槐树？

毫无疑问，这两句在华北的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省份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见证着中国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明代大移民事件。
洪洞县的地方志专家得出了移民遍及 18 个省（市）500 余县的结论，号称世界上约每10个华人当中，就有1名大槐树子孙。
在河南，很多长辈为了说明祖先是从大槐树下迁来的，总会拿出两个有力证据：其一是大槐树移民后代的小脚趾的指甲会有两瓣分叉，这是因为祖先迁来时或被官兵用刀砍出，或自己用镰刀割出的印记。

其二是河南方言中的上厕所为啥叫“解手”，那是因为迁徙过程中手都被捆着，想方便的时候需要打报告解开手上的绳子，河南人还有为什么散步爱背着手，也是因为祖先被倒绑双手在移民时留下的习惯。
如果再加上各种“砸锅认亲”的传说，和家谱中有迁自洪洞县的明确记载，那就更是铁证如山地证明了这个说法，各种神乎其神的段子都绘声绘色印证着民谣的靠谱。

然而，即便抛开“解手”一词并非明朝大移民的专利，更早之前的宋元话本中已有了这个词。

小脚趾指甲分叉也并非汉族人才有，唐代的李世民就发现了鲜卑族有这样的特征，这种被称为复趾的现象，在很多东亚人种中也是存在的。如果划一刀就改变DNA了，人类遗传学恐怕要改写了。

即便站在史实的角度，也很难说明大槐树是明朝大移民最重要的源点。纵观朱元璋、朱棣二帝的18次山西大移民记录，只有6条记录明确提到洪洞县所属的平阳府移民。

即便时间最接近的明万历年间《洪洞县志》，全书也没有一处关于“大槐树”的记载。
直到民国六年的《洪洞县志》中，“大槐树移民”才第一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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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谱是否靠谱？

民国六年的《洪洞县志》里，编撰者是这样记述“大槐树”的，翻译成白话如下：
大槐树在城北的广济寺旁边，明朝永乐年间，政府在洪洞县设立移民机构，安排山西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等待发放凭证和补偿金，迁徙到北平、山东、河南等处。
但是，因为年代太久远，大槐树和广济寺都在战火中被毁。你们现在看到的树和寺，是民国二年洪洞县人氏景大启集资修建的。
集资重修大槐树遗址的洪洞士绅景大启清末为官曹州（今山东菏泽）时，当地人像远嫁的女儿见到娘家人一样亲热他，纷纷拿出族谱证明自己的祖上迁自山西洪洞。景大启颇受感动，就联合在山东为官的另一个洪洞人刘子林商议募资修复大槐树遗址。

景大启

其时，虽然大槐树遗址在当地已无迹可寻，但整个华北地区都流传着祖先故居大槐树的传说。遗址重建的同时，包括景大启、贺柏寿等洪洞士绅在重修《洪洞县志》时，以“故老之相传”的名义，将重建的遗址认定为“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遗址建起来后，很快收到奇效。当时军阀卢永祥从太原南下，直逼平阳，军中士卒多为河北、山东、河南人，原本在途中烧杀抢掠，行至洪洞，见到大槐树遗址，出于对先人的崇敬，竟秋毫无犯。
景大启等人还编辑了一本《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志》。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寻根热”的出现，洪洞移民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关于洪洞移民的研究论著，数量也颇为可观。

洪洞人受大槐树庇荫之恩，对景大启等人的事业也热情高涨，文人墨客广泛加入，让大槐树的故事越讲越大，越讲越清晰。

而另一方面，则于清朝突然兴起了修族谱的热潮不无关系。金元之后，北方汉人随着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北方汉人修族谱的历史出现断档，逐渐失去了对祖先来源的记忆。

而起于清朝民间的族谱热，让很多不知祖源又无力考证的底层人士只能人云亦云地假托“大槐树下老鸹窝”来完善自己的出处。

山西移民是一次官方主导的、长时间大规模的运动，对于那些不明祖宗来历的平民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托词。

也正因为如此，移民家谱中对于祖籍的描述都是含糊不清的，只写到大槐树，至于是何县何乡，也不好接着编排。
有学者分析，唐亡以后，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

而明清时，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利用事先准备、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
这些“谱匠”的杰作，让清后出来的家谱几乎一个面孔，让人对这些祖传之物难辨真伪。300年前的事情，依靠口头流传，到底有几分实几分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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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迁豫还是河南人回迁？

河南现存的移民族谱，在描述祖籍的时候，要么只是含混地写着“洪洞县”，要么在关键部位出现佚字或者磨损。
比如濮阳市西郭寨《任氏族谱序》：“明洪武年间，因兵乱，吾先祖……自山西大同、平阳，经洪洞□□（缺字）东迁……至今六百余年……”
卫辉博物馆里藏着一块“移民碑”，根据碑文显示，这一支移民队伍来自晋东南的泽州，他们一路向东，来到卫辉府汲县（今卫辉），根本不需要到西边的洪洞县集合。

民国之前的洪洞县志记载，洪洞新县城是在明朝中期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开始修建的；很难想象，明初的洪武年间，在这个四周还没城墙的地方，政府如何在这里设立移民机构，或者驻军实施移民活动。
非要在荒野上集合倒也可以，但是，洪洞县位于山西西南，把这里作为集合点，对于山西东南部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点折腾？

放眼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不难发现，早在宋室南渡，北方农民就大量南逃西迁，元朝末年的战乱、水、旱、蝗灾加上黄河、淮河的多次决口，中原地区百姓死亡无数，黄淮流域人烟稀少。
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在兵发汴梁和河北州县时，发现的状况亦是“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这时候，包括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向朱元璋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

洪武皇帝一番“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的感慨，就此拉开了明朝大移民的序幕。
公元1381年，这一年是洪武十四年，河南有189.1万人口，河北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达403.045万，超过两省之和，这是大明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的最大原因。

由于“山川形便”地势的原因，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从而出现一个经济相当繁荣的阶段。
明朝18次大移民共从山西向河南迁来多少人口，至今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山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是山西省内和北京、河北、雁门关外，就是山西北部和内蒙一带。其中迁入河南的不多，10万左右，占当时河南人口数的5%左右。但另有一种说法是从山西迁往河南93万人。
葛剑雄教授在《中国移民史》披露的一组数据却尤为可信：河南省移民后的人口比例：彰德府的土著占71.8%，卫辉府、怀庆府、开封府的土著占50%，河南府的土著占79.1%，南阳府的土著占44.6%，汝宁府(治所今汝南县,汝宁府比现在驻马店的管辖范围大)的土著占76%。

葛剑雄教授

请注意，即便是移民后的比例中，占据大多数的依然是“土著”。

即便是明朝当时的统计中，河南人回迁依然是当时的移民主体。

洪武元年十一月，巡按河南的监察御史孔复上奏朝廷，说自奉命安抚河南百姓以来，已招抚开封等府复业之民302230 户，男女1985560口，新开垦田地147358 顷，未复业者尚有32050 余户，男女146020 余口。
《元史》、《明史》均记载，元末，中原大地战火纷飞，而蒙古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父子统治的山西，却是一番太平景象。

山西山河纵横的地貌适合躲藏，大量河南流民逃往山西，山西人口一度突破600万。流民数量远超原住民。
倘若再往前追溯到蒙古灭金之际的1323年，已经出现了中原人避难山西的先例。那一年是壬辰年，元代文献多称之为“壬辰北渡”，山西是北渡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弘州（山西阳高县）的工匠中，就有300户来自开封。
如果加上宋代之后的汴京围困、哀宗出走等一系列事件，避难山西文士和流民数量则更多。这些资料足以说明，明初移民不假，但在数量上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多。而且，迁往河南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回迁”。

比如，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记录着张家祖先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但张家的墓志却显示这是一个“济源之世家也”。河南人从山西回迁故土，并非没有证据。

《洪洞大槐树移民志》认定河南102个县市都有山西移民的分布。有人说推算，如果加上全国其他地方的数百个县，历时50年的明朝大移民，纵然一个县只迁三五百人，也要从山西移民近千万人，山西何来这么多人口资源呢？

人口只有不到10万人的洪洞县更不可能，后来当地人的数据可能是放大百倍的结果。

人口资料显示，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有11900户，92872口；永乐十年，有11592户，87775口；成化八年（1472），有11448户，98240口。
成化年间正是传说中移民运动的高峰，洪洞县人口不降反增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不到10万人的小县城如何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移民？

曾任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主任的袁义达先生，从生物的遗传方面对几百年来的人口迁移做了研究，以省份为单位分析了人口的群体遗传，其结果表示：河南人和山西人在亲缘关系上分属两个系统。
若论亲疏关系，河南人与河北、山东人基因类似；而山西则与西部的陕、甘、宁更近。南方诸省跟山西关系更远。

葛剑雄教授在《家山何止大槐树》一文中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移民数量之多、距离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大，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

黄河长江，中原大地，西域东海、北疆南岛，中国历史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又有哪里没有渗入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发达的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