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合为一个部分作出专章部署，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创造性地将这三者进行统筹安排和一体化部署。三中全会公报同样把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单列一段，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是党中央在新时代为教育、科技、人才作出的价值定性，是对创新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洞察，只有通过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才能真正打通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国家强的通道。

一、时代要求：教育、科技、人才是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性资源

当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要素，已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竞争焦点已由过去的传统产品和市场竞争演变为对人才、科技制高点的竞争。这就迫切要求造就一大批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加快培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拔尖创新人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同时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精准引进和加快培养各类紧缺人才，形成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学技术体系，解决深层次、结构性、发展性难题。

二、关键抓手：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为国家战略的改革任务，全会《决定》为此作出了重要部署。其中，关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决定》强调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决定》强调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着眼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决定》强调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现实中，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通过教育体制的创新，培养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创新人才，让掌握科学技术前沿的科技人才领衔育人，实现高校、科技与产业体系的育人融合。如何通过科技体制的创新，瞄准重大战略需求与发展重点，创新政产学研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未来科技主战场，打造共享型、开放型、前沿型科技创新平台以吸引和集聚人才。如何通过人才体制创新，有组织、有计划地完善科技创新动员体系和资源配置模式，加快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合理流动，持续完善“重要科学发现→科学问题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化应用”的链条机制，大力促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融合。

三、范式转变：面向未来的学科布局

20世纪50年代初，百废待兴，新中国建设急需大量技术人才，中央大刀阔斧地对高等教育进行了调整，拆解综合性大学，大规模组建单科性理工科院校，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急需的技术人才。20世纪末国内高校的大规模扩招，满足了改革开放各行业各领域对人才的需求，但随着人工智能引发的数字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理世界的融合，尤其是人才与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与核心，这就要求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上，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以科技发展与国家战略需要牵引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这也是对长期以来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上存在问题的一次明确纠偏。所以，必须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教育、科技与人才的关系，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体制壁垒，突破路径依赖，实现三者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

四、增强显示度：河南高校在河南经济主战场贡献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在改革开放初期，还仅不过是一所造船学院，一所三等院校，经过40年，尤其是近20年的快速崛起，发展成国内前列的高水平大学，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上海交大瞄准国家战略与上海同共进，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集中区、自由区和融合区的“三区模式”，即打造战略导向“集中区”布局未来新格局。一批重要原创成果应用于华龙一号、天问一号、北斗等重大工程或装备，以及鸿蒙操作系统、新能源重卡、大型邮轮等关键领域；探索前沿导向“自由区”推动“大科学”新范式。学校面向全球征集并发布的《125个重大科学问题》引发各界关注；建设市场导向“融合区”打造产教融合新高地。学校积极布局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战略新兴领域，并通过一系列改革，打通科技策源的“第一公里”和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作为河南高校“双航母”，势必要为河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和战略支撑。近年来，河南省把做强重点产业链群、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建设现代化河南的关键任务，作为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瞄准科技前沿、国家战略、产业需求，选准主攻方向，聚全省之力培育壮大“7+28+N”产业链群。其中，“7”指的是打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现代医药、现代食品、现代轻纺等7个先进制造业集群，“28”即培育做大超硬材料等28个重点产业链，“N”则是在细分领域培育若干专精特新产业链。这就需要河南高校把自身建设与河南创新发展需求紧密对接，产生发展的“乘数效应”。

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这就要求引导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使高校间优势互补，摈弃同质化雷同发展，以满足国家需要。《决定》中还提出“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与国家级研究平台合作协同，以此进入国家队。

河南正处在经济转型阵痛阶段，创新驱动不仅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融群入链，而且更要强化激励机制为人才松绑。

今年7月29日，人民日报专题以《深入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小切口”撬动“大收益”》为标题，专题报道了上海交通大学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的举措和成绩：2020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40亿元，是2017至2019年合同总金额的6倍。截至目前，上海交通大学共有100个科研团队按照程序申请采用“完成人实施”模式开办146家企业，累计吸引社会资本超60亿元。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2020年5月，科技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全国40所高校院所被纳入试点范围，上海交通大学位列其中。同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上海交通大学进一步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上海交大探索建立了一套符合科技创新规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可复制推广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积极打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的“试验田”。

首先，从科技成果库里取出专利进行转化，转让费可作为应收账款，在项目后续成功实现产业化后向学校支付。这就意味着“0元”转让，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极大地减轻了资金上的压力，也成为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其次，科技成果从研发完成到转移转化，建立“一门式”技术转化服务机构及体系，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站式服务。长期以来，科研人员转化成果过程中存在“不敢转、不想转、不好转、不会转”等问题。上海交大的试点改革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出台了由1个实施意见、5套管理办法、20个操作细则构成的“1+5+20”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流程。最后，如何减少科技成果转化参与人员的后顾之忧？上海交大设立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对科技成果作价投资与其他国有经营性资产投资实施区别化管理，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管理办法和负面清单，界定了转化工作中不能做、应该做和怎么做等事项。对职务科技成果实行单列管理，转化前不再纳入国有资产管理清单，以形态管理代替国资管理，免除了赋权中的国资评估等程序，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赋权效率。

人才是创新驱动最为关键的要素，人才的激励离不开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切实真正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等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等内容就意在激发更多人才主观能动性。通过向用人主体授权，采取更加多样化、针对性的赋权分配机制，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