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又搬了一次家，算算这是我在北京第五次搬家了。

第一次是在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东门外的六郎庄租的房子，由于是临时租住，没有装电话。后来的几次搬家，尽管有了手机，搬完家的第一件事还是把电话装上。由于我经常出差，要让家里能联系上我，我也可以与家里随时沟通。

每装一次电话，情况就有一次变化，装电话的手续越来越简单，装电话的费用越来越少，这让我深切感受到时代的步伐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及至我这最新一次搬家时，装的已不是电话，而是宽带。办手续那天，工作人员问我装不装电话，我说不装了，他说装电话是免费的，我说都有智能手机了，免费装的电话现在也用不上，没人用的电话放那就是多余的。

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是那么的随意，好像完全忘了二十年前那次装电话的经历。

那个装电话的经历真的会忘吗?对于我肯定是不会的，因为那是一部没装上的电话。为了那部没装上的电话，我至今还欠着一堆的人情没还呢!

住进“高干别墅”的第三年，也是我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第二年。

第一年北上求学期间，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情，由于家中没有装电话，我在学校也只能打公用电话，除了写信几乎是没有其它联系方式，使小事几乎酿成了大事。

放假后我回到合肥，第一件事就是和妻子商量，要装一部电话。理由不用多说，一是我还要去上学，不在家不能有事联系不到家;二是我再开学的时候女儿也要上学了，学校有什么事，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知道，及时解决;三是我去学习不在家，家里也需要有个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和工具。

妻子半天没说话，最后问了一句：“钱呢?”她话不多，仅就这两个字，就说得人心里凉哇哇的。这让我想起单位开会的时候，领导一般不先说话，也不多说话，等下面争得面红耳赤时，他会打断别人来作最后决断，每一句都往双方的要害上捅，最后使争执双方哑口无言，都觉得还是领导高屋见瓴、统揽全局。

是啊，钱呢?我知道没钱，但我是男人，说出了合理的想法就要有实现这一想法的办法。

“这个办法我来想，因为电话是迟早要装的，迟装不如早装，我是搞新闻这一行的，深知信息的重要性，一部电话就是一个消息通道。”为了说明我的话很有道理，我还举了个例子，说1963年11 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时，有很多个新闻记者在场，最后是美国合众国际通讯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最先抢到了电话，出奇制胜，第一个把这轰动世界的消息报道了出去，从此合众国际社成为世界最牛的通讯社。

这个例子一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用在这里太牵强附会，妻子关心的不是轰动世界的消息，而是装电话的经费。

经费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考虑。当时我的月工资虽已涨到240元钱，但装一部电话的费用，明码标价是2600元，这只是可以开进发票的数字，据装过电话的朋友说，装电话的人太多，而施工的人太少，有的一年半载都排不上，我一年的工资全用上若能把电话装好也算顺利。

我听了心中很不理解，怎么还有开不进发票里的费用呢?怎么交了钱装电话还这么难呢?

后来的实践证明，朋友说的是经验之谈。

那时装电话并非交钱一道手续，交钱之前还要由单位开具一纸证明，证明你是哪个单位的人，住在哪里，装电话的理由。把证明交到电话局才能办理收费的手续。这两关似乎都不难，很快就办妥了，只是开证明时领导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的意思大概有两层，一是你装电话干啥?二是这么多钱你能装得起?

我是装不起，但装不起也要装，因为越来越觉得家中不能没有电话。一次我母亲病危，在老家的弟弟为了尽快通知到我，就跑到附近煤矿上给我打电话，打的是我办公室电话，若是上班时间办公室都有人值守，我肯定能接到，可那天不巧，正好过星期天，没有人在办公室。弟弟不知是忘了星期天还是忘了我那是办公室电话，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三点。后来是驾驶员到办公室拿东西听到了，才及时通知了我。如果我家要是有一部电话，哪至于耽误如此大事。

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还差一千多元钱，于是我就向朋友张口借钱，以出差为由向单位财务借钱，几方面拼凑很快凑够了。交钱之后我问电话局何时能装?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告诉我：“等着吧，轮到了通知你。”

我再问何时能轮到时，人家早已去接待别的客户了。

等待，等待，漫长的等待……

两个月后我就要开学离开合肥了，可仍没有等到装电话的通知，怎么办?不能为了电话而放弃学业啊，我只好把等待通知的事交待给妻子，又返回了北京。

一月过去了。又一月过去了。妻子仍没有等到装电话的通知。我在家的话还可以托人问问情况，妻子和外面不熟悉，只能等着。

这一等就等到了放寒假。

回到合肥我赶紧找一位有本事的朋友问情况，有本事的朋友是在地方工作的，听了我的倾诉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在部队太久了，对地方的事太缺乏了解。”这话外音就是说我是个书呆子或兵呆子。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准备400元钱，再买两条“渡江”香烟，他带我去见一个他的好朋友，说试试看。

我一听就懵了，怎么还要拿钱?他也许看出了我的表情，赶紧补充道：“如果人家收下了，就有了希望，如果不收，那你还要继续排队。”这句话立即有了效应，我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

一个周日的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带着我的有本事的朋友，口袋里装着现金，车筐里装着香烟，去了他朋友的家里。

他朋友很客气，在说了一大堆难处之后，不仅痛快地收下了“礼物”，还痛快地答应尽快安排装机。我想这下该没问题了，我就开始梦想着春节就可以用上自家的电话了。

可等啊等，还是没消息，问朋友朋友说春节期间可能装机人多，比较紧张，让我别着急再等等。我又等到了春节之后，还是没有消息。

电影学院的最后一学期是安排实习，我就不用再赶往北京，正好边上班边等装电话的消息，就在这等待的期间，我虽然仍没等到装机的消息，却得到了河南武警总队同意我调回河南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我对电话安装的意志产生了严重动摇，如果调走再装电话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此时不装电话，那各种费用怎么处理?我顿时又陷入了无限的纠结。

一天下班后有位同事来我家中小坐，我以为就是闲聊，不料末了他问我：“听说你想调回河南?”

我实话实说。

“你报装的电话不要了?”

我如实回答。

“我正好想装一部电话，我把装机钱给你，你把电话过户到我的名下吧?”

真是天热时遇到送扇的，这让我对同事产生了不尽的感激，就这样我没费吹灰之力就甩掉了电话这个让我伤透了脑筋的包袱。

当然那送礼的400元钱和两条“渡江”烟也就打了水漂儿……

第一次想装一部电话的梦就这样被等醒了。电话虽然没装上，另一个梦却得到了实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那部电话真的装上了，我调回河南时又将是一个麻烦，真要感谢电话局的师傅们，使我报装了八个月的电话，始终停留在待装的状态，直到那部电话对我不再有任何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国领，河南禹州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78年入伍，2020年退休，历任战士、排长、新闻干事、电视编导、《橄榄绿》和《中国武警》杂志主编，从军四十三载，武警大校军衔。

主要著作有诗歌、散文集《血色和平》《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和平的欢歌》《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柴扉集》《意外的爱情》《张国领文集》(十一卷)等十八部。作品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群星奖”，“长征文艺奖”“冰心散文奖”“武警文艺奖”等五十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新时代强军文学作品选》《军旅年度文学选》《中学生喜爱的作文》《初中课时练》《改革开放四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选》等六十多种选本。系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丰台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