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青春暴富干卿何事”是余世存老师近二十年前的文章,回过头看,当时的人们不自觉地领受历史赋予的角色,都在穷尽其可能性。内卷、焦虑、抑郁等等还没有流行。我们还能从文章中感受那样一个飞扬的时代气象。当然,这一切在大时间尺度里仍如粒如波,如梦如幻。“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Zao wou-ki 作品

在“青春暴富”者眼里,边缘底层一下子成了供他们赏玩、嘲笑、怜悯、厌憎、嫌恶的对象。一个转型社会的紧张,由此不难想见暴富者成功者可能是社会的中心,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真理价值并不必然站在他们一边,人生意义也不只有他们能够体验

我的一个学生通过一家新闻单位找到我。十年过去了,学生已然“小康”,老师依然“寒士”。学生是来找老师为其打工的,老师拒绝了。学生最后请老师客,言谈举止,都掩饰不住成功人士的喜悦和优越。他承认自己属于“青春暴富”,但他认为自己的成就全由自己努力而来,那些边缘穷窘之人真是失败,而他们之所以如彼,是因为他们懒、不勤奋,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话就让我不爱听了。

我提醒学生人生相当丰富。机会是否平等另说,但人生有无数种活法儿,那些不如你成功的人,其幸福感未必不如你强烈,他们人生的风景甚至比你更美。我又说,你自以为的成功未必是一种成功,比如你的生活可能比你看不起的人更紧张。
跟学生分手后,我一直在想这次碰面。忽然想到,我们以前把“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作为一种口号、一种政策、一种战略战术,却很少人预料到,这种策略如此成功,成就如此迅速;我们更没有想到,该如何跟“先富起来的人”对话。换句话,到社会以富裕成功来划分人群时,不同的人群该如何相处、共处、交流?
虽然近年舆论已在讨论“财富的品质”一类的话题,而私下的交流则有不少成功者对弱势的轻侮,但这类话题过于尖锐,过于紧张。我们需要的是,不同人群间有效、和谐、有建设性的沟通。而这种沟通的前提,毫无疑问,首先是暴富族们对自身的认识。
不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曾提到邓小平先生的一件趣事:他去美国访问,美国人让他看了休斯敦宇航中心,他看完后一言不发,回到北京,只对他的同事们说,“我看见了现代化”,他因此执着地促动中国社会开放、改革。他后来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的开放不是对南斯拉夫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我们的开放是对美国开放。这话如此明确,其实饱含了极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必须至少跟文明的最前沿站在一边。邓公的伟大早已属于我们的历史,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不得已地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权宜方略,因为他深知我们的差距太大,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地迎头赶上。但是,今天不少暴富起来的人忘了这一点,他们“小富即骄”“小成即坠”,他们完全不解真正的现代富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暴富跟非洲的王公部落、跟海湾地区的暴富没什么差别。
暴富者们还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人阔变脸”。其言行举止无不暗示着,他们是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他们眼里的亲友或边缘底层一下子成了供其赏玩、嘲笑、怜悯、厌憎、嫌恶的对象。一个转型社会的紧张,一个现代化进程里的分化分裂,因此不难想见。
暴富者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忘记了穷窘状态下的平常心、理想、充实的人生感;暴富者们更忘了,人生有无数的可能,有的人可能只愿意过内心生活,有的人只顾过创造性生活,有的人只愿意过简单生活,过纯朴从容而平淡的生活。暴富者成功者可能是社会的中心,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真理价值并不必然站在他们一边,人生意义也不只有他们能够体验。
命运可能是被动的,但选择却是主动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我选择我认可的生活。人不代表金钱,人不是生来是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是有资源的,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今天的富裕成功者更应该善记他们的机遇。也就是说,这些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进程里“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只不过是历史之手书写的社会文本,是命运附身其上的目的之工具。因此,他们成功了、暴富了,只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他们自己却仍有待展开,有待完成。以前中国人常把个人成功归功于领导、社会、家庭,这种说辞虽然空洞得可笑,可是这种思维仍有极为重大的合理性。我们不一定回到邓公的后半句话里,“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但先富起来的人却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的一部分。他个人的人生意义、甚至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必须自己去寻找,去实现,他必须从无能自主走向自立自主。而到目前为止,相当多的成功人士,更遑论“青春暴富”一族,他们还只是有待完成的子民文本。

《中国新闻周刊》 | 余世存:青春暴富干卿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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