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衔野花 世界目前存世最早藏书票
戚老师去世了,才60多岁。
戚老师是出版人、古董爱好者,他给我们引进了很多好书。当年我从云南回京城,戚老师第一时间找到我,说要做点儿事,做出版是可以谋到生活的。我当时不以为意,说自己需要钱不多,不需要专门做出版啊,戚老师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百万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戚老师大笑,一百万算什么钱呢?
戚老师跟我说了他的计划,梁启超大全集是可以做的,现代史上还有一些书是可以再出的,等等。但戚老师的编辑朋友有不少,他们一陷入具体工作,似乎就把计划变了。我后来也没有再听到戚老师要我跟他做事的消息。我们在一起就是喝酒。
戚老师对出版了如指掌,对文化界也非常熟悉,他自己又有历史专业的研究,一说到专业上的学问、文化界的动态、出版业的发展,他就滔滔不绝,有当仁不让之慨。我除了劝他多写书写文章外,就是劝他到大学任教。在我看来,他比不少大学教授更通达,学问更渊雅;但戚老师叹一口气,像他们这些常年在江湖上行走的人,已经不习惯大学体制了,还有大学体制本身也是一个江湖,对他这样的人会排斥,他这辈子注定难以到校园里去影响人了。
但喝酒次数多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戚老师每次都是没有节制,他几乎就想在酒精中麻醉自己似的。而且稍一喝高,他的话就肆无忌惮,个性飞扬。从找女人,到文化界的山头,到华人社会的某个文化宗师,全都让他信口开河。我想到他活得压抑,但没想到他活得如此压抑。
戚老师性格是温柔地刚硬,他对朋友非常温柔。老村就感动于过马路时戚老师扶着他走,生怕老村有什么闪失似的。但对饭桌上的话题,他又会非常较真。有一次,一朋友说起我在思想史上的努力,另一个写杂文出名的朋友不知而不以为然,真的吗?戚老师在一边勃然大怒,你一个写杂文的不懂还这么轻浮,你算什么东西。朋友非常不好意思,连忙说,我是开玩笑的。戚老师不依不饶,开玩笑也不行。主人只好打圆场,戚老师性情中人,我们都是很尊敬的。
但有一次,戚老师非常诚恳地又几乎是怯情地对我说,世存,我这半辈子活得非常不幸福!我听了大为触动,一个从事文化大半辈子的人承认自己活得不幸福。遗憾的是我书生气十足,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感触之中,从未如朋友如弟子一般深入对方的心路和言路。多年以后,一位学长退休后,在荣休会上也坦承一生活得不如意,同样让我大受触动。我知道这些中国男人活得不容易。他们一生最好的年华就耗掉在苦难之中,孤独、寂寞、因循、无路突围。
十几年前,伍先生跟兴宇大哥喝酒,想起我来,电话招我去喝酒。我这就这样见到了特异功能者兴宇大哥,我们三人又聚了几次后,见面就少了。兴宇大哥还给戚老师发功,劝戚老师注意身体,戚老师当场答应,但依然我行我素。
我后来听别人说,戚老师跟太太孩子关系一般,以至于他要跑到京城来,他虽然收藏了不少古董,但发家、安居乐业一类日子与他无缘。我有一次送他回租住的地方,扶着他进小区,他半醉半醒地说,世存,我不想回去,我们再找个地方喝酒吧。回去也只是与书为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更没有女人。后面的话说过没有,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感觉好像是有的,因为戚老师的人生大苦之一就是性苦闷。
我相信戚老师的性别苦闷,这是我们很多人共有的人生经验。我们在性别的牢笼里,在性别的苦海里,难以自在,难以体验,难以满足。而身份沙漠则是江湖儿女的人生经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些身份问题也让我们纠缠、痛苦。
再见戚老师,是管控三年中,感觉好像多年没见一样,以至于戚老师的老态令人吃惊,他才60出头,头发全白了。饭桌上他仍是酒到杯干,但他的话明显少了很多,感觉他似乎迟钝了不少。借酒浇愁,终于把身心的垒块浇成了愁城,他坐在那里,仍然儒雅书生,但愁困也是显然的。学问、书卷,尽管也吸引人,但友情、爱情、性情更重要,它们都如此可望不可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说到底,修身养性,性命双修,仍在于我们人生性情的经验足够,可以交流印证,而不是如戚老师那样,淤着,不得宣泄,不能抒怀,难以展开。
这几年有不少人嘲笑米国性别错乱,前不久还有朋友问我,你知道米国有多少种性别吗?我和在场的人多半猜有五六种以上,顶多也就是个位数而已。答案是97种之多。大家知道后摇摇头。我后来想到,有近百种性别的社会固然有些离谱,但还是要承认人家至少没有性别禁锢、性别牢笼之苦。
戚老师走了,朋友圈有不少人怀念他,有人称赞他是纯粹的读书人,愿他带着对书籍纯然的快乐回到永久的故乡。我不知道戚老师是否能够归魂,或许他仍是江湖儿女,是孤魂野鬼,仍在我们身边。那么我倒愿意他听到我的想法,我愿他投生到别的时代或别的地区,过上不同于今生今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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