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是我两年前的一个判断。当时觉得,困难是结构性的。换句话,还是有很多蒸蒸日上的亮点。
而眼下的感觉是,“卷”在进一步加剧,困难面进一步扩大。
为什么更难了?如何从困难里走出来?最近不断在思考和调研。从这一篇开始,我会围绕“识难”与“克难”,写一个系列。
促使我写这组文章的触发点,是同时了解到三家行业头部企业的情况:
一家创业20多年的软件企业,2024年首次没有制定具体预算目标,只定了一个大致范畴:±5%到±10%。因为他们服务的客户日子比以前难过,都在压降成本;
一家创业30多年的软件龙头,因客户中经营困难的比例上升,今年明显感到,生意难做,回款压力大增;
还有一家制造企业,是行业“双寡头”之一,日子不错,不断降价,逼迫行业“出清”,后续的一众企业则水深火热,普遍开工率严重不足,有的已经停产。
这三家都是行业顶尖,听了他们的话,我感觉就像趟水前行,水越来越深,不少行业大概已到胸口,只剩下头部几家呼吸正常,但也没有以前轻松。
上半年过去,房地产困局仍在延续,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房地产百强企业销售总额同比下降41.6%。
另一大产业汽车,上半年产销量分别增长4.9%和6.1%,但疲态已显,6月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2.1%和2.7%,低于中汽协预期。乘用车的国内销量降幅更大,6月同比下降7.4%,售价更是再下一个台阶。合资品牌的4S店接二连三关门,或者大店改小店,为省成本,店里能少开一盏灯就少开一盏,过去很难想象。
金融、创投行业也在哀叹中。“新三样”,根据业绩预告,光伏行业上市公司绝大部分处在亏损经营状态。
和电商高度关联的快递业,上半年共配送了800亿件快递,同比增长23%,但单票收入继续同比下跌。5月快递业实现业务收入1159.9亿元,同比增长15.6%,单票收入则为7.85元,同比下滑12.2%,环比下滑0.14 元。这相当于“做得更多,挣得更少;做得越多,挣得越少”。
中国的产业界,可能处在有市场经济以来最卷的时期,极为惨烈。
有的细分行业只有一两家赚钱,排在后面的企业为了抢生意,纷纷以低于成本报价,甚至远远低于成本报价。比如成本要1000万,给客户的报价却是400万。
我问,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割肉式生存”?他们说:“先活下来。拿到单子,就能和客户粘在一起,总有办法在后面挣钱。”不过,是不是将来真能挣到,也属未知。
两年前我写过《谁在支撑韧性中国的底座?》,写到广东韶关做餐饮的年轻人阿立。我电话采访他那天,最后一个问题是“每天工作几小时”,他回答:“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上班在做单,下班也想着怎么做,还要学习。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工作,连做梦都在想工作的事。”当时瞬间觉得,自己的压力简直算不上压力。
前几天我问阿立,现在经营情况怎么样?
他回答,目前正在经营两家咖啡店、一家小食店,还有三家啫啫煲粤菜店。主食是刚需型的,做得还算有声有色,但是两家咖啡店的业绩已经大不如前了,各大品牌都在打价格战,只能在夹缝生存中。
他说,很多餐饮人都觉得生意不好就是大环境的问题,大环境不好就要降价,降价就是做活动要内卷。环境再差也有好的,环境再好也有差的,团队这几年一直都在不断学习,希望做“环境再差也有好的”餐饮人。很多本地的老字号和老的餐饮人都来和他们交流,说生意明显比前几年差了很多,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内卷+降价+打折”。
这是韶关的情况。在上海,我问了一家这几年做得特别出色的中餐连锁品牌,今年生意同比也下降了超过两位数。亮点是,他们发现上海的退休银发族,比较有钱、有闲,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是很好的客户群体。
我问一家在药品、乳品、饮料等细分市场的包装龙头企业的情况。他们看到,乳业压力很大,特别是做婴幼儿奶粉的,老年人奶粉在上量,但很慢;药品相对好一些,虽然进医保的、感冒类的生意不好,但补益类的起来了,比如传统汉方、中药膏方类都起来了。亮点在个别细分赛道,比如有做柠檬汁的,在山姆、Costco、赵一鸣零食店卖得很好,其主要客群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购买力很强。
以上信息似乎呼应了麦肯锡的《2024中国消费趋势调研报告》,即Z世代年轻人、一线富裕银发族、三线富裕中老年有更积极的消费观;一二线新中产、农村中老年最悲观。
整体上,企业的日子肯定更难了。但也不能说行业就到顶了。比如汽车,按照千人保有量,我国截至2022年底为226辆,还赶不上泰国、墨西哥、巴西、俄罗斯,更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比(大致在500到800辆的水平)。且过去三年,从卷配置、卷尺寸、卷产品迭代周期到卷价格,车企的能力和消费者获得的价值一直在提高,“不是行业越来越差了,只是日子确实越来越难了”。
车企最关心的是:这种卷法,这种艰难期,还会有多久?
现在切换到另一些场景。
2021年,我在上海张江采访过傅利叶智能公司创始人顾捷。他们在做康复机器人,现在已经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院和机构。
做康复机器人需要多个工种,如机械设计、电子设计、算法、工业设计、机器人制造,还要开发游戏,让患者在游戏中完成康复活动,这又需要前端、后台、数据库、仿真、算法等。
当时顾捷对我说:“两三百个研发人员如果放到波士顿,成本会高得难以想象。但在中国,成本可控,而且能招到,这些三四十岁充满战斗力的工程师是最大的资源。”
这两年,傅利叶公司又进军通用人形机器人,这也是顾捷20年前就有的梦想。他相信人形机器人相当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最后一公里,“智慧的大脑+灵活的身体”,将是通用人形机器人的终极形态。
去年在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他们发布了首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GR-1,并率先实现量产交付。
这一年来,研发团队在仿真环境中训练GR-1,再将训练好的模型迁移到现实世界。仿真环境安全可控且成本低,不仅显著加快了算法迭代速度,也降低了研发成本。
通过远程遥操,采集人类的动作数据,用来训练和改进仿真模型,GR-1得以模仿学习人类运动,完成跳舞、打鼓、放置物品等日常生活动作,还能在户外复杂地形如草地、非平整路面及泥泞斜坡上顺利行走,实现稳定、自主的运动控制表现,为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的高效作业打下坚实基础。
顾捷说,未来傅利叶智能要像为自动驾驶公司提供汽车本体一样,为AI公司提供通用人形机器人平台,“到那时,我们就会转变为一家通用机器人公司”。
今年4月8日下午,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顾捷是四位发言的企业家代表之一。
2022年,我在上海调研过一家SaaS软件企业黑湖智造。他们成立于2016年,当时他们开发了一款名叫“黑湖小工单”的轻量化的数字化工厂小程序。
其创始人周宇翔说:“中国太大了,很多产业带都在县镇乡村,我们的销售员去那里的工厂,经常是左手一个本,右手一块砖,本是笔记本电脑,砖是用来防止流浪狗袭击的。”
周宇翔最初的创业团队都是海归精英,但他们一开始做出来的软件产品,本土企业根本用不上,所以他们放弃再“闭门造车”写代码,从北京买上高铁票去了宁波、重庆、青岛、苏州的企业,进去就直接和工友们同吃同住,在产线当工人。
|生产管理、物料管理、绩效工资
在这样的场景中,他们看到工人用智能手机的很多,也看到订单的多样化、个性化正在代替之前的规模化、单一化。订单变化对生产制造的要求更高了,非常柔性,要快速响应,每一个批次的量并不大,但一旦卖成爆品就会迅速返单。
从一个订单切换到另外一个订单,中间是5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决定了你的毛利率和产能利用效率如何。而在传统管理方式下,通过打电话、通过口头沟通订单切换,就可能要停产5个小时。
他们就从这样的痛点出发,围绕着如何让不同的工种、不同的机器设备之间,能快速互通信息、能精准分发任务、让每个人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应该干什么出发,做出了第一个产品“小工单”。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李强总理参加并在开幕式上致辞。在座谈会上,周宇翔发言时说,数字化转型,过去全球的精力和资源都聚焦在了大型、标杆型企业,但实际上,大企业的成功案例对中小企业的带动极其有限,可参考性也不强。如果站在供应链协作的视角,大企业数字化做得再好,中小企业低效的作业方式依旧存在,对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仍然不利,供应链仍旧卡在中小企业的效率上。因此如何低成本、快速地让中小企业迈出数字化的第一步,非常值得世界经济论坛考量。
“黑湖小工单两年时间覆盖了近三万家小工厂,贡献了一个可参考的案例。中小工厂近12个月产能冗余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全球新电商、新社交平台(如小红书、TikTok、Shopify)上面诞生了许多新需求,很多涉及到小批量的定制产品,是否可以针对中国中小工厂的冗余产能,做某些新技术加持下的改造升级,比如引入AIGC辅助设计、3D打印等新技术,让冗余的产能与未被满足的个性化需求做好匹配。也许这就叫做新质生产力,也是李强总理在开幕式发言里面提到的‘反向定制’。”周宇翔说。
上周我写了《帮一帮400万家中国“沉默工厂”》,是我在马来西亚参加奇瑞汽车的一个活动,偶然认识了海智在线的创始人佘莹,在行程中做了第一次交流,回到国内再去做了详细采访。
她2002年从芜湖一中毕业,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在外企打拼,从底薪3000元的基层员工一直做到知名美资工业公司的亚太区CEO。2015年创业,创立了国内首家非标零部件产业互联网平台。这些年,每天早晨6点,她就会出现在健身房,即使出差或疫情封闭期间,也会做各种自重健身训练,从未间断。
2023年12月13日,佘莹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做很多行业,没有爱都有可能做好,但是制造业不能。”她在记事本上也曾写下:“这一路下来,积累的经验,流过的泪和汗水,受过的委屈和不公,终将成为我最坚硬的外壳,引我走向我的终途。”
她希望用数字化的力量,帮助中国埋头做事的小工厂,不要成为“错过时代列车的人”。她相信,“当下一班时代列车到来时,我们会一起成为席卷世界的新力量”。
2023年7月12日下午,李强总理主持召开平台企业座谈会,佘莹出席并发言。
在我的日常调研中,像上海这三个年轻企业家一样的新力量,新能量,也是经常可见。
顾捷看到的是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如果充分利用,就能走在世界的前沿。周宇翔和佘莹本身都很高大上,但切入了中国产业最底层的中小企业、沉默工厂,用数字化对其赋能。
现在的企业界,慎者为王,省者为王,剩者为王,伟大是熬出来的,此类说法很多。
怎么办?人人都在想办法。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家软件企业,今年的应对策略有三招。一是通过线上线下强化对客户的服务,让客户觉得有任何问题立即就能得到帮助;二是出海,在国外复制自己在中国的模式;三是针对竞争对手,推出更强大的碾压式的产品。
当然,也有企业觉得熬不下去了。甚至觉得,接下来是“垃圾时间”。
我自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当你更多站在阳光里的时候,心里就会敞亮一些。我是在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的一家酒店写完本文的,当我在园区里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和行色匆匆的脚步,情不自禁就有一种海阔天空、我们必定能走出困难的心情。
我不能轻飘飘地说,现在是黄金时间,但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阳光心情,哪怕是乌云边上的阳光。
泉果基金的公众号最近发了一篇关于“历史上真有垃圾时间吗?”的文章,文章讲到了美国的大萧条。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说:“大萧条的重创并没有减缓美国发明创造的脚步,如果非说造成了什么影响,那就是创新的节奏加快了。”
专栏作家摩根·豪泽尔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推动创新的力量有很多种,而恐惧与焦虑也是其中的一种。这种动力源于一种深刻的压力:“如果搞不定,我的工作就没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很多时候军事领域的科技创新往往很高效,这是因为它的底层动力是:“如果搞不定,我可能连命都没了。”
如果没有发生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还会有技术飞跃吗?
豪泽尔认为不会,“至少不会达到当时的那种程度。”“没有恐惧的催化剂,科技创新的进程不会如此之快……最重大的变革和最重要的创新,不会发生在和平盛世,而是发生在大变局之中或者大变局之后。因为这时,人们会感到惊慌失措、焦虑不安,如果不尽快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
以大萧条对比当下并不合适。但这种在深刻压力下的变革与创新精神,当下极为需要。
难上加难,是现实。
天外有天,更好的未来,总是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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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873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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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媒体人、原《南风窗》总编辑,《第一财经日报》创办人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