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中国”,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我在不久前的文章里提出,未来中国经济有两大战略机遇:
1、在中国之内,让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的市场和创新场;
2、在中国之外,到全世界建工厂、建市场、建设施、建服务,再造一个“中国”。而且1和2可以循环起来,构建起以中国的产业能力为支点、以全世界为舞台的大循环。
6月中旬,我去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观察东南亚的市场机会和中企出海的情况。通过各种交流,我意识到,要把这两大战略机遇变成现实,从政府到企业和社会,在认知上还需要进一步开阔和深化。
简言之,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经济之外的因素的支持。这也是本文的主题。
新航海征程
在浦东飞往吉隆坡的飞机上,我遇到了奇瑞汽车的高管。
在入住酒店的隔壁商场里,我看到了比亚迪的展示店。
在华为全力开拓全球市场的岁月,任正非曾说,全球每掉一架飞机他都很着急,因为担心上面有华为员工。现在,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都像当年的华为一样踏上了新航海征程。
去年底,宁德时代员工的电脑桌面上出现了一句标语——“谁到海外,谁就是公司的英雄。”宁德时代总裁办今年发布的1号文件,就是出海动员信。汇川技术在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上明确,未来几年出海将是汇川的第一战略,海外市场是中国市场的3到4倍。
这些判断,和当年任正非所说的,“总是在家门口争取市场,市场一旦饱和,将如何去面对”,“若三至五年之内建立不起国际化的队伍,那么中国市场一旦饱和,我们将坐以待毙”,是同样的紧迫感。
和2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企出海,是多年积累的产业竞争力出海。除了代工出海、供应链出海,自主品牌出海已蔚然成风。而且今天表现优异的中国出海企业,虽然在品牌价值上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差距,但在综合成本、性能价值乃至创新价值方面已不遑多让,甚至已经胜出。
最近关于产能过剩的讨论很多。我听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做了另一种解释,即把capacity(产能)理解为性能。他举例说,比亚迪最近推出的秦L DM-i,和凯美瑞、雅阁类似的B级车,百公里耗油2.9升,折合1加仑汽油跑80英里以上;售价10万元不到,折合1.38万美元。
“什么叫over-capacity?1加仑跑80英里,这就叫over capacity!加满油充满电,一口气可以从纽约跑到迈阿密,能让它停下来的只剩下driver的膀胱,这也叫over capacity!”话糙理不糙,意思就是,中国产品的性价比实在太强了。
自信与客观
产品性能强,产能大,这是能力的体现,应该自信。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不是中国的延长线,别人不可能让你把卷在中国的做法,照搬过去。
关于我们的产能,其实看看数据就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根据工信部数据,2023年中国的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了66.9%、67.5%、64.9%、69.3%,而同期多晶硅、组件产品价格降幅均超过50%。今年一季度光伏上市公司几乎全部亏损。光伏之后热点是储能,2022年底每瓦价格是2块钱,现在是8毛钱。产能拼命增,价格拼命降,整体不赚钱,这该怎么定义呢?
6月6日国务院出台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指出,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给予特定经营者要素获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优惠。这不正是为了制止到处优惠,到处补贴,极大助长了产能膨胀吗?
我高度认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我认为,即使没有优惠和补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会很强,也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正常和恰当的优势。而各地的补贴,表面看是让我们的企业获得了碾压式优势(因为扩大了成本优势),但代价十分高昂。不仅授人以柄,且自己也不可持续。
早在几年前,我就听获得了补贴的企业对我说:“这是以地方财政将来‘穿孔’为代价的,我也不相信能补贴十年,甚至五年也不信,我让我们在当地的人抓紧时间落实,当成只有两三年。”
我在地方调研,不少政府谈到他们和某某城市比拼政策优惠时,都苦不堪言又欲罢不能。甚至一些地方引进的大企业,单看税收,政府是要倒贴的。只不过能创造GDP和带动供应链,所以还是乐此不疲。在疫情和房地产下行加剧了政府财政压力之后,现在就是想补贴,也难以为继了。
这是对宏观上的营商环境和刺激政策的反思,在微观上,中企出海,也要保持平常心、韧性和谦卑心。
奇瑞汽车的高管说,汽车是很多国家的重要工业产业,产业链长,就业带动性强,我们要本着造福当地的心态,多考虑当地的利益,尽可能与本地伙伴合作,并以企业公民的态度对社区、社会有所贡献,才能长久扎根。要低调谦虚,切不可洋洋自得。
也有车企高管对我说,虽然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通过换道超车,取得了暂时领先,但还是要有合作心态。比如,我们的很多一二级总成,用AI在仿真软件中做设计,极大提高了效率,但这些软件都是国外的。市场也不是想得那么乐观,比如马来西亚、印尼,汽油很便宜,如果政府对电动车的补贴力度不是那么大,其普及率就不可能像中国这么快,要增强耐心。
中国企业有自己的计划,而世界往往充满变化。过去,中国不少光伏企业都是通过在东南亚建厂和出口,以绕过从中国直接向美国出口面临的高关税。但今年5月,美国宣布对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四国的光伏关税豁免期在6月6日结束后不再延期。当这些东南亚的产能很难再向美国出口,要不要继续维持?本地有消化能力吗?就变成了一个难题。
从光伏企业看,不在美国设厂而向美国出口,这种路径的风险越来越高。而在美设厂,回报更有保证。不久前,阿特斯在美国德州的5GW工厂正式启用,主要生产基于TOPCon电池技术的光伏组件,其在印第安纳州投建的5GW高效N型电池片项目,预期将在2025年底投产。
隆基绿能总裁李振国最近也表示,“美国组件厂的命运不用太担忧,后面几年单子都是满的。”
我讲这些的意思是,我们对中国的产业能力要自信,但我们看待自己、看待外界要客观,要有更周密的调研分析,要更多站在所到国的角度,看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中企出海,不仅是能力的“溢出”,更应是对所到地的“付出”,如此才能长治久安。
抽刀断水水更流。只要我们有竞争力,愿意为所到国创造价值,当好世界的服务生,我是不相信会被堵住、截住的。顶多是一个过程。
开放、法治与文明
前几个月听过海信集团董事长贾少谦关于出海的分享,他说,“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是海信这些年来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感触,这也是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形成的对世界和对人类的朴素和厚道的认知。
海信收购了不少国外的企业,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们坦诚地和当地的管理层、工会、政府有效地沟通,就能获得理解和认同。无论是在欧洲的并购还是在日本的并购,都充分尊重当地公司的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东方管理的效果和魅力并不逊于西方的经典管理,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并且进行整合,尤其是文化整合的时候,应该有更大的自信。文化有东西,地域有南北,但人心都是一样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是一样的。”贾少谦说。
事实上,从联想、TCL、海信、海尔、奇瑞等企业出海的实践看,中国企业也有可能成为传递和合文化力量的大使。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中国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的交流中,我也听到了不少建议,扩宽了视野和认识。
1、以天下为市场,以四海为家
这个世界,确实充满了非经济因素的困扰,但作为企业,要有以天下为市场,以四海为家,在商言商,根在中华,生而全球,放眼世界的商业观。这也是企业的本分。
新兴市场,一带一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这些概念我们已经很熟悉。有人建议,中企出海,东南亚应是优先选择。在马来西亚,懂中英文和马来语的人口很多,很适合作为出海的桥梁。
也有人建议,要充分认识“两印”的价值,印尼不仅是一个接近3亿人口的大国的市场机会,还关系到更为庞大的伊斯兰人口市场的机会。从印尼出口到很多伊斯兰国家市场,在政策上是有红利的。
而印度已经表现出后劲很大。目前中印还存在不少不和睦的地方,我们应该着眼大局和未来,如果印度真的是一篇未来几十年的大文章,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落笔,而不是回避。
2、更加开放,中国才能成为世界的市场
我认为中国经济的一大机遇,是让自己从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的市场和创新场。市场的吸引力,主要体现为服务业的吸引力,除了游戏等数字消费,服务主要靠在地体验,如旅游、美食、娱乐、教育、会展、民间艺术等等。
这方面我们也是有基础的。广州的朋友说,现在不仅很多香港人周末到深圳消费,也有不少香港90后、00后周五晚上下班后,坐大巴直接到广州花园酒店等地点,在广州消费和购物,周日再回。大巴单程价格70元,双程更便宜。提前订票,单程甚至有9.9元、19.9元的。年轻人说,“周末穷游广州挺好的。”
一位在印尼投资的广州企业家说,他们邀请了东南亚商务方面的政府官员到广州参观,看现代化的工厂,但批示过程很费劲,因为涉及外交,相关部门“安全意识过强”,老是问“出了问题谁负责”。他甚至建议,能不能在广东搞一个试验,给10万年轻人每人一个TikTok账号,让他们经常在上面发广东美食、美景的照片,打造“美景美食第一地”“第一城”,“让全世界的老外都到中国来,感受一下美好的生活”。
对自己有信心,就要更开放。更开放,也能让我们的市场更活跃。开放,多多益善。
3、更加法治,市场主体才有确定性
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包括去年在阿布扎比,当地官员谈到本地的投资吸引力,第一条说的都是法治,尤其是普通法的环境。有定居在新加坡的企业家说,他并不担心中国经济和企业的韧性,但对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还是心有忐忑,并举了多个例子,比如某某地方一个官员涉嫌犯罪,可能就有一批企业家被以各种形式受控,有的甚至几个月都没有音讯。地方当然认为他们是有依据的,但这会吓倒一批人。市场经济也是契约经济,现在有一些不讲契约的做法,也给市场主体造成了心理阴影。
4、更加文明,中国经济才会繁荣
这几天,苏州发生的日籍妇女儿童被袭击案件,以及中国公民胡友平挺身而出阻止犯罪嫌疑人、不幸伤重离世的勇敢行为,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
疫情结束后,我到多个国家做中企出海的调研,经常被问道:中国对外商投资是什么态度?是不是不欢迎谁谁了?尽管我们对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做了很多解释,但像这样的恶性事件,如果继续发生,语言会很苍白。事实上,直到今天,外企还以不到全国企业数量的2%,贡献着超过全国1/4的工业利润、接近1/6的税收、超过1/3的进出口、1/5的研发投入和一半以上的技术进出口,以及城镇就业的接近1/10。如无外资,苏州的发展断然不会有今天。
当然,这是偶然事件。但无需回避,社交媒体上仇外的声音不是一天两天了,且不断发酵,并把仇外内卷到国内,导致内耗内伤不已。每每看到这些声音,都无法相信,我们真的是一个有着深厚文明底蕴的国度吗?在观念市场上,有一些内卷不可怕,千万不能发展成内伤,而且行动化。
结语
中国已经明确,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作为长期的观察者,我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充满信心。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已经写下了人类经济史上伟大的诗篇,我们责无旁贷,要写好下一卷。
如果从1840年算到2049年,209年,现在还有25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最后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11%的时间,非常艰难,盖因外部大环境和内部长期积郁的结构性矛盾都在爆发期,且没有短期奏效的良药。今年我写过一篇《超长韧性》,想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事实上,在我看来,未来的世界是多化并存的,欧美化,中国化,伊斯兰化,印度化,拉美化,还有更多的形态,会有竞有合地长期存在。谁的包容心最大,最愿意尽己之力,做好全世界的服务生,谁就有最大的发展机会。
对中国来说,这中间当然有斗争,甚至是严峻的斗争,但终极目的还是大服务,为全球提供适合不同市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大服务。做服务很苦,往往被挑刺,挑剔,不过这就是我们的命。我们要明白最终的目标,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获得凭其禀赋所应获得的最大发展机会。战略定力一定要放在这里。
全球大服务与“下一个中国”,将造就我们的服务型领导力。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这不应该是一个悲情时代,充满怨戾气的时代,应该是充满自信又绝不骄狂、正视问题而不断解决的时代。如果,世界真的出现了两种秩序,那我们也要让自己所在的地方有更多阳光,才能彰显价值和吸引力。
出海的中国企业其实已经对世界说,what can I do for you?他们筚路蓝缕,他们创造价值,他们的姿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是开放、法治和文明的体制。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因素的支撑,事关中国的大局,与未来。
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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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853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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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朋友圈
秦朔,媒体人、原《南风窗》总编辑,《第一财经日报》创办人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