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我打开手机软件,正好看到父亲开着他的四轮电动车,车头朝着大门,车屁股慢慢往院子外面退,车身很快被栅栏围墙上浓郁的蔷薇遮挡了。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我们门前的水泥路是过年前新修的。只有四米多宽,为了方便排水,路面坡度很大。北边靠近院子大门的地方高,南边靠近麦田的地方低,路面跟麦田还有30公分落差。
倒车的声音响了两分钟,镜头里并没有出现车辆向西行驶的画面。我调转摄像头,发现他的车子果然倒进了麦田里。
我拨通电话,听到他在那边大口地喘气。他安慰我:“不要紧,没栽住(没受伤)。是慢慢退进麦田里的。”原来,早上老母亲坐着四叔的车去赶集了,他自己在屋里闷得慌,想开车去溜达。
父亲还能正常走路,说要找些石板和砖头,把麦田与水泥路连接的部位垫高,自己把车开出来。被我坚决制止了。经过三四次化疗和几十次放疗,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过完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
过了一会儿,我不放心,又打开视频,刚好看到父亲在菜园里找到一根木棍,然后穿越院子往外走。
我急了,“嗨,那老头,我监督着你呢,不要再弄了。我都听到你呼哧呼哧喘了。”
听见监控里的声音,父亲抬头看了看,乖乖把木棍竖在墙边,进了屋子。我又打开屋子里的摄像头,发现他并没有坐下来看电视,而是进了卧室。估计是老老实实到床上躺着去了,我又留意了一会儿院子里的动静,发现他真的没再出来,这才放心。
一
父亲确诊小细胞肺癌是在2023年7月。4月份的时候,母亲打电话跟我抱怨,说她让父亲帮着把蔷薇的枝条固定在花架上,结果父亲连梯子都不愿意爬,只是拿绳子随便绑了几下。她埋怨了两句,父亲干脆蹲在地上,把蔷薇枝砍掉了一根。母亲急了,伸手抓住父亲胳膊往后一拽,父亲坐到了地上,气得两顿没吃饭。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胃口已经很差了。2023年春节刚过,他开始咳嗽,在乡镇医院和卫生所输液,反反复复,始终无法痊愈,人还瘦了十来斤。5月间,乡镇医生看过片子后,说他肺部炎症很大,这才去了县医院。他自己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吃中药、输液、泡脚,用了各种治疗手段。每次通话,他都跟我说快好了。
6月,我正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老家医生打来的,说父亲的血项检查有一个指标异常,他怀疑生了肿瘤,已经重新抽血送到了市里的医院检测,而结果,确认了他的猜测。
等我把父亲接到北京住院,已经是7月中旬的事了。父亲在这里确诊小细胞肺癌纵膈转移。我们刚开始跟医生说好,瞒着他和母亲。但是,又是支气管镜取标本,又是加强核磁,每次还需要抽七八管子的血,父亲开始怀疑了。但他不问我,他对探望他的人说:“我都快八十岁了,我不怕死。越瞒着我越容易琢磨。”后来我们才决定,不再瞒着他。
父亲很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患癌的事实。
在北京治疗期间,有一天护士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老人不见了。下午她们去查房,看到我母亲在病房里休息,我父亲却不在病床上,大家都没发现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原来,他趁护士没注意,悄悄脱掉病号服,偷偷溜出来,去了边上的北海公园,坐船游玩去了。
父亲做完3次化疗,从医生口中得知肿瘤缩小了,且没发现其他转移,他非常高兴,坚决不再做放疗,出院回家。他每天依旧醒得很早,靠着床背玩“斗地主”,而且手机声音开得很大。
有时候我儿子挥舞着小手,一边在客厅里给我们模仿爷爷“斗地主”的情形,一边像机器那样念叨着:“管住...要不起...过...”表演得惟妙惟肖,我父亲看到也咧着嘴乐。
父亲出院后在北京休整了一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带上母亲回了老家。说是要在老家吃中药调理,医保报销也方便。母亲给他新买了一辆四轮老年电动车,就是前面倒进麦田的那辆。他骑了几次,带我的母亲去赶集,开得虎虎生风。
不过很快,他又重新回到了医院,听从母亲和我们兄弟的建议,开始在老家医院接受肺部放疗,每周5次。连续做了三十多次后,他感觉自己状态明显好了起来,嚷嚷着要出院。
临出院前几天,他告诉我的母亲,他的腿有些打飘,我母亲担心他的脑梗发作,就推着他去做了脑部CT,结果很糟糕,脑部转移了。我回去看他,发现父亲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但他还是很配合,决定继续接受脑部放疗。又是三十多次,他每天自己穿越住院部,赶往门诊楼接受放疗,楼梯上上下下,依然走得很快。只是临近春节,更大的麻烦出现了。肝部出现了肿瘤多发转移。
二
这次,我们选择了隐瞒。不能再继续放疗和化疗,县里的医生开始束手无策。主治医师嘱咐我们把他接回家,安心过上一个好年。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已经支撑不住了。他虚弱的厉害,连最爱的手机游戏斗地主都不玩了。
每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躺在床上,闭着眼。有人来看他,劝他下来活动活动,他才走到客厅里坐上一会儿。情绪好的时候,去书房的电脑前玩一会儿斗地主。太阳好的时候,也去院子里走上一圈。自从那次把车倒进麦田里之后,他又出了两回事。一次是距离上次倒进麦田里刚刚两天,他又把车倒进隔壁堂兄家的门洞里,路面高,门洞低,车子在空隙中卡得紧紧的。老家的村里,只有十来个老人,平时连年轻人都找不到。七十多岁的四叔从外村找了人,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把车弄出来。没想到刚过几天,又出事了。父亲开车带我母亲去一公里外的小卖部购物,调头时,没留意车顶上方悬挂着一根绳子,车子直直地撞了过去,车顶玻璃顷刻间变得稀碎。
父亲提出再新买一辆三轮。母亲答应了她,被我阻止了。我意识到,脑部放疗影响了大脑认知,父亲已经不能控制车辆了。过完年不久,他要去外面的澡堂泡澡,出来刚拉开车门,突然脚下一软,身体转了一圈。幸亏他伸手抓住了车门,这才没有摔倒。后来还是母亲紧急通知四叔过来帮忙,俩人把他送到了乡镇卫生所,连续输了几天液才有缓和。
不过再从医院出来后,母亲还是兑现了她的诺言,给父亲买回了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母亲说,连续好几天,他自己骑着车,去了他年轻时曾经工作过的几个乡镇。
这一刻,我相信,父亲自己也预感到他离开我们的时间更近了。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向过去告别。后来我堂兄跟我提起一件事,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测,父亲心里其实明白自己的病情。堂兄从老家回苏州前,去家里辞行,当时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父亲拿出5000块钱,说是刚取的退休金,归还从他那里借的钱。
堂兄告诉我,借钱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父亲退休后喜欢上了所谓的收藏,早些年他和母亲跟着我弟弟在郑州生活,看到别人推销什么就买什么。他的购物渠道是电视购物或报纸广告,家里隔三岔五就会收到大包小裹的快递,有百年白茶、也有东北人参酒,还有各种纪念币和“金腕表”、“金项链”。价值一万多元的“百年老茶”,是用麻袋装着运过来的,父亲喝了几次,就束之高阁,一直堆在弟弟家的柜子上。
生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左手腕戴着自己买的黄灿灿的“金表”,右手腕戴着我买给他的华为运动手表,哪怕输液都不曾取下来。我看着觉得滑稽,笑着劝他把“金腕表”摘掉,结果转头他又戴上了。
抖音火起来后,随手一点就能下单,父亲又买回了很多保健药品。然后,似乎所有厂商似乎都知道了他的电话。母亲说,在他住院的几个月里,每天都有无数通外地的号码打过来,有时候他接,很耐心地回答人家的问题,后来的一个月,高亢的手机铃声时刻在响,但我的父亲再也没有接听过一个。就连没生病时,从来不离手的pad和手机游戏,也都放到了一边。
父亲今年4月底再次入院,是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尿血。医院检查后说是原发膀胱癌。但此时,他血液中的钾含量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医生说随时都有可能心脏骤停。折中的方案是局部放疗,大约七八次就控制住了。放疗前三次,是父亲自己从住院楼走到门诊楼的影像,最后五次,是亲属推着他过去的,有一次我陪着他去做放疗,发现他连爬上放疗床的力气都没有了。
尿血始终没有控制住,父亲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假期或周末,老家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地前来,他就高兴,由他们陪着,在医院走廊里散步。假期后大家各自离开,父亲的病情开始每况愈下。
五一假期,我陪着他在医院待了两天,每天下楼溜达。有时候我推着他,有时候是他自己操控轮椅,我在后面跟着。我留意到,轮椅行进时老是往右边偏,父亲放在操作按钮上的手,已经控制不住颤抖了。
三
回京的第二天,母亲在电话中说,父亲开始卧床不起了。等我再次站到他的床前,距离我离开只不过一个星期。父亲依然清醒,认得去看望他的每个亲人。只是时不时会说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比如他拉着我完整的手,数着“一、二、三、四”,一边念叨“怎么差一个呢?”一边又说:“为什么你的是白的,我的是黑的?”到了下午,扶他坐起来小解,他突然冲着天花板作揖:“开始唱吧。”
我问:“唱什么?”他说:“唱戏啊。”
我的心沉了下去。晚上输液不久,他似乎越来越难受,一遍又一遍推开氧气罩。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我起身去找值班医生,背后传来我的母亲和弟弟呼喊父亲的声音。
父亲就这样永远的去了。父亲生于阴历四月,卒于阴历四月,离世时,距离他77岁生日还有11天。
从确诊病情开始接受放疗和化疗,到猝然离世,父亲生命的最后期限只有短短9个月。办完他的后事,我跟母亲和家人聊起来,感觉他似乎还在我们的注视下,从来都没有离开,但是我们却再也触摸不到他的气息。就连今年以及之后的所有父亲节,他也将在我的生活里永远缺席。
算起来,之前我跟父亲单独相处的时间,短得屈指可数。
年轻时,他是家里唯一吃商品粮的,在距离家乡二十多公里的县城上班,只有周末才能骑车回家。我参加小学竞赛,初中高中升学,高考,他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我毕业参加工作,离开家乡,他生病我偶尔回来探望。他在北京或老家住院,永远只有我的母亲一个人陪护。他每次都催我们:只管走吧,不用担心我们。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选择了从沈丘坐高铁回京。这里也是我父亲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那时他的单位离沙颍河很近,暑假里,他会带上我跟哥哥坐船过沙河,来回来去的玩。现在我突然间觉得,时间都过去了那么久了,为什么我还记得如此清晰?而我记得越清晰,感觉父亲正离开我越来越远,远得需要我以心为路,穷尽余生去思念和追寻。
我和父亲之间,并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或依赖,随着年龄增长,从学生走向社会,从单身走入家庭,我对与父母的相处也没有了太多的眷恋。年复一年的成长着,改变着,时间就这样悄悄过去了。以致我现在回想起来,只能找到几个有限的,又非常琐碎的场景:
小时候,我跑到村南头喊他回家吃饭,我们俩隔着河沟往家走,我不时的扭头看他。突然听他冲我喊:看人时要把整个脖子转过来,不要斜着眼。
五年级暑假,大姑家有个同村的年轻人留学回村,义务办了个英语培训班,父亲听说了要送我和哥哥去学习。被打乱暑假,我很不开心,也十分抗拒,嘟囔了几句,父亲发怒了。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罚跪。在这之前,父亲甚至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舍得动我们。
除此之外呢,大约是我以为的父亲的“愚蠢”。前些年,我要卖掉郑州的房子,小书房和卧室东边有一整面墙的书,大约几千册,是我在郑州读书和工作后积攒的,我分门别类地整理并捆好,堆在了地下室。等新房子买好,我准备把书搬运出来时才得知,那些书,竟然早已被父亲当废品卖掉了。他自作聪明地留下了一些杂志,说那是我挑选出来的,他知道该保留哪些。
父亲这样的人,我有时候都不忍心指责他。2021年疫情期间,我在老家给父母盖新房子,他把铺装地板砖的活给了一个远房亲戚,结果那个人连帮手都没找,只是一个人慢慢磨洋工。父亲不忍心,就帮着他倒水泥、搅拌沙子,然后一车一车帮他送进去。就连新房子的地板砖美缝,都是父亲一个人蹲在地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块瓷砖一块瓷砖、一条缝隙一条缝隙地抹上去的。8个房间、两个客厅和卫生间,想想都让人发怵。
结果到了结账的时候,约定的7200元钱,对方留下7000,只抹掉200作为人情。父亲自己很生气,但是当我们说要去找那个亲戚说道说道的时候,又被他拦着。他说,人家是在家打零工的,有难处。他和我的母亲都有退休工资,看病也有医保,就不要计较这些了。
作者:王杰
编辑:袁芳
统筹:李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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