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能动司法”是指司法审判工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切实做到讲政治、顾大局，通过积极主动地发挥审判职能，有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反对机械司法、就案办案。

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收案年均增长13%，呈爆炸式增长，2023年达到4557.4万件，法官年人均办案357件。如此多的纠纷进入法院，反映的是“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还没有落实到位。古人云：桎梏之设，乃拘罪人之具；缧绁之中，岂无贤者之冤。案多人少的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民法院办案质效的提升。

因此，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需要能动司法与诉源治理。早调解、早化解，让矛盾不激化、让纠纷少成讼，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

新中国的法律源于大陆法系，但司法土壤偏好“法礼共治”。

孔儒的核心是仁学，仁者，古之已有的道德观念也。礼者，周之定礼也，荀子谓之“法之大分、类之纲纪”，朱子谓之“天理”也。礼，既是古代社会制度的理想设计，又是古人道德规范的理想量化。因此，孔子一生都在追求“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当代中国之礼，仍可概括为朱子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孔子卒后，儒家一分为八，继其大成者，当属孟子和荀子。孟子以仁为本，主张性善论，提出了民本仁政、仁义礼智、仁者无敌等。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礼既是立法的原则，又是原则的道德立场。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法治是“暴察之威”，礼治是“道德之威”，法治能“霸”而不能“王”，只有礼法并举，才能王霸统一。由此可见，孔子、孟子、荀子三者相互补充完善、相互丰富发展、相互对立统一，形成了“仁礼法”为主脉的儒家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宗旨就是从仁出发，复礼匡法。

因此，法礼之间有着根本上的血缘辩证。礼是“原法”，是法之土壤；法是“定礼”，是礼之大成。如果说西方的“原法”是《圣经》，穆斯林的“原法”是《古兰经》，那么中国的“原法”则是“礼”。历史表明，法礼同宗不同用，礼使人主动为之，法使人被动为之；先礼后法，礼失效后用法，法礼都失效靠仁。所谓“杀身成仁”，这个“仁”就是大规矩，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高气节。

而韩非子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秦始皇专制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刑罚深酷，吏行残贼，结果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以汉代秦。

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

成都武侯祠有副门联，体现了“法礼共治”的治世辩证：“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寥寥数语，既高度肯定了诸葛亮善于用兵理政的个人才华，又从和战宽严的辩证关系总结了诸葛亮的治蜀经验。此联乃清末四川盐茶道赵藩借意《论语·颜渊》之“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提醒时任四川总督岑春煊施行仁政所撰。

由此可见，法礼共治在中国司法传统中源远流长。礼主教化，法主惩戒；礼主攻心，法主用兵；礼主内圣，法主外王。法礼共治，主客互动，政通人和。击壤而歌，尧帝黎民之自得；让畔而耕，文王百姓之相推。

同时，中国社会历来追求“天理、国法、人情”的伦理统一。这里的国法顾名思义、无需释义；天理显然是指朱子的“必然的自然法则”和“当然的道德法则”，但天理高于国法却未必合法，只讲天理就是不承认恶法亦法、服理不服力；这里的人情不是指后门关系，而是指公序良俗、社情民意和人文关怀。

在《白鹿原》的世界里，相对于乡约鹿子霖，族长白嘉轩以执拗的坚守，维护着原上的主流价值观，维持着原上传统社会的生态稳定。后来，随着“打倒土豪劣绅”运动，中国社会乡绅阶层逐渐消失了，乡规民约也淡化了，人们解决纠纷多依赖于“打官司”，诉讼自然增加很多。

景柱  2024年3月19日于郑州  

（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