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墨语言传达对民族文化精神的阐释与反思，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的条件下重新焕发光彩。像马新林先生这样，一手以书入画，一手深入生活的创作方式，在新时代中国画的发展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潘天寿先生的这段论述给从艺者指明了方向。如果将这段语意对照马新林的艺术之路，几乎可以作为其艺术的注脚。

1956年，马新林出生于山东济南。在齐鲁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他，重伦理、尊传统、求革新，齐鲁文化背景令其作品中带有刚健、中和、正大的气象。马新林自幼喜爱绘画，对书法篆刻的追求也孜孜不倦。他从初中、高中开始接触水彩、油画和中国画，后来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农村三年没有条件画画，反倒促成了他书法篆刻的成绩。他曾说：“一开始是生活条件不允许我画那么多画，我就在书法、篆刻方面下更多的功夫，也是为了打基础，练自己的笔性和心性。”在大学阶段，其绘画、书法、篆刻同修，每到寒、暑假便到山东泰安，请益当时的篆刻家、书法家朱复勘。1984年，马新林在“首届中原书法大赛”中获奖，又先后参加了1987年的“第三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1995年的“第六届全国美术书法作品展览”和西泠印社“第三届篆刻作品展览”等，让他在书法篆刻界崭露头角。

作为在20世纪后期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马新林与其他同时期的画家不同的是，他有着不平坦的艺术之路。他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大队书记和县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副主任，同时还曾接受师徒传授方式的学习。1983年，马新林参加孙其峰先生开办的花鸟画学习班，便因勤恳聪慧被纳入孙先生门下，在其教导下慢慢地成长起来，之后便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绘画上。

如果说被纳入孙其峰门下是马新林绘画转折的契机，那么到广州美术学院求学则是其艺术历程中的另一个转折点。1989年，已是高等院校讲师的马新林为了其艺术理想，舍弃原专业，入读广州美院中国画系硕士研究生。在尚涛教授的指导下，历时三年完成了中国画专业文学硕士学位的学习。他曾多次感叹在岭南求学时的经历——“我在校期间经常得到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陈少丰、王肇民、梁世雄、陈金章等先生的面授，毕业论文《鱼山刻石之我见》获当年最高分，并被马国权先生推荐到《大公报》发表。黎雄才先生还特意为我硕士研究生的毕业作品展题写了展标，关山月先生亲自为我颁发毕业证书，并意欲让我留校任教。”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马新林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室担任研究员，开始了他艺术创作的旅程。

马新林先生曾自述：“生于齐，长于鲁，问学于中原，求艺于岭南，客居于京华。”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但磨砺了他的个人意志，更为其艺术创作提供了养分。可以想见，28年的军旅生涯，为其骨子里渗进了一股有别于传统意义上中国画家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他主张“画画既要有大刀阔斧的痛快笔墨以追其气势，又要有娓娓道来的细节描写以求其趣味，两者相辅相成，佳作备矣。”在其后的履历中，他调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任会员部主任、创作中心主任，后又入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任执行院长，并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特约研究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亦辗转于不同的教席以传道授业，教学相长的路径使得马先生的艺术之路越发宽广，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表现出了他对传统艺术的根植和对当下美术界发展的探索。

201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马新林中国画展”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这次展览展出的150余件作品，是马新林在国内画坛的首次集中亮相，在其艺术之路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马新林一直于绘画中耕耘，不曾间断，但其绘画的名声常被其早年书法和篆刻的成就所掩盖，加之在先生们的耳提面命之下，总以为难以望其项背，其绘画作品便鲜少被大众所熟知。故而这次展出的作品让他的绘画得以与其书法、篆刻并驾。因展出的成功，同年马新林又被邀请到珠海美术馆举办展览。这两次展览的作品大致分为四类，也涵盖了他在绘画上的探索方向：一、早期的写意人物画作；二、致力传统的写意花鸟画；三、描绘新时代山河面貌的山水写生；四、主题性创作。

花鸟画在中国诸多的绘画门类中，广阔而明朗的未来足以让我们为之凝神瞩目。作为孙其峰的入室弟子，马新林早年主攻花鸟画，常年的书法功底让他得以在写意的风格中，展现出用笔的清刚雄浑，加之墨色变幻，小意境中常显现大乾坤。

毋庸置疑，花鸟画在历史发展中几经变易，然其笔墨结构和写意精神始终没有改变。探其究竟，是花鸟画当中蕴含着的深厚哲理和文化底蕴，以及呈现出的民族文化精神，令这一古老画种绵延不绝。显然，马新林以书入画和对同一题材的反复研究皆暗含了这一精神。在他多年来的创作中，梅花和柿子是其作品中时常能够见到的题材。不论是以梅花为题材的《独占一枝春》《晴雪》等，还是以荷花为题材的《玉立》《高洁》等，它们在马新林的作品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同时他也开拓了如《艳阳》《秋鸣》等红叶题材和《畅游》《秋风劲》等芦苇荡题材。对于其他的桂花、紫藤、兰竹等传统题材，他也并非浅尝辄止，而是同样地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孜孜以求。当然，这些反复的表现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笔墨的结合和理念的变化，造就一个经典的题材。

诚然，花鸟画发展的原动力，体现在民族文化上，尤其是其传达出的拟人和表情的寓意。近年来，马新林先生以柿子为主题，创作出了《硕果累累》《秋在万山深处红》《晒秋图》等系列作品。《芥子园画谱》有载：“古诗人比兴，多取鸟兽草木。而草虫之微细，亦加寓意焉。”花鸟画在长期的演变及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诗词意象或抒情、或言志；另一方面，其由图腾演化成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呈现出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2021年，马新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作品《硕果累累》，画中挂满了八尺条幅的红柿，寓意着“好事连连”。作品以寓兴、写意为归依的创作理念，在秉承五代十国、北宋以降的写生基础之上，深得其师孙其峰“不求形似、不离形似、貌离神合、似非而是”之画理三昧，把柿子这一传统题材化作对新时代的美好寓意。

长期以来，花鸟画除了表达人们的志趣和精神以外，同样也肩负着新时代的审美需求。在我国的美术创作中，“丰收”无疑是无法绕过的主题，艺术家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对丰收的喜悦，反映从饥荒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全过程。同样是以“红柿”为题材，2021年马新林创作的《秋在万山深处红》虽是打破了传统花鸟画的折枝方式，但却以丰碑式的构图，借柿子所具有的祥瑞寓意来表现丰收季节。而同年其创作的另一幅《晒秋图》，是他多次深入太行山写生的所感、所得，从另一角度表现了与丰收相关的景象。画面中耸立的太行石壁和石壁上的农舍表现了地域上的特点，在赭石的笼罩下奠定了祥和的基调，通过晒场上两位农人晒柿、拾柿的近景来展现丰收的成果，因此多了几分新时代农人的新境。

马新林始终认为：“美的创造、传播和继承，需带有本民族、本时代的情感需要，在题材之外更是要不断深化其原有的精神内蕴。花鸟画作为民族心灵的格式，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依然能够持续发挥其抒情功能。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变得更为多元，也镌刻下这个时代独有的印迹，因而构成了其他时代、其他画种所不能取代的独特性。”时代发展至今，花鸟画这一传统样式非但没有被现代的艺术形式所同化，反而被马新林赋予了具有强大活性的自身原动力。

马新林常为工作而行走四方，足迹遍布全国，不论是五岳山川还是农家村舍，所到之处必以山水记录。故而写生作品从另一角度也反映了他的学术探索历程。在马先生看来，“不概念、有生气、表文心”是写生需要看重的。他认为，山水画写生并不是以形貌高低为目标，而应该强调风神逸气。

2009年至2011年，为瞻仰革命圣地，马新林多次往返于陕甘宁和井冈山等地，写就了《甘南扎尕那》《甘肃通渭圣会宁途中》《陕西靖边统万城》《陕西安塞》《井冈山茨坪》等一批表现革命圣地的作品，以此创作了《延安颂》并在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亮相。2012年，马新林先生抵达广西龙胜县、三江县，创作了《三江》《龙脊平安村》等写生长卷，描绘红军长征走过之路。2016年，他又重走长征路，赴宁夏六盘山等地区采风，完成了《六盘山》等系列写生作品。在这批写生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通过独特视域、情怀气度和精神学养，反映革命浪漫主义的写生路径。正因为有了这些写生的积累，2018年，他完成了鸿篇巨制——《革命圣地，时代之光》。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他心中“家国情怀”的体现。

如果说《革命圣地，时代之光》反映的是马新林作为一名军人的拳拳赤子之心。那么，他同年为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创作的另一幅巨制《崂山秋韵图》，则是其对故乡的眷恋。画面描绘崂山深秋的景色，立壁观览，身临其境，引人入胜。山间点缀亭宇，近树沉雄，远树含烟，布置疏密得当，层次分明。他叙述了当时创作的心境——“崂山的秋来得深、来得厚、来得浓烈，山海草木皆关情。登临崂山之巅，滔滔黄海，碧波万顷，绵延起伏的山脉层林尽染。绵亘数百千米的壮观景象代表着建党百年来家乡日新月异的新面貌，是我想传达给观者的身心感受。为表现日出时秋红中弥漫着金色的光芒，我特意在画面的背景处贴了大面积的纯金箔，而在色彩上则部分地使用了岩彩颜料，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画面增加厚度，还为了使画面今后历久弥新，不会变色。”他将对故乡的这份初心和深情，通过笔墨倾注到作品之中，也成为他探索写意重彩山水画风格的开端。

与尚涛先生（左二）

与华君武先生

关山月教授为其颁发硕士学位证书

与黎雄才先生

与杨之光先生

与侯一民先生

与刘文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