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八位功勋中，有一位功勋，她虽然连任了全国十三届人大代表，但无论荣誉有多大，却始终扎根农村，没有离开家乡的山头田间，即便在她90岁高龄的时候，每天还是力所能及地参加劳动。她就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原党总支副书记申纪兰。

1929年，申纪兰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1946年参加了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其经济状况堪比今日之亚非贫困国家：1949年工农业生产总值456亿元；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只有84.18元；国民收入总额35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元。

国家为了尽快实现建设工业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决定采取“以农促工”的方式，在农村推行农业合作化，要求广泛地发动农村全部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尤其要提高农村妇女的生产积极性。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嫁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已有五年时间的申纪兰在中央政策的号召下，当上了西沟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

上任之初，满腔热血的申纪兰就想把本村的农业生产做到其他合作社前面。可是，她却发现，整个合作社只有22个男劳动力，想要把本年度的春耕备耕干到别的合作社前面是完成不可能的。于是，申纪兰就想，能不能让村里的24名妇女也走出家门，参加农业生产呢？

然而，封建社会形成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有很多妇女不愿意种田劳动，认为劳动是羞耻的；也有妇女害怕劳动不给工分，即使给工分也给了男人，体现不出自己的劳动价值；还有妇女认为自己怎么劳动也干不过男人们。

而更多的男人们认为，缝衣做饭才是妇女们干的事，种田不是她们的事；还有男人们说，妇女种田不行，体质差，没技术，怎么能干好农活？

除了这些封建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摆在申纪兰面前，那就是全社24个妇女中，只有申纪兰和社长李顺达的妻子及几名年轻的未婚姑娘是天足，其余的都是受封建裹小脚陋习的影响，缠成了“三寸金莲”。这些“小脚女人”在家洗洗衣、做做饭还行，如果让她们走进农田，挑担子、 扛大锄能不能坚持下来，申纪兰心里也没有底。

但是，申纪兰没有畏缩，先后召开了数次全社妇女动员大会，终于让妇女们卸下了思想包袱，勇敢地走出了家门，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中去了。

可是不久，申纪兰又发现，干了一天活，男人记工10分，发一张工分票。妇女们只记工5分，还不发工公票。刚开始，妇女们对少记工分并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因为，在她们看来，自己的确没有男人们出力多，干活快，记一半工分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对不发工分票却有此异议：为啥同样干活，男人能领一张工分票，而妇女却不能领？这不是明显对妇女的歧视吗？

再后来，申纪兰还发现，在耙地的时候，女人们牵牲口，男人们踩耙。男人手里拿着鞭子，牲口走多快，女人就得走多快，一天下来，累得腿肚子直转筋。而男人踩在耙上让牲口拉着走，虽然也很累人，但是比牵牲口的女人轻松多了。但是，晚上记工分的时候，男人还是10分，妇女还是5分。

于是，申纪兰就首次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计酬办法。为了打消男人们的疑惑，申纪兰将往农田送的农业肥分成几堆进行试验。提出男女分开干，男人三人包一块地，妇女三人包一块地。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发现妇女比男人干得还要快。男人们在事实面前，尽管心里老大的不情愿，也只好乖乖给妇女们记了10分，发了工分票。

于是，就是山西一个小山村里，拉开了全国实施“男女同工同酬”的序幕。

西沟村“男女同工同酬”的计酬办法很快就传到省里，又传到中央，更是在1954年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男女同工同酬”的倡导者申纪兰因此被评选为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员、第一至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9年9月30日，在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申纪兰又被评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2020年6月28日，申纪兰在长治逝世，享年91岁。但是，她倡导的“男女同工同酬”的计酬办法却影响了新中国的发展，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妇女地位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