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新闻记者 宋莹玉

近几年以来，“断亲”逐渐在年轻人群体中开始出现：不愿意回家过年，排斥举办婚礼，没有亲戚的联系方式……往日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关系，在当代社会有逐渐淡化的趋势。

那些决然“断亲”的年轻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或故事：亲缘关系中得不到正向的情感关系和实际价值，因此作出断舍离的抉择。

早在2022年，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发表的一篇名为《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的论文，其中数据也佐证了在90后、00后群体里，“断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断亲”的背后，是出自于怎样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关系的变动？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与边界代表着当代年轻人怎么样的内心世界？

正观新闻记者联系联系到几位经济条件迥异，性格不同，却都在经济独立之后选择“断亲”的年轻人，聆听他们的故事。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苏明玉不受父母重视，十八岁起就和家里断绝经济往来。

新一 30岁 现居武汉 从事酒店管理工作

“而立之年选择断亲，是重启人生的自我选择”

新一的故事普通得像千万个女孩的缩影。

她出生在湖北孝感，父亲因工作缘故常年不在家，母亲常年充当着家庭主妇的角色，照顾她和弟弟读书长大，记忆中母亲和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弟弟还小，你做姐姐的要让着他。”

从在学校寄宿的生活费到升重点高中的机会，这一让，就是30年。

不满当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自我牺牲后的心理安慰：这样，妈妈就会觉得我懂事了吧。

为了一直佩戴这份“懂事”的头衔，20岁那年，正在武汉读大二的新一在母亲的劝说下选择辍学，前往外地打工。2014年的深圳对女孩子并不格外宽容，新一拿着不到4000元的薪资，除去自己的生活开销，每个月还要给母亲转1000元——母亲说自己刚出社会，年纪小，要帮自己保管起来。

“那时候很在意父母的看法，他们觉得我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觉得我肤色黑长得也不漂亮，觉得我没有什么用，那我就想，我能赚钱给他们了，是不是就代表着我有价值了，是不是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了？”

那几年，她迫切地想要证明给父母看，自己比弟弟要强一点。因此每逢过节总要给母亲买一些礼物，过年也要额外再给几千元。父母得了好处，家庭的关系也在这样的维持下看起来亲近了不少，如果没有那次矛盾，这样的幸福也许还能持续很久。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因为是女孩 所以得不到母亲重视

那是在2018年暑期，新一着急用钱，她不由得庆幸工作以来每个月在母亲那存的1000元，积少成多也得有四五万，但是问母亲想要拿回这笔钱的时候，母亲却迟疑着不给，也不说原因，直到一个月之后，她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了藏在柜子里的一份合同书。

是几个人合伙投资美发店的一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刚刚高中毕业一年的弟弟的名字，他的金额是三万元。

“我拿着合同找到我妈，问她哪来的钱，她看到那份合同才承认，拿了我的钱给弟弟。”直到现在，新一都无法理解母亲的行为，弟弟没有任何经验，母亲也不了解那个店的经营模式，拿钱给他就不怕打水漂吗？

母亲的回应是，“他现在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机会，他想得到家里面的帮助有什么不对？你不帮他，等他之后做成功了，赚到钱了，到时候又该怨你。”

那之后，新一再也没有把工资寄回家里过，但二十多年来的习惯，让她逃不开这个名为“女儿”的牢笼。她在心软、心狠之间不停地来回切换，会和父母联系，也会在母亲开口要的时候给钱，再陷入无尽的内耗，那几年，她整个人的状态都异常憔悴，消瘦。

说起来似乎有些幸运，这样的状态在2023年的末尾，终于戛然而止。

2023年12月，父亲回了老家，碰上亲戚搬完家一起来家里吃酒，酒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新一一耳光。

那一耳光，将这三十年来仅有的稀薄情分彻底打没了。

到现在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亲戚们在客厅闲聊，父亲让她去倒水，她在房间门口，走到客厅倒水需要几步路，可能就是那几步路走慢了，她刚到桌子旁，父亲起身就给了一耳光。

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直接飞了出去，新一有些懵，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一连串恶毒的辱骂就接连而至，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大不了就一命抵一命吧。“我伸手推了一下，我爸没想到我会反抗，可能于他而言这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他就更愤怒了，顺手不知道拿起什么东西就砸到了我的额头上，我能感觉到血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左侧眉毛上火辣辣的痛，肿了一大块。”

那一瞬间，30年的委屈和不甘在新一的脑海里翻涌而出：

读初中时，永远比弟弟少5元的早餐费；升高中时，为弟弟能读高中父母到处奔走托关系，对她却是“你有学上就行了”；读大学时，因为母亲挂在嘴边的“还不如出去赚钱”，她被迫大二辍学出去打工；工作之后，对方借着保管名义要走的工资被拿去给弟弟投资去开美发店；弟弟结婚，母亲甚至想要从她手里要一部分彩礼钱……

新一悲哀地想，她人生前三十年里，曾无比渴求的家人的肯定和认可，到底是什么？

父亲的怒吼声中，她的时间却平静下来了，甚至感觉如释重负，最后那点心软在一句句辱骂声中消失殆尽，她想：可以了，我仁至义尽了，往日种种道德绑架我都不用再忍受了。

新一连夜逃离了家。委屈就像黑夜一样铺天盖地，她和男朋友通着电话，从孝感回到了武汉，中间母亲的消息不停传来，指责着她对父亲的态度，“那是你爸，他打你就是你打了，他喝了酒你还要跟他计较什么！”

她身心俱疲，和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我还了这么多年的债，也是该还完了。”然后拉黑了她。

回武汉之后，新一去医院做了伤情检查，身体上的疼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心灵上的痛苦却长久地腐蚀着她，她告诉了弟弟整件事情，或许是期待着他做出什么回应，但意料之内，弟弟并没有说些什么，没有指责父亲的不对，也没有表达安慰。

这是新一和家庭的最后一次联系，此后一直到现在，没有人联系到她，他们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在尝试自救时加入的女性社群里，很多人会分享自己的原生家庭，新一试图从别人相似的经历中理解父母，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原谅，“可能有些父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去改变教育方式，但是也有些父母，不会去学习也不会去反思，他们只会觉得我生孩子，我养孩子，我就是对孩子有一种支配和使用权。”

她在社交平台置顶的帖子里写道：三十而立这一年，我想我应该放下了，成长本身就是治愈的过程，而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去求证，去寻找那些虚无缥缈和本不属于我的东西。

“说实话我现在的感觉很棒。可能是因为在这段亲情关系里已经挣扎了太多年，一直在纠结为什么，同样都是父母的孩子，我却遭到这样偏心的对待，一朝断亲，简直是如释重负。”

“不过都无所谓了，不是吗？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为自己而生活。”新一说。

电视剧《爱的厘米》剧照 关雨晴的父亲重男轻女，把女儿当成儿子的提款机，关雨晴最终和父亲断绝关系。

露娜 30岁 现居深圳 从事风险投资行业

“和父母断联的第二年 女性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露娜是23年的2月份打算和父母断联的，但她还没来得及实施，父母就感染了季节性流感，病症来势汹汹，她只能先远程照顾着，在线上帮他们买些东西表示关心，父母病好了之后才完全拉黑。

原本大家很有默契地都瞒着小她三岁的弟弟。

露娜想得很清楚，作为女儿，她和家里的根本矛盾是父母重男轻女，她不满的是父母的选择，所以没必要还主动去告诉弟弟这件事情，“但我爸妈就不一样了，他们重男轻女，所以很多事情都会把弟弟保护起来，根本不让他知道。”

但弟弟还是在9月知道了这件事情，在露娜29岁生日那天，断联5个月的父母第一次和她主动联系，为了缓和关系，让弟弟给她转了一个666元的红包。

“如果对比以往过生日收到的200元红包，看起来真的是他们在诚心诚意想要和女儿和好，但如果加上一个前提条件，是父母留给儿子三套房子却没有给女儿一分钱作对比，就变得特别讽刺了。”

第一次意识到那种不公是在初中的一堂语文课上，她已经忘记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只记得交上去了一篇作文描述自己家有多么的重男轻女，那篇作文让语文老师看哭了，她的父母被老师叫到学校谈话，从那以后，露娜几乎没有再在物质上感受到父母的偏心。

但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伪装。

高中的时候，露娜发现父母的教育逐渐倾向于极端，“我爸妈都是老师，他们对我的教育就特别严格，甚至不让我交朋友，说我平时太开朗了应该收敛一些。高二的时候因为自杀未遂送到医院，我被确诊了重度抑郁后休学，他们短暂的愧疚了一段时间，还主动把以前不允许我交的朋友叫到家里来开导我，但半年之后我开始上学，他们就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高考之后报志愿，露娜的分数可以录取中山大学，她为了稳妥选择了服从调剂，父亲却偷偷将她的志愿全部改了，报了许多并不在她意愿内的学校，还把中大很好的专业的改成了不服从调剂，最后学校全部滑档。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露娜搞不懂为什么自己分数明明过了却没有被录取，母亲在最后时刻找老师报了其他学校，才补录上一个双一流，但父亲从未对此感到过抱歉。

暑假之后，露娜来到广州读大学，继而留在深圳工作，远离家乡的十年间，她才深刻感受到父母的偏心——除了大学开学时，母亲借口送她来学校在广州玩了几天，十年里从未来看望过她一次。工作之后的一次生日，父母各自给她转了200元的红包，她没有收，直接睡觉了，父母联系不上她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没有女儿身边任何朋友的电话，也没有女儿的地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给露娜寄过任何东西。

23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露娜给父母带了近5000元的礼物，父亲却质疑她为什么不给现金，给妈妈买的金项链被嫌弃不够分量，只拿走了吊坠，谈到买房的事情，她问母亲，“什么时候给我出笔首付？”

“可以啊，在家里给你买，我们出首付你还贷款，写你的名字。”

“不就给你们买房让我还房贷吗？说得这么好听。”

“不是给我们还房贷，是你到时候如果想回家就有娘家可以回了，就不用住酒店了。”

她感到有些好笑，原来长大就是，哪怕父母已经为弟弟准备了三套房子，但作为女儿的她回老家还要去住酒店。

她更感到可悲的是，父母都不觉得的这样的做法有什么问题，他们甚至不愿意遮掩一下。

这次谈话之后，露娜再也不想着能从父母这里得到她想要的公平。“他们不给我，我也不要了。我写的帖子下面有人问父母的养老问题，这就更简单了，按照法律要求来，应该是谁获得的多一些就承担的多一些吧，法院判决需要支付多少赡养费我就支付多少，除此之外的也没有了。

露娜是个果决的人，再也没有和父母联系过。

从最初断联后恍惚度日、提起来都要痛哭一场，到现在接受采访时甚至云淡风轻还能开开玩笑，她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社交平台上的露娜并没有展露出多少脆弱：创业、学车、成功拿到驾照；做饭、健身、独自一人去旅游；爬山、听音乐节，去看更大的世界。和朋友坐在北京很出名的回寺庙喝茶时，她终于和过往的痛苦和解。

露娜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失败，觉得自己应该早点认识到这种关系，而不是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里痛苦度日，直到快30岁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段亲情真的消耗我太久太久了，我总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我还可以更优秀一点，只要我买的礼物更多，他们就会更喜欢我，这种幻想的情感关系和现实的巨大差异让我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撕裂，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比委屈以至于自我厌恶，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有父母，但我就是得不到他们的爱？”

她甚至扭曲地安慰自己说，他们早就去世了。这样她才能接受现在父母对自己的状态。

而现在，露娜已经可以平静地提起来这段痛苦的、自我折磨的日子，她甚至觉得，父母不单单不爱她，也不爱弟弟，甚至他们也不爱自己，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爱是什么。

“爱是支持，是包容，是站在你身后，让你去做自己想要的一切，去探索这个世界，但他们理解的爱是自我意志的延伸，是在你身上实现他们原来没有实现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安排我和弟弟的人生轨迹，让我弟回家乡工作，给我弟在家乡最好的地段买房，表演着他们的爱，这样的爱，我不要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统筹：石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