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新闻记者 宋莹玉
近几年以来,“断亲”逐渐在年轻人群体中开始出现:不愿意回家过年,排斥举办婚礼,没有亲戚的联系方式……往日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关系,在当代社会有逐渐淡化的趋势。
那些决然“断亲”的年轻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或故事:亲缘关系中得不到正向的情感关系和实际价值,因此作出断舍离的抉择。
早在2022年,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发表的一篇名为《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的论文,其中数据也佐证了在90后、00后群体里,“断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断亲”的背后,是出自于怎样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关系的变动?这种新的人际关系与边界代表着当代年轻人怎么样的内心世界?
正观新闻记者联系联系到几位经济条件迥异,性格不同,却都在经济独立之后选择“断亲”的年轻人,聆听他们的故事。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苏明玉不受父母重视,十八岁起就和家里断绝经济往来。
新一 30岁 现居武汉 从事酒店管理工作
“而立之年选择断亲,是重启人生的自我选择”
新一的故事普通得像千万个女孩的缩影。
她出生在湖北孝感,父亲因工作缘故常年不在家,母亲常年充当着家庭主妇的角色,照顾她和弟弟读书长大,记忆中母亲和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弟弟还小,你做姐姐的要让着他。”
从在学校寄宿的生活费到升重点高中的机会,这一让,就是30年。
不满当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自我牺牲后的心理安慰:这样,妈妈就会觉得我懂事了吧。
为了一直佩戴这份“懂事”的头衔,20岁那年,正在武汉读大二的新一在母亲的劝说下选择辍学,前往外地打工。2014年的深圳对女孩子并不格外宽容,新一拿着不到4000元的薪资,除去自己的生活开销,每个月还要给母亲转1000元——母亲说自己刚出社会,年纪小,要帮自己保管起来。
“那时候很在意父母的看法,他们觉得我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觉得我肤色黑长得也不漂亮,觉得我没有什么用,那我就想,我能赚钱给他们了,是不是就代表着我有价值了,是不是就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了?”
那几年,她迫切地想要证明给父母看,自己比弟弟要强一点。因此每逢过节总要给母亲买一些礼物,过年也要额外再给几千元。父母得了好处,家庭的关系也在这样的维持下看起来亲近了不少,如果没有那次矛盾,这样的幸福也许还能持续很久。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因为是女孩 所以得不到母亲重视
那是在2018年暑期,新一着急用钱,她不由得庆幸工作以来每个月在母亲那存的1000元,积少成多也得有四五万,但是问母亲想要拿回这笔钱的时候,母亲却迟疑着不给,也不说原因,直到一个月之后,她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了藏在柜子里的一份合同书。
是几个人合伙投资美发店的一份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刚刚高中毕业一年的弟弟的名字,他的金额是三万元。
“我拿着合同找到我妈,问她哪来的钱,她看到那份合同才承认,拿了我的钱给弟弟。”直到现在,新一都无法理解母亲的行为,弟弟没有任何经验,母亲也不了解那个店的经营模式,拿钱给他就不怕打水漂吗?
母亲的回应是,“他现在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机会,他想得到家里面的帮助有什么不对?你不帮他,等他之后做成功了,赚到钱了,到时候又该怨你。”
那之后,新一再也没有把工资寄回家里过,但二十多年来的习惯,让她逃不开这个名为“女儿”的牢笼。她在心软、心狠之间不停地来回切换,会和父母联系,也会在母亲开口要的时候给钱,再陷入无尽的内耗,那几年,她整个人的状态都异常憔悴,消瘦。
说起来似乎有些幸运,这样的状态在2023年的末尾,终于戛然而止。
2023年12月,父亲回了老家,碰上亲戚搬完家一起来家里吃酒,酒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新一一耳光。
那一耳光,将这三十年来仅有的稀薄情分彻底打没了。
到现在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亲戚们在客厅闲聊,父亲让她去倒水,她在房间门口,走到客厅倒水需要几步路,可能就是那几步路走慢了,她刚到桌子旁,父亲起身就给了一耳光。
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直接飞了出去,新一有些懵,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一连串恶毒的辱骂就接连而至,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大不了就一命抵一命吧。“我伸手推了一下,我爸没想到我会反抗,可能于他而言这是在挑战他的权威,他就更愤怒了,顺手不知道拿起什么东西就砸到了我的额头上,我能感觉到血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左侧眉毛上火辣辣的痛,肿了一大块。”
那一瞬间,30年的委屈和不甘在新一的脑海里翻涌而出:
读初中时,永远比弟弟少5元的早餐费;升高中时,为弟弟能读高中父母到处奔走托关系,对她却是“你有学上就行了”;读大学时,因为母亲挂在嘴边的“还不如出去赚钱”,她被迫大二辍学出去打工;工作之后,对方借着保管名义要走的工资被拿去给弟弟投资去开美发店;弟弟结婚,母亲甚至想要从她手里要一部分彩礼钱……
新一悲哀地想,她人生前三十年里,曾无比渴求的家人的肯定和认可,到底是什么?
父亲的怒吼声中,她的时间却平静下来了,甚至感觉如释重负,最后那点心软在一句句辱骂声中消失殆尽,她想:可以了,我仁至义尽了,往日种种道德绑架我都不用再忍受了。
新一连夜逃离了家。委屈就像黑夜一样铺天盖地,她和男朋友通着电话,从孝感回到了武汉,中间母亲的消息不停传来,指责着她对父亲的态度,“那是你爸,他打你就是你打了,他喝了酒你还要跟他计较什么!”
她身心俱疲,和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我还了这么多年的债,也是该还完了。”然后拉黑了她。
回武汉之后,新一去医院做了伤情检查,身体上的疼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心灵上的痛苦却长久地腐蚀着她,她告诉了弟弟整件事情,或许是期待着他做出什么回应,但意料之内,弟弟并没有说些什么,没有指责父亲的不对,也没有表达安慰。
这是新一和家庭的最后一次联系,此后一直到现在,没有人联系到她,他们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在尝试自救时加入的女性社群里,很多人会分享自己的原生家庭,新一试图从别人相似的经历中理解父母,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原谅,“可能有些父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去改变教育方式,但是也有些父母,不会去学习也不会去反思,他们只会觉得我生孩子,我养孩子,我就是对孩子有一种支配和使用权。”
她在社交平台置顶的帖子里写道:三十而立这一年,我想我应该放下了,成长本身就是治愈的过程,而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去求证,去寻找那些虚无缥缈和本不属于我的东西。
“说实话我现在的感觉很棒。可能是因为在这段亲情关系里已经挣扎了太多年,一直在纠结为什么,同样都是父母的孩子,我却遭到这样偏心的对待,一朝断亲,简直是如释重负。”
“不过都无所谓了,不是吗?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为自己而生活。”新一说。
电视剧《爱的厘米》剧照 关雨晴的父亲重男轻女,把女儿当成儿子的提款机,关雨晴最终和父亲断绝关系。
露娜 30岁 现居深圳 从事风险投资行业
“和父母断联的第二年 女性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露娜是23年的2月份打算和父母断联的,但她还没来得及实施,父母就感染了季节性流感,病症来势汹汹,她只能先远程照顾着,在线上帮他们买些东西表示关心,父母病好了之后才完全拉黑。
原本大家很有默契地都瞒着小她三岁的弟弟。
露娜想得很清楚,作为女儿,她和家里的根本矛盾是父母重男轻女,她不满的是父母的选择,所以没必要还主动去告诉弟弟这件事情,“但我爸妈就不一样了,他们重男轻女,所以很多事情都会把弟弟保护起来,根本不让他知道。”
但弟弟还是在9月知道了这件事情,在露娜29岁生日那天,断联5个月的父母第一次和她主动联系,为了缓和关系,让弟弟给她转了一个666元的红包。
“如果对比以往过生日收到的200元红包,看起来真的是他们在诚心诚意想要和女儿和好,但如果加上一个前提条件,是父母留给儿子三套房子却没有给女儿一分钱作对比,就变得特别讽刺了。”
第一次意识到那种不公是在初中的一堂语文课上,她已经忘记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只记得交上去了一篇作文描述自己家有多么的重男轻女,那篇作文让语文老师看哭了,她的父母被老师叫到学校谈话,从那以后,露娜几乎没有再在物质上感受到父母的偏心。
但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伪装。
高中的时候,露娜发现父母的教育逐渐倾向于极端,“我爸妈都是老师,他们对我的教育就特别严格,甚至不让我交朋友,说我平时太开朗了应该收敛一些。高二的时候因为自杀未遂送到医院,我被确诊了重度抑郁后休学,他们短暂的愧疚了一段时间,还主动把以前不允许我交的朋友叫到家里来开导我,但半年之后我开始上学,他们就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高考之后报志愿,露娜的分数可以录取中山大学,她为了稳妥选择了服从调剂,父亲却偷偷将她的志愿全部改了,报了许多并不在她意愿内的学校,还把中大很好的专业的改成了不服从调剂,最后学校全部滑档。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露娜搞不懂为什么自己分数明明过了却没有被录取,母亲在最后时刻找老师报了其他学校,才补录上一个双一流,但父亲从未对此感到过抱歉。
暑假之后,露娜来到广州读大学,继而留在深圳工作,远离家乡的十年间,她才深刻感受到父母的偏心——除了大学开学时,母亲借口送她来学校在广州玩了几天,十年里从未来看望过她一次。工作之后的一次生日,父母各自给她转了200元的红包,她没有收,直接睡觉了,父母联系不上她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没有女儿身边任何朋友的电话,也没有女儿的地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给露娜寄过任何东西。
23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露娜给父母带了近5000元的礼物,父亲却质疑她为什么不给现金,给妈妈买的金项链被嫌弃不够分量,只拿走了吊坠,谈到买房的事情,她问母亲,“什么时候给我出笔首付?”
“可以啊,在家里给你买,我们出首付你还贷款,写你的名字。”
“不就给你们买房让我还房贷吗?说得这么好听。”
“不是给我们还房贷,是你到时候如果想回家就有娘家可以回了,就不用住酒店了。”
她感到有些好笑,原来长大就是,哪怕父母已经为弟弟准备了三套房子,但作为女儿的她回老家还要去住酒店。
她更感到可悲的是,父母都不觉得的这样的做法有什么问题,他们甚至不愿意遮掩一下。
这次谈话之后,露娜再也不想着能从父母这里得到她想要的公平。“他们不给我,我也不要了。我写的帖子下面有人问父母的养老问题,这就更简单了,按照法律要求来,应该是谁获得的多一些就承担的多一些吧,法院判决需要支付多少赡养费我就支付多少,除此之外的也没有了。
露娜是个果决的人,再也没有和父母联系过。
从最初断联后恍惚度日、提起来都要痛哭一场,到现在接受采访时甚至云淡风轻还能开开玩笑,她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社交平台上的露娜并没有展露出多少脆弱:创业、学车、成功拿到驾照;做饭、健身、独自一人去旅游;爬山、听音乐节,去看更大的世界。和朋友坐在北京很出名的回寺庙喝茶时,她终于和过往的痛苦和解。
露娜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失败,觉得自己应该早点认识到这种关系,而不是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里痛苦度日,直到快30岁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段亲情真的消耗我太久太久了,我总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我还可以更优秀一点,只要我买的礼物更多,他们就会更喜欢我,这种幻想的情感关系和现实的巨大差异让我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撕裂,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比委屈以至于自我厌恶,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有父母,但我就是得不到他们的爱?”
她甚至扭曲地安慰自己说,他们早就去世了。这样她才能接受现在父母对自己的状态。
而现在,露娜已经可以平静地提起来这段痛苦的、自我折磨的日子,她甚至觉得,父母不单单不爱她,也不爱弟弟,甚至他们也不爱自己,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爱是什么。
“爱是支持,是包容,是站在你身后,让你去做自己想要的一切,去探索这个世界,但他们理解的爱是自我意志的延伸,是在你身上实现他们原来没有实现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安排我和弟弟的人生轨迹,让我弟回家乡工作,给我弟在家乡最好的地段买房,表演着他们的爱,这样的爱,我不要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统筹:石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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