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一次祖籍调查，西安新城区竟有15万人祖籍是河南。他们大多聚居的道北地区（陇海铁路以北），官方语言是河南话。而且，在老西安人的眼里，“道北”也与河南人画上了等号。西安为啥会有这么多河南人，他们为何要抛家舍业到西安去？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初白桑丨文

有人说，要想知道一个地方最有特点的饮食是什么，那就去看当地的早餐。离了北京，大概找不到豆汁和焦圈；不到福建，也不知道锅边糊和虾酥为何物。胡辣汤和油馍头，大概能挑起所有河南人舌尖上的“乡愁”。

但是，在八百里开外的西安大明宫地区，你可以吃到满满河南style的胡辣汤和油馍头；遗址公园的树荫下，或许能听到老头老太太唱着“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路上打电话的年轻人操着关中方言叽叽哇哇说着什么，遇到熟人，忽然音调一转成了浓浓的河南话：“日恁大爷，你给这哈儿弄啥咧”。

这种身在河南的错觉，只有在大明宫附近才遇得到。广义上的大明宫地区，在陇海线以北，包括了整个火车站、解放路、东一路到东九路、西一路到西九路。

但是，这里一般被老西安称为“道北”。道北的官方话是河南话，根据1998年西安新城区的祖籍调查，在该区45万人口中，河南籍占了三分之一。因此，在老西安的眼里，道北和河南人画了等号。

不过，整天操着河南话的只有上年纪的老人家，道北的年轻人都是“全频道”，西安话、河南话、普通话切换自如，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变得很快。

陕西为啥会有数量如此庞大的河南大军？

历史上，但凡中原遇到大灾大难，河南人总是往南逃命，“五胡乱华”和“靖康之变”后的南渡即是例证。但是这一次，河南人选择了一路向西。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仅仅一年时间，河南半壁沦陷，只有豫西地区尚在国民党掌控之下；为了避免河南全部落入敌手，当局集中兵力保护豫中和豫西。单是黄河以南，“遂平-叶县-朱阳关”以北，防布兵力已达40万。

与此同时，河南省政府先后迁至镇平、洛阳和鲁山，豫中豫西地区国民党机关林立，这些因素促成了豫西地区成为当时唯一“安全通道”。尤其是花园口被炸开以后，在蝗灾、洪水、饥荒、瘟疫和战乱多种迫害下，河南难民为了生存，只有西逃。

这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大迁徙。河南难民挑着担，前面装着娃，后面担着铺盖卷，徒步到了西安，河南到西安少说400公里，徒步着实不易。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世纪30年代中晚期，陇海铁路的“潼关-西安段”和“西安-宝鸡段”先后通车。豫籍难民纷纷涌入洛阳，汇聚到那个省内唯一一个能够西去的洛阳火车站前。

但是，陇海铁路并不是诺亚方舟。日军早已在山西的风陵渡口架起了重炮，与南岸的潼关隔黄河相望，一旦发现有移动的黑烟或是有火车的声响直接炮轰。有时虽未直接击中火车，但是强大的冲击波却震死不少买了“挂票”的灾民。

为了应对日军的炮火，铁路北面先是筑起了3米厚的高墙。火车司机们则跑起了夜车，白天停运。而且，要在河南境内把车速提到最高，临近潼关，立马熄火滑行。

这种方式被称为“闯关车”。“关”不仅是潼关，还是河南难民在陇海线上的生死关口。因为，“过关”时即使小心再小心，仍然避免不了死亡，100多名火车司机和司炉工死于日军炮火（无名的难民想必更多），永远停留在了豫陕交界处。

就像电影《一九四二》里演的那样，老东家范殿元带着一家人逃荒，可是到了陕西，一群人只剩了他自己。

逃荒成功的河南人，沿着铁路安置在城市边缘。

当年西安北郊的铁路沿线还是一片荒郊野地，富人都住在了城里，河南难民就在陇海铁路以北的地区搭起了难民棚，二马路、自强路一带几乎成了河南人的天下。宝鸡城外的河滩、山坡也住满了河南难民。直到现在，宝鸡城里还流传着“河南棚子河南担”的说法。

出生在宝鸡的80后张小南祖籍在郸城县，他的母亲是地道的宝鸡人。小张说：“俺小时候爹妈一吵架，俺妈就骂俺爹是河南蛋，俺爹骂俺妈是此地猴”。

“河南担”，原本是陕西人对河南难民的称呼，因为他们的一根扁担里挑着全部的家当。八百里秦川天高风硬，陕府人眼光甚高。

于是，中性词渐渐有了贬义，变成了“河南蛋”。在陕西人眼里，河南人都是穷鬼，不穷怎么跑到陕西来了？不但穷，还邋遢、不讲究。  

河南老太太沿着火车道捡掉在地上的豆饼渣子和粮食颗粒，回家拾掇拾掇掺点东西就吃了。而本地人家里大多有田地，年年吃新粮，陕西女人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收拾利落。

可是，陕西人又哪里知道，河南的逃荒者哪个不是经历过九死一生？在生死这种终极问题的拷问下，谁又会顾得了“体面”二字？况且，逃荒一路，大姑娘小媳妇儿生怕被日本兵抓走，还要故意把脸抹脏，越脏越好，越丑越平安。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河南农民，尚且没有技能傍身，更别说什么文化底蕴了。初来乍到没有收入，为了生存立足，不惜走上了偷窃行凶之路。所以，道北才成了西安人心里中充满是非的“江湖”。

但是，更多河南人秉承着安分守己任劳任怨的品性，到处想办法找活干。拉车、蹬三轮、收破烂、补衣服、当保姆……五花八门的行当里，都有河南人的身影。好一点的在铁路、纱厂、煤矿当工人，当时，西安的铁路工人里，有80%都是道北的河南人。

为了在秦川道上落脚，河南人也采取了“联姻”的手段，但是这种婚姻关系常常是不平等的：河南的俏丫头只能嫁给陕西的残疾小伙，河南的俊小伙只有倒插门才能和当地妹子结婚。

陕籍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称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到处流浪。可是，无论河南人走到哪里，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都能用自己的劳动讨生活。

到了道北人的第二、三代，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据西影集团副总裁孙毅安先生回忆，在道北，陕西人就是异族，最好夹着尾巴做人。

在学校里，陕籍的学生从不主动向别人说自己是陕西人，因为大家都讲河南话。时间久了，很多陕西籍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是陕西人，因为父母兄妹都说河南话。

《道北人》剧照

也正是由于这段生活经历，他才能写出《道北人》这样的剧本。

年年岁岁，河南人在陕府结婚生子，组建新的家庭，成了新西安人。道北也摇身一变，改名“大明宫地区”。只是那70年背后的酸甜苦辣，永远值得人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