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澶渊之盟

       1004年秋，萧太后携皇帝耶律隆绪统兵大举南下，以“黑虎掏心”之计绕过宋军防守严密的几个边防重镇，直扑大宋都城汴梁。其来势之猛，连克河北数城，东京汴梁告急。没有经过战阵的大宋新皇帝赵恒（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庙号宋真宗）慌了手脚——“帝大骇”（出处同下），忙问朝臣当如何应对。《宋史·寇准与澶渊之盟》中这样记载：“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帝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佯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契丹重兵压境，有大臣建议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有大臣主张迁都成都，均遭到宰相寇准痛斥。寇准主战，不仅力荐已成长为大宋名将的杨延昭（杨业长子，杨文广之父）统兵御敌，还请求皇帝御驾亲征以鼓舞士气。为了赵家的江山，赵恒最终战战兢兢来到前线督战。不管状态怎样，皇帝也算是“御驾亲征”了，这让前线将士信心倍增，无不奋勇杀敌。方圆百里的农民、屠户、猎户等也纷纷手持粪叉、斧头、剔骨刀等非专业兵器前来“勤王”护驾，一时间聚众数十万，声威大震。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同仇敌忾奋起“勤王”是一个政权用来御敌自救的最高形式和最后招数，这种全国军民团结一心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其精神意义远大于形式，往往会击垮敌人的心理防线。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威虎军首领张环指挥将士们用伏弩射杀了契丹大将、萧太后堂兄萧挞凛（《辽史·卷十四》中记载被伏弩射杀的大将是萧挞杞，应指同一人），刺痛了萧太后的神经，很大程度挫伤了契丹军锐气，两军开始形成僵持局面。

       契丹军远距离深入中原腹地，本身就是一招险棋，贵在速胜，僵持局面的延宕极有可能造成腹背受敌。于是，萧太后接受了大臣的建议，向大宋提出议和。谈兵色变的宋朝皇帝赵恒本来就不想打仗，巴不得早日罢兵议和。眼看战机稍纵即逝，北部边关守将杨延昭飞书谏言北军、南军以“瓮中捉鳖”之策合围澶州城，一举歼灭契丹主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帝不允。宰相寇准也早就盼着能借此一战尽雪前耻，但君命难违，欲战不能，便恳请皇帝以收回幽州并迫使契丹向大宋称臣作为停战条件。皇帝赵恒面露难色。这时，马上就有人进谗言说寇准拥兵自重，想要逼宫。寇准不得已，只能扼腕叹息。于是，大宋和契丹双方顺利在澶州城签订停战协议。

       澶州在当时又叫澶渊郡，这次议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大宋朝廷每年须支付给契丹“岁币”十万两白银、绢二十万匹。宋朝皇帝赵恒爽快答应，并尊称萧太后为“叔母”，耶律隆绪则敬称赵恒为“兄长”。自此之后，宋辽两国之间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基本保持了一百二十年的和平，直到1125年辽国被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所灭。

一路南下的辽军在澶州城和宋军形成僵持局面

       关于“澶渊之盟”，历史上有过诸多褒贬不一的评价。很多人痛斥宋真宗对外软弱无能，答应议和是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给中原王朝丢脸。也有很多史学界专家认为宋真宗与契丹“胡虏”议和是明智之举——燕云十六州在契丹人手里，大宋北部边境无险可守，无把握地硬抗不如花钱买和平，游牧民族无他求，唯衣食耳。实事求是地看待此事，笔者认为“澶渊之盟”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纵观两千多年来中原王朝与北方“胡虏”对对碰的结果，无论胜败，最终总是被无休止的战争拖垮，以致内乱甚至改朝换代。“胡虏”的一方也是如此。宋朝（包括北宋和南宋）用钱摆平“胡虏”侵扰固然有失面子，但看其结果，还是给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留足了发展时间的。当然，花钱买和平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此之后，朝廷上下享乐主义盛行，政治腐败，颓靡之风一直延续到南宋。“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摘自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两宋的灭亡均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