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现代出版史册，张静庐（1898—1969）这个名字很响亮。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出版热潮中，张静庐先任职于出版创造社书刊的上海泰东图书局，接着参与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和上海杂志公司等公认的上世纪20至30年代新文学出版重镇，干得风生水起。他后来又以一人之力，主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卷本）、《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四卷本）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三部大书，它们至今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张静庐对新文学进程的杰出贡献，还可举一个更具体的例证。1932年5月，张静庐抓住“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炸，权威的《小说月报》停刊，上海的新文学杂志出版出现空档，当机立断，创办了《现代》月刊。邀请不左不右的施蛰存出任《现代》主编，又是张静庐的一着妙棋。张静庐这个创意果然获得成功，《现代》取代《小说月报》，很快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前卫影响最大的大型新文学杂志。而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得以在《现代》1933年4月第2卷第6期发表，也是张静庐最后拍板的，当事人施蛰存对此有详细的回忆：

我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有点踌躇。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字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施蛰存：《沙上的脚迹·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

张静庐之所以对新文学出版情有独钟，当然与他自己喜爱新文学密切相关。年轻的张静庐也曾尝试新文学创作，手头有一本1926年11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初版的《落英与狂蝶》，正是张静庐的少作。

《落英与狂蝶》收入《邂逅》《访英记》《堕落的开场》《悼楚白》四篇作品，守愚作序。书中文言的《访英记》为“余”“乙丑年日记中之一页”，其余三篇也都以第一人称“我”出之，所以既可视为小说，也可视为散文，这是五四初期新文学创作常见的现象。书中最长的《邂逅》，写“我”从上海回到家乡宁波慈溪龙山镇，不由得忆起十年前最初认识“她”，两人第一次在一个“美的早晨”手拉手游春欢快“谈话”的生动情景，再写此次回来，在一个“星光也无力地在跳动”的夜晚，“我”与友人结伴观赏社戏，不料“邂逅”已为人母的“她”，“她那十年来犹保其固有的美的流星般的眼波，也向我面上像电一般地闪过，面上顿现出惊疑的样子”。但她“随着她的舅父”，“我”只能“偷看”之，连“找一句话去问她的机会”也不可得。社戏散场，她悄然离去，只“回头来看了我们一看，好像在那里微笑着，可是苍茫的月光下，辨不清楚了”。五四青年对美好感情的向往和惆怅，用这样含蓄的方式委婉地表达出来，青年张静庐的文笔还是不错的。
这本薄薄仅七十页的《落英与狂蝶》，《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未列，北京和上海两大国家图书馆也未藏，故有必要略为介绍。如要研究张静庐其人其文，《落英与狂蝶》不能不提。

原文刊于《新民晚报》2023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