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致桥川时雄的信

重要的是，周作人在此信中流露的他的中国现代女作家观。周作人认为“女流文学家现在几乎尚未见”，这“女流”是日语词汇，或是沿用桥川来信中语也未可知。在日语中，“女流诗人”就是“女诗人”之意。而周作人这句话言下之意恐怕是，真正已取得杰出成就，可以称“女流文学家”的中国新文学女作家还未出现，还得待以时日。但他又开列了“现时流行”的女作家四人，即冰心、庐隐、凌叔华和白薇。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活跃于文坛的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确实大致也就是这几位（或还可加上石评梅），可见周作人对当时的新文坛是了如指掌的，虽然庐隐的小说名他一时没有记住。庐隐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一九二五年七月初版，曾风行一时。

郁达夫1935年4月24日致周作人信

按照赵家璧的设想，《大系》散文一集由周作人主编，散文二集由郁达夫主编。以周作人和郁达夫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杰出成就，当然都是不二人选。赵家璧还建议“周作人久居北方，他选北方的散文家；郁达夫一直在南方各地跑，是否选南方的散文家”（赵家璧《话说〈新文学大系〉》）。可惜周作人和郁达夫一九三五年的日记至今未整理公布，我们无法详细了解郁达夫和周作人是如何着手编辑《散文一集》和《散文二集》的。不过可以肯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郁达夫和周作人还未联系此事，因周作人十二月日记中并无郁达夫来信记载也。

所幸的是，《郁达夫全集》已收郁达夫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致周作人一通长信，正是具体讨论《大系》散文一、二集编选分工的。郁达夫信中明确表示不赞成赵家璧所提以地域入选作者的方案，而同意两人分工“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截了当，我们以后只要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此信之前，周、郁之间应已有通信讨论，但均不存。此信中根据“原开列者”，郁达夫开出了一份新的“周选”和“郁选”的散文作者名单。“郁选”为“周（作人）、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还“应加”上“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冰莹、许钦文、冯沅君、（湖畔诗社等）、丁玲”。

把这份名单与这次新出的郁达夫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致周作人函对照，就会发现入选名单又有了调整，有增有减。而四月二十四日函开列的这份名单正是郁编《散文二集》的最后定稿名单。只不过《散文二集》一九三五年八月问世时，作者编排次序又有所变动，最主要的是鲁迅改到了第一位，排在二弟之前了。

兄弟仇猫

中国现代作家与猫的因缘很深。我十八年前编《猫啊，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6月初版），所选文章三分之二出自现代作家之手。近又有人编《世说猫语》，就专收现代作家和文化人的写猫之文了。

爱猫的现代作家大有人在，如徐志摩，如丰子恺；还有先恨后爱的，如梁实秋。但不喜欢猫甚至仇猫的也不乏其人，虽然与爱猫作家相比只是少数派。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鲁迅。鲁迅的《狗·猫·鼠》是他回忆文集《朝花夕拾》的第一篇，文中集中表达了作者对猫的厌恶之情。此文作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开头就说：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在意。

《兔和猫》是鲁迅写于一九二二年的短篇小说，收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从小说中“我”的邻居三太太养兔子写到害了小兔的黑猫，于是“我”决心为小兔报仇。“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而“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鲁迅与小说中的“我”当然不能画上等号，但这确实是鲁迅的夫子自道。在《狗·猫·鼠》中，鲁迅又详述自己仇猫的原因：一、猫“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尽情玩弄”猎物，与人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相同；二、猫“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三、“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难怪传说鲁迅晚间常拿竹竿追打叫春的猫。但“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这句话应有所指，“有人”指谁呢？《鲁迅全集》应出注而未注，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鲁迅如此仇猫，那么其弟周作人对猫又是什么态度呢？周作人不像哥哥鲁迅那样，在作品中数次写猫，但他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在上海《亦报》发表了一篇《牛山猫儿诗》，也写猫了。此文是从明朝志明和尚的打油诗说起的。志明是明朝三个有名的和尚之一，在南京牛首山修行，故他的打油诗取名《牛山四十屁》，“其一曰：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周作人引用这首诗后，虽然承认“这诗是写得不坏”，但马上笔锋一转，“但是我对于猫叫春并无什么好感”，“猫叫春实在讨厌得很，他的呼号显得很是横暴”。因此，周作人明确表示：对于养猫养狗，“我也只承认其实际上用处，不觉得有什么好玩”。文末周作人继续“路野马”，发挥他的仇猫观：

爱猫大概是女人常有的事情，因为这只在闺阁中，独自蟠卧在小坐垫上，与别人无甚关系，所以没有那么讨厌，但是我个人总不喜欢他，这柔媚与凶猛并合的小动物实在不是好家伙，古人将他比笑里藏刀的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

《牛山猫儿诗》载于上海《亦报》（1950年3月2日）

周作人明显也不喜欢猫，与乃兄并无二致，甚至引经据典，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影响深远的大作家周氏兄弟，都如此仇猫，实在出人意料，也实在有趣。

胡适题签的《电影月报》

友人借我《电影月报》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第八期有声电影专号，颇有看头。此刊创刊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其时电影这个新兴艺术样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已经普及，看电影成为上海市民平时娱乐消遣的主要选择，各种电影刊物也应运而生。《电影月报》就是在当时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

胡适题签的《电影月报》

《电影月报》署“编辑者沈诰、沈延哲”，实际是“理事编辑剑云、徐碧波”主持。周、徐两位和沈诰都是第八期《电影月报》的作者。周剑云的《我对于有声电影的意见》、沈诰的《有声电影发明史》和《关于有声电影的几段谈话》，都是该期上的重头文章。周剑云是中国现代著名电影事业家，是大名鼎鼎的明星影片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发起组织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电影月报》正是由六合公司发行的，因此，视《电影月报》为六合公司的机关刊物也未尝不可。

电影最初是无声的，一般认为一九二七年十月美国影片《爵士歌王》上映是有声电影的开端。仅仅一年之后，《电影月报》就出版专号讨论有声电影，可谓得风气之先。中国第一部有音乐插曲的电影《野草闲花》一九三〇年在上海上映，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上映，而沈诰以“诰”署名的《谈谈有声电影》中说的如下一段话也是成功的预言：

戴望舒绝笔诗

戴望舒是一九四九年三月自香港抵达北平的，三个多月后就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后出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不料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英年早逝，离为刘国楹写下这首题诗才七个多月。这首题诗四行，而且二、四句押韵，尽管是即兴之作，仍是一首诗，诗题可作《无题》或《赠刘国楹》。写下这首题诗之后七个多月里，未见戴望舒再写诗，因此，这首题诗应被视为戴望舒的绝笔诗。当然，这是一首政治诗，态度鲜明地表达了戴望舒当时对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和新政权领导人的态度，虽然一改他以前的诗风，毕竟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史实。

寓言诗《小山羊和狼》

上篇介绍了戴望舒的一首绝笔诗，其实他还有一首集外的寓言诗《小山羊和狼》，也许更值得介绍。诗长了些，仍照录如下：

母山羊大清早就起身，/要到山上走一程，/到那里去装一肚子带露的嫩草，/让奶子涨满，叫小羊可得一饱。/她就关了门，带上了锁，/还不忘记对小羊吩咐：/“妈妈走啦，门户要当心，/千万不要随便乱开门，/我告诉你一个口令：臭狼精！/说不出这三个字，谁都不让进！”/正常地说着这些话语/狼碰巧走过，全听了去，/心想：今天肚子一定能吃饱，/臭山羊，任你精明，也有这一遭。/于是乎，一等母山羊登程，/他就重手重脚地去拍门。/小山羊从来也没有见过狼，/这一番想来一定会上当。/听到打门，它就说：报口令！/狼捏着鼻子道：开吧！臭狼精！/（我骂了自己，他想，说来也可笑。/可是这也不管啦，只要肚子能饱。）/满以为小羊一定立刻把门开，/他就闯进去擒住它，吃一个痛快。/可是小山羊年纪虽小，心眼儿可多。/在门缝里张着，不肯立刻放过：/“拿出白脚爪来看，否则我不开！”/它说着，态度坚决不改。/这一下可把那条狼难倒，/因为据说没有狼生白脚爪，/于是他不得不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垂头丧气，气得话都说不出一句。

寓言曰：/双料小心，加倍提防，/谨慎处世，免得上当，/如果手心有血的人也喊：民主！/“拿出手来看看吧，对不住！”

此诗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南京新民报日刊》之“新民副刊五月篇”，该日“新民副刊”还刊出了茅盾的随笔《苏联作家们的权益是有保障的》、何波的杂文《宽容之道》和刘岚山的散文《夜课》等。据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5月初版）所述，当时“新民副刊”的编者是郁达夫侄女郁风。郁风一九三九年到香港后就认识戴望舒，与戴望舒等一起创办《耕耘》文艺杂志。而当时郁风和丈夫黄苗子确实都在南京，黄苗子还为主持《南京人报》的张友鸾（笔名牛布衣）的小说集《魂断文德桥》设计了封面，我以前介绍过。这些大概就是戴望舒这首寓言诗能在“新民副刊”发表之由来。

《小山羊与狼》载于《南京新民报日刊》之“新民副刊五月篇”

《小山羊和狼》已是戴望舒写的第三首寓言诗了。第一首是《狼和羔羊》，刊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星岛日报·星座》；第二首是《生产的山》，刊于同年四月二十日《星岛日报·星座》。这两首寓言诗都已经收入《戴望舒全集》诗歌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月初版），唯独这首《小山羊和狼》是新发现。

戴望舒以抒情诗著称，《雨巷》等更是脍炙人口，写寓言诗是他的新尝试。而且，他这三首寓言诗的形式也大致相仿，结尾时都有一小节“寓言曰……”《小山羊和狼》与《狼和羔羊》从题目看很相近，却是内容完全不同的两首诗。但戴望舒有意描写“羊”和“狼”的紧张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狼和羔羊》中的“羔羊”被狼吃掉了，《小山羊和狼》中的“狼”未能得逞。《小山羊和狼》琅琅上口，很口语化，诗的“寓言曰”最后两句：“如果手心有血的人也喊：民主！/‘拿出手来看看吧，对不住！’”显然是在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下的有感而发。

望云的《来日方长》

香港作家望云的名字，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作家传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6年8月初版）里查不到。但查香港作家张吻冰，却有词条，第一句就是“原名张文炳，另有笔名望云”，原来望云就是张吻冰。

然而，张吻冰是早期“香港新文学拓荒者之一”，新文学社团岛上社骨干，主编一九二九年创刊的《铁马》，次年岛上社主办《岛上》，他也是主要作者。抗战爆发后，张吻冰终于“放弃对新文艺的坚持”，转入通俗文学创作领域，以望云笔名在《天光报》连载章回体小说《黑侠》，一炮打响。从此张吻冰销声匿迹，望云红遍香港文坛。这种情形与内地的宫白羽十分相似，宫白羽原名宫竹心，新文学爱好者，写小说，还与鲁迅通过信。但他后来转向通俗文学写作，宫竹心消失，北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宫白羽闻名一时。

望云的通俗小说，走的是言情的路子，而且高产。《香港文学作家传略》录其小说《黑侠》《积善之家》《万世流芳》。胡从经《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1840-1950）》（香港朝花出版社1998年5月初版）则录《一念之差》《天若有情》《爱与恨》《黑侠》四种。陈国球总主编的《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设有“通俗文学卷”（黄仲鸣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初版），是一个创新。该卷所选小说当然缺不了望云，除了节录《黑侠》和《人海泪痕》，还存目《青衫红泪》。这样，已知望云的通俗小说有八种之多，而他在报上连载和所出单行本，当远不止这个数。日前偶得《来日方长》，即为新发现的望云通俗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