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书”是吴德铎先生的笔名。怎么认识吴先生的?我已记不真切,很可能是金庸先生创办的香港《明报月刊》(以下简称《明月》)从中“介绍”。
自1986年3月起,我开始为《明月》撰稿,发表在《明月》的第一篇文章是《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之后,断断续续在《明月》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长短文字,论及的作家包括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孙大雨、傅雷、张爱玲等。《明月》也因此成为我在香港发表研究心得最多的两个刊物之一,另一个刊物是刘以鬯先生创办并主编的《香港文学》。
吴德铎先生当时也是《明月》的经常作者。我记得很清楚,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每年农历新年前,《明月》刊登的该年生肖介绍文字,均出自吴先生之手,他引经据典,庄谐并重,把十二生肖几乎写活了。后来《明月》资深编辑、藏书家黄俊东先生告诉过我,金庸很看重吴先生的文章,吴先生每次到港,金庸必宴请畅叙,待若上宾。
因此,吴先生很可能在《明月》上读到拙作,对我这个也在上海的小老弟(这是他见我的口头禅)有点欣赏,愿意交我这个小朋友。他当时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我受宠若惊。特别是1988年以后,吴先生不大能收到赠阅的《明月》,而我却运气好,能经常收到。他就向我提出,他的那一本能否一并寄我转交?我自然遵命,因为有机会经常向他请教了。这样,在三四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到他上海永嘉路寓所一次,转交当月的《明月》。有时晚去了几天,他就打传呼电话来询问。每次去都是一杯清茶聊上一个下午,他真健谈,天南海北,兴致勃勃,臧否人物,更是无所顾忌,使我受益匪浅。
时间一长,我才知道吴先生是位真正的“杂家”。他出生于江西都昌,原来是学畜牧的。50年代后期起一直在上海晋元中学任教,改革开放后调入上海社科院。当时晋元中学教师中还有一位名扬四海的掌故名家、“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是吴先生称之为“介于师友之间”“三十年道义之交”的文坛“长辈”。吴先生第6本“知识性短文”集《博物古今谈》就是请郑逸老作的序。而我与这两位前辈都认识并能请益,也是三生有幸。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学里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再往前追溯,鲁迅以降,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许多现代文学大家都当过中学教师,他们的中学教书经历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应该引起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注意。
吴先生在中学执教时就喜欢舞文弄墨,50年代末开始为上海《文汇报》和《新民晚报》撰稿,后来又扩大至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在高人指点下,他专心致力于“知识性短文”也即“博物识小”类文字的写作,在一二千字左右的篇幅之内,从古今中外四个方面漫谈某一个动物、植物、矿物或器物,而且材料新鲜稀见,不人云亦云。这些深入浅出的文字不仅令人读来增长见识,也大都趣味盎然。时间一长,竟蔚为大观,吴先生由此自成一家。当年他的第一本书《认识周围的事物》在香港问世时就得到傅雷的“褒奖、鼓励和期待”[1]。郑逸老对他也大加赞扬:
德铎撰《博物识小》(署名“枕书”),连篇累牍,揭诸报端,读者善之。奈十年内乱,噤不能声,何况笔札,迨劫火熄,妖氛散,又复暑纂寒抄,几至忘其寝馈。《博物识小》类短文,结集成书,先后已有五册,举凡春鹒秋蟋,雪藕冰桃,马负千钧,蚁驮一粟,以及汉灯晋璧,越讴巴歌,无不考证赡详,独见逞臆,兹又有《博物古今谈》之问世,茹古而不乖今,标新而不悖旧,斯乃第六次结集成书,海内外读者之众,由此亦可概见。[2]
1990年6月,吴先生出版他的第7本著作《博物述林》时,在《后记》之后还有一则《附启》,开列他的7本“博物识小”系列书目,我以此为基础加以增补,共得13种:
吴先生一生辛勤笔耕的成果大概尽于此了。他在《附启》“前言”中说:“这些拙作出版的时间,前后相隔已经二十多年,第1—4本,又出版于香港,现在要购买,当不可能。”[3]确实是如此,我这么多年来多次到港访书,只觅得“枕书”的第二本著作《古今中外谭奇录》,其他三种都未见踪影。不过,总算有一点收获。可惜觅得此书时,吴先生已归道山,不能请他签名了。他后来出版的著作,大都馈赠于我,睹书思人,不胜感慨。
▲《古今中外谭奇录》
这13种著作里,除了《科技史文集》和《文心雕同》因是他的学术著述,《博物识小》《漫游博物世界》和《物趣》因他已经逝世而署他的本名吴德铎外,其他8种均署名“枕书”[4]。“枕书”的“博物识小”系列驰名海内外,诚可信矣。至于为何署名“枕书”,他自己也有生动的解释:
我为什么用“枕书”作笔名呢?
我诚然喜欢卧读,枕边确有不少书,“枕书”却从来未曾有过,用它作笔名是有一次读赵翼《消闲诗》发现了如下的两句:
高枕北窗寻乐地,拥书南面作长城。
我当时才过而立之年,却向往这种境界,便采用其中的“枕书”二字作笔名……[5]
吴先生不但“博物识小”系列脍炙人口,他对中国科技史、近代文史、比较文学及现代文学都有很高的造诣。我对科技史是十足的外行,不敢置喙,但我知道吴先生还标校整理了《洪宪纪事诗三种》(刘成禺、张伯驹著)、《赛金花本事》(刘半农等著)、《上海闲话》(姚公鹤著)、《台湾外志》([清]江日升著)等,参与主编了《徐光启研究》等,真可谓著作等身。
▲吴德铎先生赠送给本文作者的“博物识小”部分系列著作
吴先生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也是一位先行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不久前得到一批香港《海洋文艺》杂志,在翻阅中发现,从1979年3月第6卷第3期到1980年9月第7卷第9期,吴先生在《海洋文艺》上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编者还特别标明系专为他开设的“比较文学”专栏文。其中《〈天方夜谭〉与〈今古奇观〉》《莎士比亚与中国古代传说》《〈仙履奇缘〉的奇缘》《福尔摩斯探案中的中国古代传说》《中国的河伯与西方的海神》等,就是四十年后的今天来读,也是引人入胜。如果不是博览群书又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是不可能写出这些视野开阔、卓见迭出的中外文学比较文字的。难怪也是《海洋文艺》作者的施蛰存先生读到这批文章后颇为赏识,就把吴先生请到敝校中文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讲课,“并连续讲了两届”。不过,那时我还不认识吴先生。虽然这9篇文章后来都已收入吴先生唯一一部文学论集《文心雕同》,我还是为查明了它们的原始出处而感到高兴。
▲《文心雕同》
当然,与吴先生谈得最多的是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一位为周作人。《知堂杂诗抄》(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1月初版)问世后,我送了一本给他,他十分高兴,接连写了两文,即《知堂佚诗一首》和《再读知堂杂诗——兼补足原作者所删的部分》予以增补。另一位为傅雷。他比傅雷小17岁,但他们之间的交谊长达20多年。傅雷1958年4月被打成“右派”后,闭门谢客,只有他和周煦良等老友常去看望。傅雷得到平反后,他纪念和研究傅雷的文章就写过五六篇,其中《人不磨砚砚磨人》《关于〈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拒绝改名吗?》等,均颇具史料价值。而我的傅雷研究,一开始也得到他的指点,他曾在《〈傅雷家书〉的故事》一文中说:
一次,华东师大中文系陈子善同志来我处聊天,他告诉我,他们正在编选一本《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他本人选注了两封傅雷写的信。询问之下,正是傅敏和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法行通信》。子善同志给我带来的快乐,不亚于二十多年前我买得那本小旧书时。[6]
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吴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写傅雷的文字,竟然引起了责难。这篇文章题为《也读傅雷的误译》,刊于1992年2月22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讨论傅雷对别人批评他误译的态度。引起责难的是此文的最后一段,照录如下:
据傅雷说,杨绛女士曾经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的技巧,杨必女士译的第一本书《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可是等到《名利场》出版后,傅雷经过认真校读后,在和朋友谈翻译时,竭力推荐这个译本,公开肯定杨必女士后来居上,“我(傅自称)不及她”。60年代以后凡是向傅雷请教翻译的,答复几乎都是:请教《名利场》的原书与译文对照细读,便可曲尽其妙,不必问我,我不及她。后来居上……。相信凡是那时与傅雷有过这方面接触的都可以证明,傅雷当年确实是这样想,这样说和这样做的。
杨必是杨绛先生的妹妹,她翻译的第一本书《剥削世家》是爱尔兰女作家埃杰窝斯(1766—1849)的名著,1953年5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1955年12月北京作家出版社新1版。而杨必翻译的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名著《名利场》(上下),1957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吴先生说的傅雷高度肯定的萨克雷《名利场》译本应该就是这个译本。
不料,杨绛先生读到吴先生这篇小文后大为不满,写了一信刊于1992年3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同一版,全信如下:
1992年2月22日贵报载吴德铎先生《也读傅雷的误译》一文,提及我与杨必,想是误传。我从未像文中记傅雷自说的“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的技巧”。杨必译《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一语,缺乏事实根据。傅雷专攻法语;杨必专攻英语,所译《剥削世家》和《名利场》皆英文经典。她有疑难便来信向我们询问。特此奉闻,即颂
编安!
杨先生此信虽写得客气,意思很明白,吴先生所说不可靠,杨必译书如有疑难必询问钱杨夫妇俩,不可能去请教傅雷。此信发表时,吴先生已于当年3月1日因急病逝世,不可能见到这封信,也不可能再回应。当然,这封信也未收入《杨绛全集》。
但是,杨先生的责难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到底吴先生所说是否符合事实?24年后,吾友安迪兄在2016年11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不可靠的回忆》,援引傅雷本人50年代初致香港宋淇先生的信多通,证实吴先生所说一件不虚。其中1953年2月7日致宋淇的信说得最详细,也最有力:
安迪兄此文发表时,杨绛也已去世半年了。傅雷自不会无中生有,向好友宋淇如此自吹自擂,这绝不是他的性格。从信中可以确知,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傅雷确实“把译文略为润色”,也即吴先生所说的“出过些力”,而杨必译《名利场》,也是傅雷出的主意。
我现在再公布一个新的证据,以进一步证实吴先生的回忆是完全可靠的。傅雷自己就藏有萨克雷《名利场》第一部,为纽约花园城出版公司1937年版精装本。傅雷在此书前环衬钤有“怒庵”阴文印,在扉页又钤有“傅雷印”阴文印,并用毛笔端正地写上“傅雷藏书”四字,可见他对此书的喜爱。书中又有傅雷阅读时留下的红笔、蓝笔和铅笔划线、各种记号和英文单词。由此足可证明,傅雷读过《名利场》,他对杨必所译《名利场》“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也就是一点也不夸大的实情了。更何况傅雷自己也翻译出版了罗素的《幸福之路》、埃德加·斯诺的《美苏关系的检讨》等书,都是从英文直接译出的。[8]这就更进一步证明,傅雷并非“专攻法语”,应是法文英文俱攻,法文第一,英文第二。
▲傅雷藏《名利场》
傅雷藏《名利场》第一部,后来归了吴先生。1991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去吴先生家,先在底层客厅聊了一会儿,他告我不久将移居澳大利亚(他女儿已定居澳大利亚)。我随口问了一句:“你的藏书怎么办?”他就带我到二楼的亭子间,打开门一看,一房间的书。他表示,一些工具书、常用书之类会带走,其他准备处理掉。回到客厅后,他就说要送我两本书,随即自己再上楼,拿下来两本书,一中一西,“西”就是这本傅雷旧藏《名利场》。这真是喜从天降,简直不敢相信,他却说:“你喜欢傅雷,研究傅雷,这本傅雷的旧藏就送给你留个纪念。”另一本“中”是《过庭百录》线装本,应是吴先生80年代初得之于上海旧书店,书价0.80元,书已有些破损,封面上毛笔所书的“过庭百录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 乙丑年五月十六日重订”,应出自吴先生本人手笔。
▲《过庭百录》线装本
吴先生为何赠我《过庭百录》?当时以为是两人聊天时谈起过叶恭绰、叶公超叔侄俩之故,后来想想,恐怕不那么简单。文言的《过庭百录》是近代学者叶恭绰1942年自印的一本小册,系其记录的尊人叶佩瑲生前隽言,他在小册末尾附记中说得很清楚:“吾父言行非仅私于一家一人,而不肖于无可显扬之中取吾父至言公之于世,使后生小子进德修业知所取,则庶不背吾父诲人不倦之旨,抑亦困阨流离中所稍可引以自慰者欤。书凡百则,故命名《过庭百录》云尔。”不妨摘录几则如下:
由此看来,吴先生赠我《过庭百录》,应还有希望我这个“后生小子”有所追求,有所进取,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他所说的“褒奖、鼓励和期待”之意吧?
吴先生走得很突然,我都来不及向他告别。他走时才67岁,还有多少精彩的“枕书”“博物识小”系列没写啊。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枕书”的藏书终于飘洋过海,由其女儿捐赠给澳大利亚某大学,嘉惠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莘莘学子了。
注 释
[1][5]吴德铎:《我与〈博物识小〉》(代序),《博物识小》,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页、7页。
[2]郑逸梅:《引言》,枕书著:《博物古今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3]枕书著:《博物述林》,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4]《博物探源》一书出版时署名“沈书”,吴先生对此有个解释:“这书出版于‘文革’时期,代我料理这事的友人故意署名为‘沈书’,以免影响‘枕书’,用心良苦,我一直铭刻于怀。”参见枕书著:《博物述林》,第200页。
[6]吴德铎:《〈傅雷家书〉的故事》,《文心雕同》,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7]傅雷著:《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8]傅雷1947年在《美苏关系的检讨》一书的译者代序开头就这样说:“美国《星期六晚邮》于二月十五日、二十二日、三月一日刊载斯诺的三篇文章……不佞业已译出。”《傅雷著译全书》第20卷,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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