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金梅先生去世，今天，二〇二三年三月二日上午八时，我上网查了一下，想知道他更多的信息，才知他不姓金，而姓沈，沈金梅，上海人，一九三六年生，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新港》文学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天津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天津市作家协会编审。一九五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作有《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孙犁的小说艺术》《傅雷传》《李叔同为何出家》等十余种。曾多次获得天津市鲁迅文艺奖和社科优秀成果奖。

我与金梅先生有缘是因为他的《傅雷传》。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时曾经是这部书稿的复审（他不知道）。这本书写得非常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创办《书屋》时，我立即向他约稿，他也马上来稿支持。后来，我向他赠阅杂志，不料他却来了封信：“周实同志：新春好！惠赠大刊一期收到了，谢谢。由于我长期订阅贵刊（1998年度亦已订阅），以后不要费心再寄了。此事请转告有关同志。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浪费一本刊物是很可惜的。今后麻烦你的事当不少。盼多多谅解。匆此，即颂，大安。金梅1.29”。由是我的眼前出现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一个独善其身的人，一个固执的读书人。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但我感觉我的感觉应该是很切实的。

《书屋》只发过他两篇稿子，一篇是《寻访藏书楼》：“向往常熟藏书楼久矣！今年春天，终于得到一次机会，有常熟之行。”这篇文章中，我最记得的是他写脉望馆的今天：“常熟老城规模不大，但由于它是依山傍水而建，水又呈河汊纵横之状，整座城市并不方整，外地人要找到某处所在是很不易的。从导游图上看，脉望馆位于南城中部，在图上以一红点标出。照理说，按图索骥是不难的。但当我一边寻找一边询问时，当地人却并不知道有个脉望馆。到清末名臣翁同龢纪念馆去打听，也不得要领。不远处恰好有家书店，藏书楼与书有关。他们该知道吧！售书的是位女士，虽说她也没听说过，但很热情，按导游图所示，为我详细地指点了具体方位。”写到这里另起一段：“终于找到了脉望馆所在的南赵弄十号。在弄口向东一望，穿过新近铺设的西泾岸大街，对面就是我刚才去过的翁同和纪念馆所在的翁家巷。两个馆所一街之隔，硬是互不“相闻相识”。脉望馆是找到了，却又使我失望起来。一位在廊下闲坐的老太太，见我私自闯入，忙加阻拦。我央求她说，你们这处住所名声很大，我是慕名而来，请允许我随意看看吧。老太太说前院后院都是住家，没啥好看的，稍许看看就走。前院后院地看了十几分钟，也从住家门口往里瞧了瞧，没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赵氏父子当年的住宅共三组，现在仅存正中立轴一组，共三进，原先作书房和藏书处的房子，也都成了居民的住家。脉望馆的书香气，已无从与闻了。赵琦美死后，脉望馆藏书，大多转手钱谦益的绛云楼。传说书去之日，常熟山中，白天竟有鬼哭之声。正如史家所言，‘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它是人们反映赵氏父子嗜书至诚至笃的一个假借。’便是假借吧，现在也很少有人提起了。”平静舒缓的语气中浸透了的是一个爱书人的痛彻和悲凉。

再就是他作为李叔同的研究者，指出当时的几部年谱、传记以及收录其作品的专集，至少将四首他人之作，当成了李叔同的诗词，而其实这四首《并非李叔同的诗词》。比如他说《书愤》一诗：这是一首七律。原文是：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朝廷有笑声。将此诗记在李叔同名下的始作俑者，是李叔同的私淑弟子，最早为其撰作年谱的李芳远；而提供这一错误信息的，则是李叔同的侄子李晋章（1895—1945，名麟玺）。一九四四年，林子青先生在其编著的年谱（香港普慧莲社流通发行）“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四〕”条中，不只引录了李芳远所编年谱（原稿）“二十五岁”条中关于此诗出处的记载，所谓“为其侄麟玺书箑诗”云云，还引录了李晋章致编者（林子青）书中的说法：“又‘文采风流四座倾’句诗，乃（甲辰年）为玺所书，此箑不知落于何方，前者为芳远兄所钞，本玺昔年背诵记住未忘，一时想起，故亟钞之以奉……”后出的几部年谱、传记，为了说明此诗系李作，还引述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一四节的一段记载作为旁证材料。梁启超的这段话是：“新民社校对房一敝箑，忽有题七律五章于其上者；涂抹狼藉，不能全认识，更不知谁氏作也。中殊有佳语。第一章末联云：‘行矣临流复一叹，泠然哀瑟奏雍门’。第二章末二联云：‘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无事干霄哭，隐隐朝廷有笑声’。第三章首二联云：‘富春江上夕阳微，那有闲情理钓丝。神女何归洛水绿，圣人不作海波飞’。第四章首二联云：‘黑龙王气黯然销，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在列举了上述情况之后，他很简单明了地指出：李晋章只是说，李叔同书箑过《书愤》这首诗，并没有说其三叔在书箑时标名此诗即他所作。一些人是在主观地假定《书愤》为李叔同所作之后，才搜寻和引出梁启超的话作凭证的。更重要的是，所引梁氏的这一段话，除了证明《新民丛报》校对房一“敝箑”上的诗句与《书愤》一诗部分相同和没有发表外，根本不能证明《书愤》的作者是李叔同。梁氏当时就说，“更不知谁氏作也”，后来的人怎么反倒可以遽然认定是李氏所作呢？其次，李叔同在出家之际，曾将其一九○七年（丁未）前所作诗词，亲自厘定书写一遍。这一墨迹，现收录在由夏宗禹编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的《弘一大师遗墨》中。其中，并无《书愤》一诗。再其次，尽管在戊戌变法期间，李叔同的思想情绪倾向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刻过一方“南海康君是吾师”的闲章），但至今并无史料证明，李叔同与梁启超及其主编的《新民丛报》有过何种联系。在从无交往的情况下，他能贸然将自己的作品或题写的书件（扇面之类）投寄对方吗？须知：本世纪初中国出版的报刊，多系同人性质和社团所办，不是“圈子”中人，或不熟识者，不会轻率地投稿的。那么，《书愤》究竟系何人所作呢？他回答：有近现代诗歌史料证明，此诗乃民主革命者、在中国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的马君武所作。接着，他又讲述了马君武的人生以及他与梁启超、孙中山的关系，以及马君武在日本留学期间，差不多每年都回国探亲或从事其他活动。一九○三年四月底，马在上海绅、商、学界举行的中国国民总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并领唱爱国歌曲，情绪热烈激昂。返回日本前，作七律《去国辞》五章。此前一年（1902）十二月底，他也曾回上海一次，还陪后为国学大师的谢无量游了扬州。谢当时就读上海南洋公学，李叔同与他是同学。有这层关系，李很可能在这时见过或听说过马君武其人，因此，他也会见过马在一九○三年所作的《去国辞》五章。李叔同书箑的所谓《书愤》一诗，即是马作五章中的第二章，只是第二联中“某山某水留踪迹”错写为“某山某水留奇迹”，末联中的“众生何事干霄哭”写成了“众生何用干霄哭”，差别两字而已。再接着，他又指出一九一三年夏天，马君武曾自编《马君武诗稿》，并作自序，于次年六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这本诗集中就有《去国辞》五章。不是自己的作品，马能收录吗？这就证明，所谓李叔同之作《书愤》一诗，系马君武的作品。马诗《去国辞》其他三章（其一、其三、其四）中的部分联语，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校对房一“敝箑”上看到的那些诗句，一字不错。这就更加证明，所谓《书愤》一诗，确系马君武《去国辞》中的第二章。至于其他三首诗，他是如何论证的，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有兴趣者可去寻看。文章的结尾，他说道：“李叔同——弘一法师是个非常认真、做一样像一样的人，宣扬他的事迹，恐怕首先需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吧！”我觉得他就学得很好，是个真正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