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金梅先生去世,今天,二〇二三年三月二日上午八时,我上网查了一下,想知道他更多的信息,才知他不姓金,而姓沈,沈金梅,上海人,一九三六年生,一九五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新港》文学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天津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天津市作家协会编审。一九五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作有《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孙犁的小说艺术》《傅雷传》《李叔同为何出家》等十余种。曾多次获得天津市鲁迅文艺奖和社科优秀成果奖。
我与金梅先生有缘是因为他的《傅雷传》。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时曾经是这部书稿的复审(他不知道)。这本书写得非常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创办《书屋》时,我立即向他约稿,他也马上来稿支持。后来,我向他赠阅杂志,不料他却来了封信:“周实同志:新春好!惠赠大刊一期收到了,谢谢。由于我长期订阅贵刊(1998年度亦已订阅),以后不要费心再寄了。此事请转告有关同志。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浪费一本刊物是很可惜的。今后麻烦你的事当不少。盼多多谅解。匆此,即颂,大安。金梅1.29”。由是我的眼前出现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一个独善其身的人,一个固执的读书人。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但我感觉我的感觉应该是很切实的。
《书屋》只发过他两篇稿子,一篇是《寻访藏书楼》:“向往常熟藏书楼久矣!今年春天,终于得到一次机会,有常熟之行。”这篇文章中,我最记得的是他写脉望馆的今天:“常熟老城规模不大,但由于它是依山傍水而建,水又呈河汊纵横之状,整座城市并不方整,外地人要找到某处所在是很不易的。从导游图上看,脉望馆位于南城中部,在图上以一红点标出。照理说,按图索骥是不难的。但当我一边寻找一边询问时,当地人却并不知道有个脉望馆。到清末名臣翁同龢纪念馆去打听,也不得要领。不远处恰好有家书店,藏书楼与书有关。他们该知道吧!售书的是位女士,虽说她也没听说过,但很热情,按导游图所示,为我详细地指点了具体方位。”写到这里另起一段:“终于找到了脉望馆所在的南赵弄十号。在弄口向东一望,穿过新近铺设的西泾岸大街,对面就是我刚才去过的翁同和纪念馆所在的翁家巷。两个馆所一街之隔,硬是互不“相闻相识”。脉望馆是找到了,却又使我失望起来。一位在廊下闲坐的老太太,见我私自闯入,忙加阻拦。我央求她说,你们这处住所名声很大,我是慕名而来,请允许我随意看看吧。老太太说前院后院都是住家,没啥好看的,稍许看看就走。前院后院地看了十几分钟,也从住家门口往里瞧了瞧,没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赵氏父子当年的住宅共三组,现在仅存正中立轴一组,共三进,原先作书房和藏书处的房子,也都成了居民的住家。脉望馆的书香气,已无从与闻了。赵琦美死后,脉望馆藏书,大多转手钱谦益的绛云楼。传说书去之日,常熟山中,白天竟有鬼哭之声。正如史家所言,‘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它是人们反映赵氏父子嗜书至诚至笃的一个假借。’便是假借吧,现在也很少有人提起了。”平静舒缓的语气中浸透了的是一个爱书人的痛彻和悲凉。
再就是他作为李叔同的研究者,指出当时的几部年谱、传记以及收录其作品的专集,至少将四首他人之作,当成了李叔同的诗词,而其实这四首《并非李叔同的诗词》。比如他说《书愤》一诗:这是一首七律。原文是: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朝廷有笑声。将此诗记在李叔同名下的始作俑者,是李叔同的私淑弟子,最早为其撰作年谱的李芳远;而提供这一错误信息的,则是李叔同的侄子李晋章(1895—1945,名麟玺)。一九四四年,林子青先生在其编著的年谱(香港普慧莲社流通发行)“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四〕”条中,不只引录了李芳远所编年谱(原稿)“二十五岁”条中关于此诗出处的记载,所谓“为其侄麟玺书箑诗”云云,还引录了李晋章致编者(林子青)书中的说法:“又‘文采风流四座倾’句诗,乃(甲辰年)为玺所书,此箑不知落于何方,前者为芳远兄所钞,本玺昔年背诵记住未忘,一时想起,故亟钞之以奉……”后出的几部年谱、传记,为了说明此诗系李作,还引述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一四节的一段记载作为旁证材料。梁启超的这段话是:“新民社校对房一敝箑,忽有题七律五章于其上者;涂抹狼藉,不能全认识,更不知谁氏作也。中殊有佳语。第一章末联云:‘行矣临流复一叹,泠然哀瑟奏雍门’。第二章末二联云:‘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无事干霄哭,隐隐朝廷有笑声’。第三章首二联云:‘富春江上夕阳微,那有闲情理钓丝。神女何归洛水绿,圣人不作海波飞’。第四章首二联云:‘黑龙王气黯然销,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在列举了上述情况之后,他很简单明了地指出:李晋章只是说,李叔同书箑过《书愤》这首诗,并没有说其三叔在书箑时标名此诗即他所作。一些人是在主观地假定《书愤》为李叔同所作之后,才搜寻和引出梁启超的话作凭证的。更重要的是,所引梁氏的这一段话,除了证明《新民丛报》校对房一“敝箑”上的诗句与《书愤》一诗部分相同和没有发表外,根本不能证明《书愤》的作者是李叔同。梁氏当时就说,“更不知谁氏作也”,后来的人怎么反倒可以遽然认定是李氏所作呢?其次,李叔同在出家之际,曾将其一九○七年(丁未)前所作诗词,亲自厘定书写一遍。这一墨迹,现收录在由夏宗禹编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的《弘一大师遗墨》中。其中,并无《书愤》一诗。再其次,尽管在戊戌变法期间,李叔同的思想情绪倾向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刻过一方“南海康君是吾师”的闲章),但至今并无史料证明,李叔同与梁启超及其主编的《新民丛报》有过何种联系。在从无交往的情况下,他能贸然将自己的作品或题写的书件(扇面之类)投寄对方吗?须知:本世纪初中国出版的报刊,多系同人性质和社团所办,不是“圈子”中人,或不熟识者,不会轻率地投稿的。那么,《书愤》究竟系何人所作呢?他回答:有近现代诗歌史料证明,此诗乃民主革命者、在中国学术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的马君武所作。接着,他又讲述了马君武的人生以及他与梁启超、孙中山的关系,以及马君武在日本留学期间,差不多每年都回国探亲或从事其他活动。一九○三年四月底,马在上海绅、商、学界举行的中国国民总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并领唱爱国歌曲,情绪热烈激昂。返回日本前,作七律《去国辞》五章。此前一年(1902)十二月底,他也曾回上海一次,还陪后为国学大师的谢无量游了扬州。谢当时就读上海南洋公学,李叔同与他是同学。有这层关系,李很可能在这时见过或听说过马君武其人,因此,他也会见过马在一九○三年所作的《去国辞》五章。李叔同书箑的所谓《书愤》一诗,即是马作五章中的第二章,只是第二联中“某山某水留踪迹”错写为“某山某水留奇迹”,末联中的“众生何事干霄哭”写成了“众生何用干霄哭”,差别两字而已。再接着,他又指出一九一三年夏天,马君武曾自编《马君武诗稿》,并作自序,于次年六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这本诗集中就有《去国辞》五章。不是自己的作品,马能收录吗?这就证明,所谓李叔同之作《书愤》一诗,系马君武的作品。马诗《去国辞》其他三章(其一、其三、其四)中的部分联语,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校对房一“敝箑”上看到的那些诗句,一字不错。这就更加证明,所谓《书愤》一诗,确系马君武《去国辞》中的第二章。至于其他三首诗,他是如何论证的,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有兴趣者可去寻看。文章的结尾,他说道:“李叔同——弘一法师是个非常认真、做一样像一样的人,宣扬他的事迹,恐怕首先需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吧!”我觉得他就学得很好,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年嘉湖畔 周实
前《书屋》主编周实的正观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