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山何地可，仗锡有烟霞。

避暑愚公谷，谈经杨子家。

禅心凭落叶，世事听浮槎。

莫负渊明里，还来看菊花。

“莫负渊明里”是出自清初戏剧家裘琏《赠别雪公上人》中的诗句，“雪公上人”即是彪炳画史的八大山人。此时的裘琏寄居在江西瑞州府新昌县（今宜丰县，以下均同），该诗是邀请时在奉新县芦田耕香院修禅的八大山人来新昌做客。裘琏诗句中的“渊明里”可用来概括史料中记载的“宜丰印象”。

新昌立县于宋太平兴六年（公元981年），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远不止这个时候。早于宋朝七百余年的三国时期，这里就已经建立了县级行政机构，同时西汉的梅福、西晋的许逊和东晋的陶渊明均在这里留下足迹，具有两千余年的人文历史。

九岭山脉连绵在湘、赣两省交界，山脉两侧是广阔的鱼米之乡。秦汉时期，大量的蛮夷和流民藏身于此，躲避战乱。三国时期又成为孙吴和刘表的纷争之地。新昌县则处在山脉南麓的赣西北地区，目前县境面积1935平方公里，山林面积209.5万亩（约1393平方公里），人口25.3万，地貌格局则是“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自晋至唐，因沟壑纵横和山路险阻，这片崇山峻岭依然是一处适合避乱栖息之所。翻开世代居住在宜丰望族的族谱就会发现，他们的始迁祖无一例外的就是看中这块远离纷争的土地，于是扎根在此，开垦耕作，繁衍生息。

如南北朝的漆彬，官龙骧将军，从高安新城徙居石台（今宜丰新昌镇良头村石头组）。到了隋朝，其后裔漆弼捨家宅建寺庙，后成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清凉禅院，北宋文豪苏轼和苏辙两兄弟曾一同拜访。漆氏成为新昌县治四大望族之一。

如唐朝末年的蔡剑，官江南西道节度副使，因“雅意林壑”徙居盐步（今宜丰县城）开垦。五代时立盐步镇，又在北宋初年立新昌县，其中蔡剑的后裔蔡嵩和蔡岑两兄弟功不可没。蔡氏成为新昌县治四大望族之一。

如唐朝末年的张玉，官九江观察使兼提刑狱，期间“拜陶靖节祠，择其子孙有行谊者数人复其身，令肄业学宫”。唐亡后，挂冠归奉新，再徙居横冈（今宜丰同安乡宅里）隐居。张氏成为新昌县太平乡望族。

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出于防御九岭山脉的需要，在此屯田，立宜丰县，又有史料称丰城，之后经历三次废除。自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至宋太平兴六年（公元981年）的三百六十五年间，这片地广人稀的区域隶属高安县管辖，去郡百里，官府无法进行有效地管理，历史记载几乎一片空白。

北宋立国，在蔡氏的推动之下，于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又在这片土地上置新昌县，《国朝会要》则称置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笔者认为，新昌治县于“太平兴国六年”的记载出于《太平寰宇记》，采集的是“转运司之奏请”，并列出详细的户口数量，从奏请到获准存在时间差。

《太平寰宇记》记载，新昌立县时，划归管辖的人口仅有0.48万户。又《新昌县志》记载，宋有2.8万户和约10.5万人口，户均3.75人，由此可换算出新昌立县时的人口才1.8万，也就是说，自立新昌县后人口增长了近9万人。遗憾的是，《新昌县志》记载的数据没有说明是在宋朝的哪个时期？

笔者透过史料分析，到南宋亡时，新昌县人口可能远不止《新昌县志》记载的这个数字。房弼在《州官题名记》中提到：“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诏江南诸县户四万以上等第升州。新昌与焉，州既升，官亦升。仕于是邦者，其爵秩视昔殊矣。”南宋亡于公元1279年，短短的十余年时间再加上朝代更替和战乱，人口从2.79万户猛增到4万余户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故可推断，在南宋末年，新昌县人口其实就已达到4万户的规模。另外，据《新昌县志》记载，元有4.1万户，按户均3.75人计算，有15.43万人，故南宋末的人口数量与元初大致相同。2020年，宜丰县人口为25.29万人（第七次人口普查），仅比七百余年前多出10万人左右。目前全国人口基数已达到14亿，而宋时全国人口基数则不足1个亿，相当于现在人口200余万规模的县，可见当时的新昌县属于人烟稠密区域。

通过与新昌接壤各县同时期人口数字对比也可发现，新昌县人口数量之多，让周边三县望尘莫及。如上高县，宋有1.8万户，约6.35万人口，比新昌县少4万余人。又如万载县，宋有1.28万户和3.34万人口，比新昌县少7万余人。又如奉新县，宋0.9万户和1.72万人口，比新昌县少近9万人。就拿当时筠州府治所的高安县来比较，宋有3.45万户，约12.09万人口，仅比新昌多1.5万人。那么，为什么当时筠州四县中位置最偏僻的新昌县会出现人口暴增呢？

笔者认为，新昌县人口的增长首先与两宋交替时长江以北人口大量南渡的大环境有关，其次又与南渡移民寻求理想的庇护之所有关。陶渊明经苏轼推崇，在北宋文人中形成不可阻挡的影响力，陶诗所追求的精神世界得到效仿，《桃花源记》所描述的世外桃源，在那个因战乱而被迫南渡的年代里，无疑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尽管目前无法证实《桃花源记》是否陶渊明在“宜丰”时所作，但人们发现心中的理想社会与新昌县存在许多吻合之处，否则无法解释南宋时期新昌县人口暴增的原因。

一是环境。新昌县境内崇山峻岭、丛林密布，因交通不便与外界隔绝。蔡人杰《重修县门楼记》中提到：“自建炎盗入，讫宋三百年，民不识兵。”即自唐末至两宋交替之前的三百年间，新昌县百姓没见过军队，一直保留着古朴淳厚的民风，成为当时南渡人们理想的目的地，宛如《桃花源记》中所述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许多文人儒士举家迁徙到此，不仅带来先进的技术，而且也带来了家学，开办众多的书院，于是耕读蔚然成风，故有元朝知州赵居仁“吾州亦子男之邦”的感叹和明朝县令汪道“山川之胜、人物之盛、文章之富甲于旁邑”的赞美。

如胡湘，宋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任新昌知县，择县治东南之石埠定居。胡氏成为新昌县治四大望族之一。

又如李烈，任南昌教谕。宋天圣庚午（公元1030年），由修水迁居新昌澄溪（今澄塘）。李氏为澄塘望族。

又如刘仕章，任袁州分宜主薄。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逢游新昌之境，见山水美胜，相中新市里，便把家迁居于此。其子刘从政人称刘十万，时为天宝巨富。

又如陈值，任筠州参军，宋治平乙巳（公元1065年），由陈家湖迁居天宝山谷后坊。陈氏为潭山望族。

又如熊仔，任利州观察使给奉筠州。宋高宗南渡后（公元1143-1175年）始迁居新昌县治盐步镇。熊氏成为新昌县治四大望族之一。

又如刘椿，宋光宗年间（公元1147-1200年）任大姑岭巡检，秩满见辛会形势颇胜，遂携家定居。今为天宝望族。

由于篇幅有限，以上所列举仅是因新昌县环境胜美而迁居的部分家族。各家族英才辈出，可考历朝进士达230人、举人达780多人，为新昌县人文历史谱下恢弘篇章。

二是民风。北宋时期，黄庭坚有《东郭居士南园记》和《新昌瑞芝亭记》两篇文章盛赞新昌县乃是隐逸闻道和嘉政福民之地，在当时的文人仕宦和学士贵族中广为传诵。

《东郭居士南园记》是黄庭坚为其居住在新昌县城东的姑父蔡曾所筑“南园”而撰，文章中对“南园”的布局和环境极尽溢美之词，体现出当时文人雅士“独居而乐、独思而忧”的精神追求，读来让人神往。

宋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黄庭坚在与新昌接壤的修水双井老家为母亲守孝，期间刚到任新昌知县三个月的卲叶称其便坐之室生出十二支五色灵芝，乡人认为是嘉政，必有福于民。于是卲叶差人到修水双井报信，黄庭坚为此作《新昌瑞芝亭记》。文章中，黄庭坚对五色灵芝生长于新昌的现象颇为惊奇，故详细论述其祥瑞，对卲叶行嘉政于民给予厚望。尽管史料没有记载卲叶在新昌有可圈可点的政绩，但黄庭坚此篇文章无疑向世人传达了新昌乃是世上的祥瑞之地。

同年七月，黄庭坚又为好友柳平撰《江西道院赋并序》。时外界一直流传江西四府“民险而键，以终诉而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笔之民”，时柳平官筠州知府，发现民风淳朴，为官悠闲自在，在府署构建偏室时名为“江西道院”，向世人辟谣正名。偏室落成后，柳平差人告知黄庭坚。此文章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筠州府的金字招牌。筠州后改称瑞州，遂成为后来南迁人们的向往之地。

南宋淳熙年间，新昌知县钱鍪同样感于为官悠闲自在，仿黄庭坚意，在县署后庭建“江西小道院”，故新昌县又有“江西小道院”之称。笔者认为，这些均是南宋时期吸引大量南渡移民涌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是人文。《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并没有引起史家的关注，尽管陶渊明的“粉丝”苏轼和其弟弟苏辙曾到访过新昌名胜，但不见他们的著作中半字提起“渊明始家宜丰”，这点也成为某些学者质疑的依据。胡思敬在《盐乘》中也道：“靖节居宜丰时年尚少，地又极偏，即有可传之时，载笔者无从之”。笔者认为这是“渊明始家宜丰”不为学界所认可的关键，故才有“若《图经》云始家宜丰，则史传诗文俱无考证，难于取信”之说。

只要知晓宜丰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为人知的“渊明里”早在九百余年前的南宋，随着全国各地能人志士的到来而大白天下。其中又以熊仔的裔孙熊良辅对新昌县历史的挖掘和考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熊良辅随祖父熊仔迁居新昌，仍以开封原籍举进士，知光化军，不久转武大夫，又知辰州。熊良辅秩满只携一块古碑回居新昌，潜心地方史。因宋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新昌县署被乱兵焚毁，典籍无存，之后各任县令交接时，均临时謄写县情，文字伪舛寖多。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县令赵纶碍于新昌县近百年无典籍可查，决定拾遗考实地方史料，重纂图经，名为《新昌图经》，并请熊良辅为序。熊良辅在《新昌图经序》中道：“况繇汉晋以来，先贤遗躅，如梅之尉山、陶之故里，皆在邑境之内。高风千载，人益嘉尚。”

此后又有新昌天德乡的南宋状元姚勉：“不负晋朝，惟书甲子号，如吾里渊明者乎，是所位义也”。南宋年间，除赵纶外，其后任瑞州知府的文天祥、新昌知县的赵揣长、曾渊子等均是在“高风千载、人益嘉尚”的感召下，撰写了有关“渊明里”的文章。熊良辅的儿子熊襄更受父的影响，秩满后在“书林桥”筑书屋，隐居田园读书。南宋亡时，毅然募兵抗元，为此舍身取义，终身不事二朝。熊襄是南宋时期新昌“尊陶”之风熏陶下的典型代表。

南宋时期，新昌县“尊陶”之风兴起，为那些南渡的文人提供了一块精神寄托之地。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且也将新昌县不为人知的历史载入史册。如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载的新昌县史料明显多于《太平寰宇记》，之后的《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等均对新昌人文历史有较详细的记载。

然而到了元末，新昌县成为红巾军各势力的掳掠之地，官府无力抵御，各乡募勇自保，数年间田地荒芜，桃源式的景象一去不复。陈友谅盘踞江州时被强征浮粮，朱元璋建立明朝时又不予减免，清初“减浮”时又与高安县发生纷争，数百年来的繁重赋役不仅严重滞缓新昌县的经济发展，而且使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导致人口锐减。如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还有军民等户2.04万，人口10.77万，回到宋朝人口数量，比元初减少近5万人。

至清初时，又减少至9.13万人，成丁男子仅为1.97万，妇女大口仅为0.99万，其余的均是未成丁男子和妇女小口。明朝立国以来，新昌人口不增反减，说明有大量的人口抛家外逃或死亡，这其中不堪重负是主要原因。

同时因赋役分配也导致民间矛盾不断，恃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出现，造成诉讼不断、赋税难于准时上缴等各种社会问题，官吏疲于应付。故有新昌知县黄运启“民贫而疲于积逋之交徵，士愿而苦于谋生之不暇”之感叹。清康熙年间，新昌县多次统计人口，其目的就是想消除这些矛盾，故受到民众称赞，才有漆嘉祉的《邑侯胡公编审碑记》。

明万历年的《江西舆地图说》对江西各地民风评价主要有“淳、刁、悍”三种，给出新昌县民风评价是“悍”。又道：“（新昌）风气骄嚚，谤讟机穽，以刀笔为耒耜。而豪右作逋逃，主邑长吏良苦辛矣！”尽管对《江西舆地图说》的评判可提出质疑，但此时的新昌县完全没有了“江西小道院”的光景。据史料分析，笔者认为明代这股“以刀笔为耒耜”之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故在科举取消之后，宜丰投身法政的士子非常多。同时，《江西舆地图说》也提到：“（新昌）古朴流风犹有存者，人耻恶声而世家克由礼”说明自宋时延续下来的家族风范并没完全泯没。

《江西舆地图说》所述，也可从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新昌知县沈希韶倡建文峰塔的行为中得到佐证。沈希韶见新昌县从曾经的“子男之邦”沦落为“愚蛮之地”，甚为叹惜。他不仅从民间中选拔士子收为门生，如吴甘来、漆嘉祉等，而且亲自卜基建文峰塔，目的是教化于民，企图重兴文风。清康熙年间，邑绅们将文峰塔改称为崇文塔。从此，历来受到新昌县文人志士的重视和保护，得于留存至今。

明朝时，新昌县对外贸易的物产单一，邹维琏在《与南新二县父母公书》中就有：“敝邑新昌，僻在万山中，田硗赋重，无他物产，仅藉草纸一种”，崇文塔前后历八十六年才建成，可见当时民穷财匮的状况。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经不起任何的冲击，在经历了朝代更替之后，清康熙壬寅（公元1662年），黄运启到任新昌知县，当从凌江转乘扁舟来到新昌县治时，让他意料不到的是新昌县如此土瘠民懦，县城内外皆是百业萧条的景象，故有：“余不佞，承乏五盐。始至之日，入其郊，郊多宿莽；经其衢，衢多扬沸；觐先圣之宫，宫为茂草抵莅；止之厅事，数椽不蔽，陋若寒畯焉。”清代除乾嘉时期较为稳定外，境内又曾遭遇数次寇乱，至太平天国后期，县域经济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新昌县因环境、民风和人文等形成的“渊明里”，成为宋人南渡聚居之地，促使该地区从蒙昧走上文明，构建起以世代耕读出仕为主的社会体系，并逐步与外界交流。又因战乱和重赋，明初起迫使大量人口迁出，民风逐渐颓废。到了清乾嘉时期，尽管出现数十年短暂的繁荣，但还是阻止不了走上末落的步伐。

《易经》曰：“观看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当下，这块充满传奇的区域已远离战乱七十余年，曾经山徼僻壤的新昌县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崭新和充满希望的宜丰县，原有的天堑已变为通途，数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即便如此，先辈留下的璀璨文化仍值得我们骄傲，不能随意否认、漠视和抹去。“莫负渊明里”，应在先辈开创出的人文基础上付出努力，把自己的家乡建设的更加美好，让千年来的文脉赓续下去，必然会迎来宋时八方来客纷沓而至的“渊明里”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