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是否缺了点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在当代一些知识分子那里是否有所式微。
当代知识分子出现了群体认知迷失,出现了追名逐利的倾向,出现了个别知识分子的堕落。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勇于直言、敢说实话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没有变,也不应该变。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努力活跃党内生活,大力倡导独立思考的风气,进一步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国外的主流看法,是指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人。在我国,所谓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具备大学及以上学历,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按照这个定义,我国的工程师、管理员、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传媒工作者,均属于知识分子。
我们仅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例,或仅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讨论一下当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问题。
最近有两件事,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有关。
一件是,2022年12月17日,首都师范大学高调举办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开题报告会,引起业内广泛讨伐。批评者认为:“这个会开得不合时宜。任何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只要不昧着良心,都会为时下的疫情海啸而痛心不已。耳闻目睹,不是阳就是待阳,特别是中标的老人、短缺的药物、殡仪馆的排队。”“在此时此刻,难道非得‘隆重’地搞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盛会吗?”进而指出:“疫情三载,动辄社会停摆,经济已然凋敝,民不聊生,乱象丛生。俨然生活在真空中的这些马克思主义专家们,似乎被病毒清零了脑子,惟有唱赞歌,抬轿子,粉饰太平,没羞没耻,无休无止。” 被批评者没有回应,但很快撤掉了学校公号上的消息。
另一件是,2023年1月2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去世引发广泛悼念和追思。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一声“春雷”,拉开了当时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2019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胡福明获“改革先锋”称号。官方评价:“他以共产党员的巨大勇气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担当,勇开思想先河,勇立时代潮头,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坊间评价:“胡先生堪称无双国士,关心国事,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勇于担当,用一篇文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多年后胡福明坦言,为了写这篇文章,他做了最坏的设想,甚至是坐牢。他说,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应该有责任和担当,挺身而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对比这两件事,我们要思考,与胡福明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相比,在某些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是否缺了点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在当代一些知识分子那里是否有所式微。
当代知识分子出现了群体认知迷失。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被思想改造的对象,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压。改革开放后,以胡福明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坚持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有在关键时刻‘喊一嗓子’的魄力和担当”,为我国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些年来,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缺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人云亦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看到社会不平事,不是仗义执言,而是装聋作哑。在很大程度上世俗化了,已然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风骨。
当代知识分子出现了追名逐利的倾向。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成了精致的利益主义者。为了名利,趋炎附势,追风赶潮,无所不用其极;判断是非的标准,只看“来头”和领导好恶;对一些观点,明明不赞成,但也要逢迎和吹捧;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不一样,失去了学者的自立自尊自爱;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批评,不敢发表独立见解。首都师范大学参与开题报告会的那些领导和专家们,就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只有“主义”,没有民生,在他们心中,只有小我,没有民众。
当代知识分子个别人的堕落已成公害。当今社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知识分子已经从人们尊敬的对象变成了人们嘲讽的靶子,“专家”已被大家讥讽为“砖家”。坊间有“几个不可低估”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不可低估知识分子的堕落”。确有个别知识分子,品行低劣,说假话不脸红;有的为捞取个人资本,主动迎合权势;有的丧失做人底线,无视事实粉饰太平;有的监视同僚,告密邀功;有的为谋取特别好处,不惜出卖灵魂。知识分子的操守是社会文明的风向标,知识分子的堕落是社会最后的堕落。要警惕个别知识分子的堕落现象,切不可使这种现象任意蔓延。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有风骨傲骨的。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反唇相讥怒骂蒋介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与国家利益和人民期望是一致的,彼此没有厉害冲突。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勇于直言、敢说实话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没有变,也不应该变。要在新的形势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赋予新内涵,不断发扬光大。
继续弘扬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现在,在一些地方的知识界,却出现了逃避现实、万马齐喑的局面。敢言者,成了另类。看风使舵,察言观色,甚至逢迎溜须成为“时尚”。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极危险的。知识分子要提高自己的社会角色认知,不向世俗低头,不随波逐流,不吹牛不奉迎不势利,不做墙头草,自觉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就是要为真理而献身。胡福明说过:如果看不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我看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对我国社会前进的阻碍而不去批判和斗争,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当代知识分子要以胡福明为楷模,关注现实,服务人民,尽到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
继续树立敢讲真话的价值导向。知识分子是思想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对知识分子来说,坚持独立思考,是职责所系。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要保持头脑清醒,吐真言说实话,保持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发现社会弊病,要主动发声、敢于发声,不计较个人得失,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胡福明曾说:“我的观点没什么特别,只是常识”,“说出常识,比发现真理更难”。无论风云多么变幻,环境多么恶劣,当代知识分子都要尊重规律,敢“说出常识”。要讲真话实话。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谈过说话的三条底线:“力图说真话;不能说真话则保持沉默;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能做到这三条。
继续营造讲真话新话的社会环境。2010年5月12日,在中央党校学员开学典礼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活跃党内生活,大力倡导独立思考的风气,进一步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但不知从何时起,讲真话和讲真话的人,都成了“稀缺资源”。提倡讲真话讲新话的环境,不是更宽松了,而是更恶劣了,甚至达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个人独立思考的空间不断被挤压,给人的感觉是,要么闭嘴,要么“消亡”。
就在近日,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主办的《戏剧与影视评论》,“因无法做到‘说真话’,宣布集体退出”。编辑部专门解释:9年前,我们发誓,以“现代化”和“说真话”作为我们的办刊宗旨;倘不能坚持这6个字的宗旨,多一份戏剧影视艺术的杂志,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所谓“说真话”,就是只说自己真正相信的话,不为权力或金钱说自己其实并不真信的话。9年来,我们一直不满意于自己的工作,一直感觉力不从心,一直期盼着未来某一天我们或许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唯有一点我们对自己还算满意,那就是,守住了“现代化”的原则和“说真话”的底线。“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所谓宗旨”,“失去了曾有的信心”。
《戏剧与影视评论》“集体退出”事件说明,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的“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并没有出现,很可能越来越糟糕了,这绝不是时代的荣光。事实证明,养成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习惯和风骨,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容忍人民无所顾忌的说真话,“就是只说自己真正相信的话”,那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会不会打折扣呢?!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只懂得“听话”和“服从”,整个社会鸦雀无声,那么,这个社会会不会死水一潭,久而久之,会不会出大问题呢?!
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政府要鼓励知识分子讲真话,提倡全社会讲新话,并为之不断创造宽松的环境。这是一项十分严肃和紧迫的政治任务。
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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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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