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仅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例，或仅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讨论一下当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问题。

最近有两件事，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有关。

一件是，2022年12月17日，首都师范大学高调举办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开题报告会，引起业内广泛讨伐。批评者认为：“这个会开得不合时宜。任何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只要不昧着良心，都会为时下的疫情海啸而痛心不已。耳闻目睹，不是阳就是待阳，特别是中标的老人、短缺的药物、殡仪馆的排队。”“在此时此刻，难道非得‘隆重’地搞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盛会吗？”进而指出：“疫情三载，动辄社会停摆，经济已然凋敝，民不聊生，乱象丛生。俨然生活在真空中的这些马克思主义专家们，似乎被病毒清零了脑子，惟有唱赞歌，抬轿子，粉饰太平，没羞没耻，无休无止。” 被批评者没有回应，但很快撤掉了学校公号上的消息。

另一件是，2023年1月2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去世引发广泛悼念和追思。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一声“春雷”，拉开了当时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2019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胡福明获“改革先锋”称号。官方评价：“他以共产党员的巨大勇气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担当，勇开思想先河，勇立时代潮头，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坊间评价：“胡先生堪称无双国士，关心国事，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勇于担当，用一篇文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多年后胡福明坦言，为了写这篇文章，他做了最坏的设想，甚至是坐牢。他说，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应该有责任和担当，挺身而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对比这两件事，我们要思考，与胡福明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相比，在某些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是否缺了点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职业操守与社会责任，在当代一些知识分子那里是否有所式微。

当代知识分子出现了群体认知迷失。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被思想改造的对象，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压。改革开放后，以胡福明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坚持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有在关键时刻‘喊一嗓子’的魄力和担当”，为我国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些年来，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缺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人云亦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看到社会不平事，不是仗义执言，而是装聋作哑。在很大程度上世俗化了，已然没有了知识分子的风骨。

当代知识分子出现了追名逐利的倾向。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成了精致的利益主义者。为了名利，趋炎附势，追风赶潮，无所不用其极；判断是非的标准，只看“来头”和领导好恶；对一些观点，明明不赞成，但也要逢迎和吹捧；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不一样，失去了学者的自立自尊自爱；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批评，不敢发表独立见解。首都师范大学参与开题报告会的那些领导和专家们，就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只有“主义”，没有民生，在他们心中，只有小我，没有民众。

当代知识分子个别人的堕落已成公害。当今社会出现一种奇怪现象：知识分子已经从人们尊敬的对象变成了人们嘲讽的靶子,“专家”已被大家讥讽为“砖家”。坊间有“几个不可低估”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不可低估知识分子的堕落”。确有个别知识分子，品行低劣，说假话不脸红；有的为捞取个人资本，主动迎合权势；有的丧失做人底线，无视事实粉饰太平；有的监视同僚，告密邀功；有的为谋取特别好处，不惜出卖灵魂。知识分子的操守是社会文明的风向标，知识分子的堕落是社会最后的堕落。要警惕个别知识分子的堕落现象，切不可使这种现象任意蔓延。

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有风骨傲骨的。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闻一多“我自清贫，绝交官僚”；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反唇相讥怒骂蒋介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与国家利益和人民期望是一致的，彼此没有厉害冲突。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勇于直言、敢说实话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没有变，也不应该变。要在新的形势下，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赋予新内涵，不断发扬光大。

继续弘扬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现在，在一些地方的知识界，却出现了逃避现实、万马齐喑的局面。敢言者，成了另类。看风使舵，察言观色，甚至逢迎溜须成为“时尚”。这是不正常的，也是极危险的。知识分子要提高自己的社会角色认知，不向世俗低头，不随波逐流，不吹牛不奉迎不势利，不做墙头草，自觉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中的共产党员，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就是要为真理而献身。胡福明说过：如果看不到“两个凡是”的问题，我不去批驳可以理解，我看到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对我国社会前进的阻碍而不去批判和斗争，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当代知识分子要以胡福明为楷模，关注现实，服务人民，尽到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

继续树立敢讲真话的价值导向。知识分子是思想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对知识分子来说，坚持独立思考，是职责所系。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要保持头脑清醒，吐真言说实话，保持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发现社会弊病，要主动发声、敢于发声，不计较个人得失，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胡福明曾说：“我的观点没什么特别，只是常识”，“说出常识，比发现真理更难”。无论风云多么变幻，环境多么恶劣，当代知识分子都要尊重规律，敢“说出常识”。要讲真话实话。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谈过说话的三条底线：“力图说真话；不能说真话则保持沉默；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能做到这三条。

继续营造讲真话新话的社会环境。2010年5月12日，在中央党校学员开学典礼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活跃党内生活，大力倡导独立思考的风气，进一步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但不知从何时起，讲真话和讲真话的人，都成了“稀缺资源”。提倡讲真话讲新话的环境，不是更宽松了，而是更恶劣了，甚至达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个人独立思考的空间不断被挤压，给人的感觉是，要么闭嘴，要么“消亡”。

就在近日，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主办的《戏剧与影视评论》，“因无法做到‘说真话’，宣布集体退出”。编辑部专门解释：9年前，我们发誓，以“现代化”和“说真话”作为我们的办刊宗旨；倘不能坚持这6个字的宗旨，多一份戏剧影视艺术的杂志，其实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所谓“说真话”，就是只说自己真正相信的话，不为权力或金钱说自己其实并不真信的话。9年来，我们一直不满意于自己的工作，一直感觉力不从心，一直期盼着未来某一天我们或许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唯有一点我们对自己还算满意，那就是，守住了“现代化”的原则和“说真话”的底线。“我们现在对我们的所谓宗旨”，“失去了曾有的信心”。

《戏剧与影视评论》“集体退出”事件说明，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的“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并没有出现，很可能越来越糟糕了，这绝不是时代的荣光。事实证明，养成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习惯和风骨，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容忍人民无所顾忌的说真话，“就是只说自己真正相信的话”，那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会不会打折扣呢？！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只懂得“听话”和“服从”，整个社会鸦雀无声，那么，这个社会会不会死水一潭，久而久之，会不会出大问题呢？！

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政府要鼓励知识分子讲真话，提倡全社会讲新话，并为之不断创造宽松的环境。这是一项十分严肃和紧迫的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