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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七一前夕,人们向延乔路的站牌献花的场景。
延乔路是以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的名字命名的一条路。
人们给陈延年与陈乔年敬献的鲜花,也包含着对他们的父亲陈独秀的一份情感。陈延年与陈乔年走上革命道路,与陈独秀的人生选择有很大关系,遗憾的是,他们父子生前的关系并不好。
影响陈独秀父子关系的,除了陈独秀的个人因素,还跟祖父给他播下的一颗畸形的“父爱”的种子有关。
01
回首自己的童年,陈独秀心中充满伤感。1937年,58岁的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陈独秀号实庵)中说自己是个“自幼便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的父亲是一名秀才,一生科举不顺,以教书为业。陈独秀不到两岁时,父亲染上瘟疫在苏州怀宁会馆去世。父亲早逝,祖父在陈独秀生活中充当着父亲的角色。
陈独秀的祖父性情严厉,因为留着一把雪白的长须,人称他为“白胡子爹爹”,人们都怕这位白胡子爹爹,孩子们哭闹时,大人喊一声“白胡子爹爹来了”,孩子就吓得止住哭声。
陈独秀说他祖父“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好洁,好静,本是好事,为何陈独秀说祖父是怪脾气呢?原来陈独秀祖父的好洁、好静到了变态的地步。他要求家里的桌椅和任何一个角落必须一尘不染,见到一点灰尘,就对陈独秀的母亲和陈独秀的两个姐姐破口大骂。他不让家里有脚步声,全家人只能蹑手蹑脚走路。陈独秀的二姐有时不注意,走出脚步声,就遭到祖父毒打。
陈独秀祖父的怪脾气人人皆知,陈独秀的外婆来陈家走亲戚,也捏手捏脚,像贼一样走路,因为祖父听到脚步声就会骂,又不说骂谁,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状况,只好不去招惹他。
但是,这个有洁癖的祖父却喜欢抽大烟,不是在家里抽,而是到街上那些乌烟瘴气的小烟馆里抽,也不嫌烟馆里肮脏。
从陈独秀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的祖父是一位典型的封建专制家长,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家人的感受。这种家长在我们现代社会是受到谴责的,专制时代,人们并不认为这种专制家长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严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陈独秀家祖上是绅士“向来瞧不起”的“小户人家”,陈独秀的父亲考中秀才,叔叔考中举人,做了官,陈家进入绅士阶层。所以从外人的眼光看去,祖父是一位“成功”父亲,他的棍棒教育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才,这让祖父更加失去反思自己错误教育方式的机会。
02
陈独秀从小天资过人,祖父见他是块好材料,亲自监督陈独秀的学业。
祖父对陈独秀学业的重视,让陈独秀倒了大霉。
祖父恨不得让陈独秀一年之内把四书五经都读熟,还要求陈独秀背《左传》。陈独秀才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对佶屈聱牙的古文理解不透,只能死记硬背,完不成祖父布置的任务,祖父就打他。
陈独秀性情倔强,无论祖父怎样毒打,咬紧牙关,一声不哭,一滴泪不掉。祖父对此既愤怒又无奈,不止一次跟人说:“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祖父与其说是骂陈独秀,不如说是表达自己心中的恐惧。他用武力无法制服孙子,心里是充满挫败感的,他预感到孙子将来不会沿着他设定的路走下去,孙子将来走到哪里去,他无法预测。
陈独秀十岁时,祖父去世。
祖父去世以后,陈独秀的大哥承担起教育陈独秀的责任来。陈独秀的大哥性情和善,陈独秀说他是个“阿弥陀佛的大哥”。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章,大哥就让陈独秀读《昭明文选》,直到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才让他临急抱佛脚攻读八股文章的写法,没想到陈独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了秀才。
陈独秀的四叔陈衍庶是陈家第一位名人,他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只是命中无子,眼看已近暮年,他只好把早年丧父的侄子陈独秀收为嗣子。
陈独秀与嗣父是怎样相处的,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我们只知道,陈独秀曾经跟着在嗣父在东北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陈独秀十九岁,此前与嗣父不熟,短时间内也培养不出多少感情来。
嗣父是在祖父的棍棒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潜意识里会模仿祖父的“严父”做派。陈独秀吃软不吃硬,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才能滋润他那颗父爱缺失的心,他在嗣父那里没有获得感情上的哺育,在他的自传中,对嗣父一字未提。
03
没有享受过父爱温暖的陈独秀,自己也不会做父亲。
陈独秀与原配高晓岚生有三子两女,他把孩子的抚养交给了妻子和母亲,他的精力用在了国家兴亡的大事上。
陈独秀少年时期对维新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去日本留学期间,又接受了西方的革命思潮。回国以后,他参加革命组织,写文章,办报纸,成为一位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对于子女,他是亏欠的,对他的儿女来说,他更像一个影子父亲。
1910年,陈独秀做了一件让家人不可原谅的事情,他与妻子的妹妹高君曼谈起了恋爱,他们的恋情遭到双方长辈的反对,陈独秀带着高君曼私奔了。
在不负责任的父亲和含辛茹苦的母亲之间,孩子们当然同情母亲。陈延年和陈乔年是长子和次子,对母亲的痛苦体会更深刻,对父亲也更加仇恨。
1913年,陈衍庶病逝,陈延年与陈乔年正在给嗣祖父守灵,突然闯进来一队官兵。原来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袁世凯的手下来抓人,没抓到陈独秀,就来抓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兄弟三人逾墙而逃,躲到乡下,才逃过一劫。
1915年,陈独秀把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这是几年来父子第一次见面。
他们之间陌生像打着一堵墙,怎么也亲近不起来。陈延年和陈乔年没有住在父亲家,而是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陈延年与陈乔年不称陈独秀为“父亲”,“父亲”这个词太陌生,他们喊不出口。他们呼父亲为“陈独秀”,后来成为党内同志,就称父亲为“独秀同志”,这个客气而疏远的称呼里有种冰冷的距离。
04
陈独秀与儿子之间没有爱吗?也不是。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相爱方式,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来说,就是“我成了你”。他俩从秉性到人生道路的选择,几乎是父亲陈独秀的复刻版。
他们像父亲一样不甘于在乱世里做一名书生,也像父亲一样关心国事胜于家事。他们与父亲陈独秀的距离感也像极了陈独秀与嗣父陈衍庶的关系。
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做到四品道员,富甲一方。陈独秀对嗣父做官发财的行为很反感,他宁可过着清贫生活,也不挥霍嗣父的财产,在外面从来也不打嗣父的旗号。后来,他为了与“封建官僚”嗣父划清界线,主动解除了承嗣关系。
陈延年和陈乔年到上海以后,小姨高君曼想把他俩接到家中居住,陈独秀不同意,想让他们自强自立。陈延年与陈乔年也不想依靠父亲,疼爱他俩的祖母谢氏来看望他俩,想给他俩留一些钱,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拒绝了。
陈延年和陈乔年做苦力养活自己,他俩衣衫褴褛,与底层劳工混在一起,经常啃点粗糙的饼子,喝点自来水,勉强维持生存。虽然生活艰苦,却让他们对劳苦大众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信仰上,他们父子不约而同选择了信奉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是国内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陈延年和陈乔年最初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受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才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徒。
1922年,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同年,他们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4年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回国,陈独秀发现,他们父子成了革命战友,成了党内“同志”。在具体观念上,他们父子还是有所不同,陈延年与陈乔年都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过陈独秀的主张。
05
1927年,陈延年被逮捕牺牲,年仅29岁,第二年,陈乔年被捕牺牲,年仅26岁。
终他们一生,与父亲陈独秀相处的时间不多,与父亲亲切交流的时间,更是几乎没有。
两个儿子牺牲以后,陈独秀并没有流露出太多悲伤,妻子高君曼在家中为陈延年和陈乔年招魂,陈独秀还讥笑她“迂腐”。
多年后一件小事,证明陈独秀的心是很痛的,他只是把痛苦埋在了心底。
1936年西安事变时,陈独秀正在南京坐牢,听到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他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让人打了点酒,买了点菜。他斟满一杯酒,祭奠大革命以来牺牲的烈士们,然后,他斟上第二杯酒,呜咽道:“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们酹此一杯。”说着,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他不是不爱儿子,而是他从小生活在祖父的棍棒之下,没有一个可以效仿的“慈父”榜样,他不知道怎样做父亲。
还有就是,他自青年时代为革命奔波,把坐牢杀头视为寻常事,自己尚不畏死,对儿子的死,他虽然伤痛,也认为死得其所。
晚年的陈独秀流落四川,三子陈松年带着妻儿和祖母来与他相聚。陈独秀听到儿子要来的消息,非常高兴,写信告诉儿子行船路线,还嘱咐他们从重庆下船,一定要坐轿,“万万不省小费”。他怕不大出门的儿子不认路,也怕儿子为省几个小钱,下船以后带着一家老小步行。
在陈独秀保留下来的另一封给陈松年的信中,也是絮絮叨叨谈些生活琐事,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信,没有英雄气短,只有儿女情长。
陈松年陪伴着父亲陈独秀走过人生的最后时光,陈独秀去世以后,他设法把父亲的遗骨运回家乡安葬。
比起两位哥哥,陈松年既不幸又幸运。他出生时父亲就离开了他,他二十三岁以前从未见过父亲,这是他的不幸。幸运的是他见到父亲时,父亲已到晚年,风霜打磨去了父亲年轻时的锐利,在感情上,他的父亲变得圆润了。
陈独秀把最后的温情给了陪伴他的亲人,他的父爱温暖了儿子的同时,儿子回馈的情感也温暖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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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何其 ,喜欢文史,爱好八卦,关注女性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