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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七一前夕，人们向延乔路的站牌献花的场景。

延乔路是以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的名字命名的一条路。

人们给陈延年与陈乔年敬献的鲜花，也包含着对他们的父亲陈独秀的一份情感。陈延年与陈乔年走上革命道路，与陈独秀的人生选择有很大关系，遗憾的是，他们父子生前的关系并不好。

影响陈独秀父子关系的，除了陈独秀的个人因素，还跟祖父给他播下的一颗畸形的“父爱”的种子有关。

01

回首自己的童年，陈独秀心中充满伤感。1937年，58岁的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陈独秀号实庵）中说自己是个“自幼便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的父亲是一名秀才，一生科举不顺，以教书为业。陈独秀不到两岁时，父亲染上瘟疫在苏州怀宁会馆去世。父亲早逝，祖父在陈独秀生活中充当着父亲的角色。

陈独秀的祖父性情严厉，因为留着一把雪白的长须，人称他为“白胡子爹爹”，人们都怕这位白胡子爹爹，孩子们哭闹时，大人喊一声“白胡子爹爹来了”，孩子就吓得止住哭声。

陈独秀说他祖父“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好洁，好静，本是好事，为何陈独秀说祖父是怪脾气呢？原来陈独秀祖父的好洁、好静到了变态的地步。他要求家里的桌椅和任何一个角落必须一尘不染，见到一点灰尘，就对陈独秀的母亲和陈独秀的两个姐姐破口大骂。他不让家里有脚步声，全家人只能蹑手蹑脚走路。陈独秀的二姐有时不注意，走出脚步声，就遭到祖父毒打。

陈独秀祖父的怪脾气人人皆知，陈独秀的外婆来陈家走亲戚，也捏手捏脚，像贼一样走路，因为祖父听到脚步声就会骂，又不说骂谁，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状况，只好不去招惹他。

但是，这个有洁癖的祖父却喜欢抽大烟，不是在家里抽，而是到街上那些乌烟瘴气的小烟馆里抽，也不嫌烟馆里肮脏。

从陈独秀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的祖父是一位典型的封建专制家长，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家人的感受。这种家长在我们现代社会是受到谴责的，专制时代，人们并不认为这种专制家长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严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陈独秀家祖上是绅士“向来瞧不起”的“小户人家”，陈独秀的父亲考中秀才，叔叔考中举人，做了官，陈家进入绅士阶层。所以从外人的眼光看去，祖父是一位“成功”父亲，他的棍棒教育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才，这让祖父更加失去反思自己错误教育方式的机会。

02

陈独秀从小天资过人，祖父见他是块好材料，亲自监督陈独秀的学业。

祖父对陈独秀学业的重视，让陈独秀倒了大霉。

祖父恨不得让陈独秀一年之内把四书五经都读熟，还要求陈独秀背《左传》。陈独秀才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对佶屈聱牙的古文理解不透，只能死记硬背，完不成祖父布置的任务，祖父就打他。

陈独秀性情倔强，无论祖父怎样毒打，咬紧牙关，一声不哭，一滴泪不掉。祖父对此既愤怒又无奈，不止一次跟人说：“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祖父与其说是骂陈独秀，不如说是表达自己心中的恐惧。他用武力无法制服孙子，心里是充满挫败感的，他预感到孙子将来不会沿着他设定的路走下去，孙子将来走到哪里去，他无法预测。

陈独秀十岁时，祖父去世。

祖父去世以后，陈独秀的大哥承担起教育陈独秀的责任来。陈独秀的大哥性情和善，陈独秀说他是个“阿弥陀佛的大哥”。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章，大哥就让陈独秀读《昭明文选》，直到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才让他临急抱佛脚攻读八股文章的写法，没想到陈独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了秀才。

陈独秀的四叔陈衍庶是陈家第一位名人，他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官，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只是命中无子，眼看已近暮年，他只好把早年丧父的侄子陈独秀收为嗣子。

陈独秀与嗣父是怎样相处的，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我们只知道，陈独秀曾经跟着在嗣父在东北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陈独秀十九岁，此前与嗣父不熟，短时间内也培养不出多少感情来。

嗣父是在祖父的棍棒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潜意识里会模仿祖父的“严父”做派。陈独秀吃软不吃硬，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才能滋润他那颗父爱缺失的心，他在嗣父那里没有获得感情上的哺育，在他的自传中，对嗣父一字未提。

03

没有享受过父爱温暖的陈独秀，自己也不会做父亲。

陈独秀与原配高晓岚生有三子两女，他把孩子的抚养交给了妻子和母亲，他的精力用在了国家兴亡的大事上。

陈独秀少年时期对维新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去日本留学期间，又接受了西方的革命思潮。回国以后，他参加革命组织，写文章，办报纸，成为一位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对于子女，他是亏欠的，对他的儿女来说，他更像一个影子父亲。

1910年，陈独秀做了一件让家人不可原谅的事情，他与妻子的妹妹高君曼谈起了恋爱，他们的恋情遭到双方长辈的反对，陈独秀带着高君曼私奔了。

在不负责任的父亲和含辛茹苦的母亲之间，孩子们当然同情母亲。陈延年和陈乔年是长子和次子，对母亲的痛苦体会更深刻，对父亲也更加仇恨。

1913年，陈衍庶病逝，陈延年与陈乔年正在给嗣祖父守灵，突然闯进来一队官兵。原来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袁世凯的手下来抓人，没抓到陈独秀，就来抓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兄弟三人逾墙而逃，躲到乡下，才逃过一劫。

1915年，陈独秀把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这是几年来父子第一次见面。

他们之间陌生像打着一堵墙，怎么也亲近不起来。陈延年和陈乔年没有住在父亲家，而是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陈延年与陈乔年不称陈独秀为“父亲”，“父亲”这个词太陌生，他们喊不出口。他们呼父亲为“陈独秀”，后来成为党内同志，就称父亲为“独秀同志”，这个客气而疏远的称呼里有种冰冷的距离。

04

陈独秀与儿子之间没有爱吗？也不是。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相爱方式，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来说，就是“我成了你”。他俩从秉性到人生道路的选择，几乎是父亲陈独秀的复刻版。

他们像父亲一样不甘于在乱世里做一名书生，也像父亲一样关心国事胜于家事。他们与父亲陈独秀的距离感也像极了陈独秀与嗣父陈衍庶的关系。

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做到四品道员，富甲一方。陈独秀对嗣父做官发财的行为很反感，他宁可过着清贫生活，也不挥霍嗣父的财产，在外面从来也不打嗣父的旗号。后来，他为了与“封建官僚”嗣父划清界线，主动解除了承嗣关系。

陈延年和陈乔年到上海以后，小姨高君曼想把他俩接到家中居住，陈独秀不同意，想让他们自强自立。陈延年与陈乔年也不想依靠父亲，疼爱他俩的祖母谢氏来看望他俩，想给他俩留一些钱，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拒绝了。

陈延年和陈乔年做苦力养活自己，他俩衣衫褴褛，与底层劳工混在一起，经常啃点粗糙的饼子，喝点自来水，勉强维持生存。虽然生活艰苦，却让他们对劳苦大众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信仰上，他们父子不约而同选择了信奉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是国内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陈延年和陈乔年最初信奉无政府主义，他们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受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才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徒。

1922年，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同年，他们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4年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回国，陈独秀发现，他们父子成了革命战友，成了党内“同志”。在具体观念上，他们父子还是有所不同，陈延年与陈乔年都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过陈独秀的主张。

05

1927年，陈延年被逮捕牺牲，年仅29岁，第二年，陈乔年被捕牺牲，年仅26岁。

终他们一生，与父亲陈独秀相处的时间不多，与父亲亲切交流的时间，更是几乎没有。

两个儿子牺牲以后，陈独秀并没有流露出太多悲伤，妻子高君曼在家中为陈延年和陈乔年招魂，陈独秀还讥笑她“迂腐”。

多年后一件小事，证明陈独秀的心是很痛的，他只是把痛苦埋在了心底。

1936年西安事变时，陈独秀正在南京坐牢，听到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他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让人打了点酒，买了点菜。他斟满一杯酒，祭奠大革命以来牺牲的烈士们，然后，他斟上第二杯酒，呜咽道：“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们酹此一杯。”说着，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他不是不爱儿子，而是他从小生活在祖父的棍棒之下，没有一个可以效仿的“慈父”榜样，他不知道怎样做父亲。

还有就是，他自青年时代为革命奔波，把坐牢杀头视为寻常事，自己尚不畏死，对儿子的死，他虽然伤痛，也认为死得其所。

晚年的陈独秀流落四川，三子陈松年带着妻儿和祖母来与他相聚。陈独秀听到儿子要来的消息，非常高兴，写信告诉儿子行船路线，还嘱咐他们从重庆下船，一定要坐轿，“万万不省小费”。他怕不大出门的儿子不认路，也怕儿子为省几个小钱，下船以后带着一家老小步行。

在陈独秀保留下来的另一封给陈松年的信中，也是絮絮叨叨谈些生活琐事，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儿子的信，没有英雄气短，只有儿女情长。

陈松年陪伴着父亲陈独秀走过人生的最后时光，陈独秀去世以后，他设法把父亲的遗骨运回家乡安葬。

比起两位哥哥，陈松年既不幸又幸运。他出生时父亲就离开了他，他二十三岁以前从未见过父亲，这是他的不幸。幸运的是他见到父亲时，父亲已到晚年，风霜打磨去了父亲年轻时的锐利，在感情上，他的父亲变得圆润了。

陈独秀把最后的温情给了陪伴他的亲人，他的父爱温暖了儿子的同时，儿子回馈的情感也温暖了他。

作者：叶何其 ，喜欢文史，爱好八卦，关注女性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