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给鲁迅一块橡皮，让他擦去生命中最不想关联的人，我想，他可能会擦去他的祖父周福清和妻子朱安吧。

1919年底，鲁迅从老家绍兴搬到北京，他烧掉了祖父的日记，离开了聚族而居的祖宅，把祖父的记忆抛到脑后。

然而祖父的幽灵并未散去，他倔强地在鲁迅的血液里汩汩流淌。鲁迅三兄弟之中，鲁迅是性格上最像祖父的。

祖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迅的不幸婚姻。

鲁迅把朱安称作“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但是，鲁迅从未憎恶过母亲，他知道母亲别无选择，只能给他娶个朱安这样的女子为妻。

根源在于祖父。

祖父的科考舞弊案导致鲁迅家经济上的困窘与名声上的断崖式坠落。

朱安一生，着实让人心疼，然而因此称鲁迅为“渣男”，也欠妥当。

在朱安独守空房的那些年，鲁迅并没有在外花天酒地，嫖娼狎妓，虽然以他的收入与当时男性的自由度，他完全可以如此。

在遇到许广平以前，鲁迅几乎没有两性间的绯闻。

郁达夫那样的轻狂，鲁迅是没有的，徐志摩那样的炽热，鲁迅也是没有的。

那些年，朱安苦，鲁迅也苦。

只是，朱安的苦无法排解，鲁迅的苦闷可以在他笔下的文学作品中得以释放。

那些年，鲁迅埋头于写作、翻译，既是他身为长子，不得不拼命挣钱养家，也是因为埋头于书本之中，可以暂时忘却婚姻的不幸。

2 

几位有名的浙籍民国文人之中，鲁迅之妻朱安综合起来最无优势。

徐志摩之妻张幼仪，徐志摩说她是“乡下土包子”，其实张幼仪出身名门，几个哥哥很有影响力。张幼仪接受的是新式教育，结婚以前在师范学校上学，婚后跟着徐志摩到德国，学习幼儿教育。

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以后，到大学教德文，创办服装公司，出任女子银行副总裁。虽然是有公公和哥哥保驾护航，她的精明与勇气，也是不可否认的。

徐志摩嫌弃张幼仪，只是两人气场不合，徐志摩心中理想女性的标准太高，只有“文艺女神”级别的女子才达到他的标准。

郁达夫之妻孙荃，是个“乡下土包子”，是乡下财主之女，裹小脚，只上过几年私塾，但她有较好的旧文化功底，旧体诗写得像模像样。

郁达夫日本留学期间，与孙荃诗词唱和，郁达夫一度动心。

只是他自卑心甚重，欲望太深，文青气太浓，总渴望一个光艳照人的女神满足他的欲望，才对孙荃看不顺眼。

另一位被寡母包办婚姻的民国文人胡适，他的妻子江冬秀不识字，其貌不扬，与朱安的境况近似，但是江冬秀身上的勃勃生机，是朱安所没有的。

更重要的是，张幼仪、孙荃、江冬秀等人，意识到与丈夫的差距以后，都积极做出改变，试图缩小与丈夫的心灵差距。

张幼仪学洋文，穿洋装，转型成为新女性。孙荃接受郁达夫的建议改名孙荃，照着郁达夫的示范练字，写诗。

胡适希望江冬秀学文化，江冬秀就学文化，不久绊绊磕磕给胡适写短信。两人建立起自己的沟通渠道，不必依赖别人传情达意，感情就可以升温。胡适不喜欢小脚，江冬秀就主动放大脚，她是个自主掌握命运的女子。

鲁迅对伴侣要求不高，娶她们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相安到老。

3

鲁迅得知母亲给他订婚以后，心情很沉痛。

他对朱安爱不起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艰难地做着接纳朱安的准备。

鲁迅在日本期间写信让朱安放脚，到学堂里读书，他希望朱安做一名新女性，两人将来能有点共同语言。

朱安既没去读书，也没有放脚。

但是她想讨好未婚夫，结婚那天，她在小脚外面套上一双大鞋，伪装成已经放足的样子，下轿的时候，鞋子掉下来，成为笑料。

这比朱安裹着小脚更让鲁迅难以接受，这不是朱安心中的朱安，也不是鲁迅心中的朱安。

与朱安相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母亲鲁瑞。

鲁瑞接到儿子让她放脚的信，就把脚放开了。

她用热水和醋泡脚，给脚趾间塞上棉花，尽量把已经成型的脚放大点。

一位有三个儿子的中年妈妈放脚，舆论哗然，他们把鲁迅母亲的脚叫作“南池大扫帚”，说她“放大了脚，是要去嫁给外国鬼子。”

鲁迅母亲毫不以为意，她说“可不是么，这倒真是难说的呀。”

鲁迅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她通过自学达到了能够读小说、读报纸的程度。在跟着儿子搬到北京以后，她穿上旗袍，戴上眼镜，每天都读报纸，成为一位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时尚老太太。

朱安要放脚，也会有压力，也会有人说她“南池大扫帚”“女孩子长一张大脚，太难看了”之类的话。

但她比鲁迅母亲年轻，还有个正当理由是“未婚夫让她放的”，对于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来说，未婚夫是个很好的挡箭牌。

我们不知道朱安是怎么想的，她很可能什么也没想。

她不愿做任何改变，任何改变都会让她心中的自我滋长起来，而她的自我从来没有发育的机会，她就愿意躺在命运的小舟上，让命运的手推着她走。

改变意味着去面对压力，面对风险，去自己把握命运的桨。她没有那样的力量，她也不想拥有那样的力量。

她就那样在闺中地静静等鲁迅。

结婚以后，她除了给鲁迅洗洗衣服，收拾点东西，几乎没什么事做。

鲁迅搬到上海以后，家中只她与婆婆，她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她一天认一个字，十年也认识三千多个字，读报、看书、写信，基本上可以搞定。

可她就是不学。

婆婆看小说，看报纸，正常女性都会受到激励，她们会想，婆婆生了四五个孩子，比我忙，比我累，都能通过自学看小说，看报纸，我年纪轻轻的，我怎么就不能？

朱安一点没受到刺激，她自始至终没学文化，也没放脚，做女红和做饭，她也不怎么样。

那些漫长的光阴，不知她是怎么度过的。

4

1919年底，鲁迅一家搬到北京居住。

在清理旧物的同时，对家里的冗余人员也做了处理。

鲁迅有个小叔叔，前一年在上海病故，小婶傅氏有一女，夭亡。傅氏拿了一笔卖房钱，回了娘家，很可能是嫁人了。

这时的朱安，与鲁迅结婚十几年，丈夫从未踏进她的卧房，她未来的结局基本可以预知。

她宁愿等着命运预告的结局来临，也不想自己去改变。

鲁迅到北京没几年，与弟弟周作人闹翻，搬出八道湾胡同，他咨询朱安的意见，问她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老家，如果她回绍兴，鲁迅会给她寄生活费。

朱安还是没有选择离开。

她说：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

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时，朱安的娘家也衰落了，在鲁迅家卖掉周家新台门以后，朱家台门也卖掉了，朱安回绍兴居住有困难。

另外的原因就是，她不知怎样面对生活。

鲁迅对朱安很矛盾，他既不掩饰他对朱安的厌恶，又尽量对朱安以礼相待。

鲁迅买点心，先奉母亲，再给朱安，最后是他自己，平时的衣物吃食，也不缺朱安，他只是不想看到她，不想理她。

他与她就这样矛盾地生活一个屋檐下。

朱安既为自己的身世悲苦，又觉得鲁迅待她也不坏，除了不与她同房，似乎无可挑剔。

晚年的朱安把自己比作一只蜗牛，从墙底往上爬，以为会爬到房顶，终于没力气了。

可她好像忘了，在她二十来岁，闺中待嫁时，她的未婚夫曾经鼓励她去学堂读书，让她插上知识的翅膀，像鸟儿一样飞起来。

可她害怕飞起来的风险，她放弃了。

她只能看着丈夫在天上飞，她在墙根上爬，看着他扑扇着翅膀飞远，消失到她的生活之外，再也看不见。

怪谁呢？

至少不能都怪到鲁迅头上，朱安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