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给鲁迅一块橡皮,让他擦去生命中最不想关联的人,我想,他可能会擦去他的祖父周福清和妻子朱安吧。
1919年底,鲁迅从老家绍兴搬到北京,他烧掉了祖父的日记,离开了聚族而居的祖宅,把祖父的记忆抛到脑后。
然而祖父的幽灵并未散去,他倔强地在鲁迅的血液里汩汩流淌。鲁迅三兄弟之中,鲁迅是性格上最像祖父的。
祖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迅的不幸婚姻。
鲁迅把朱安称作“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但是,鲁迅从未憎恶过母亲,他知道母亲别无选择,只能给他娶个朱安这样的女子为妻。
根源在于祖父。
祖父的科考舞弊案导致鲁迅家经济上的困窘与名声上的断崖式坠落。
朱安一生,着实让人心疼,然而因此称鲁迅为“渣男”,也欠妥当。
在朱安独守空房的那些年,鲁迅并没有在外花天酒地,嫖娼狎妓,虽然以他的收入与当时男性的自由度,他完全可以如此。
在遇到许广平以前,鲁迅几乎没有两性间的绯闻。
郁达夫那样的轻狂,鲁迅是没有的,徐志摩那样的炽热,鲁迅也是没有的。
那些年,朱安苦,鲁迅也苦。
只是,朱安的苦无法排解,鲁迅的苦闷可以在他笔下的文学作品中得以释放。
那些年,鲁迅埋头于写作、翻译,既是他身为长子,不得不拼命挣钱养家,也是因为埋头于书本之中,可以暂时忘却婚姻的不幸。
2
几位有名的浙籍民国文人之中,鲁迅之妻朱安综合起来最无优势。
徐志摩之妻张幼仪,徐志摩说她是“乡下土包子”,其实张幼仪出身名门,几个哥哥很有影响力。张幼仪接受的是新式教育,结婚以前在师范学校上学,婚后跟着徐志摩到德国,学习幼儿教育。
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以后,到大学教德文,创办服装公司,出任女子银行副总裁。虽然是有公公和哥哥保驾护航,她的精明与勇气,也是不可否认的。
徐志摩嫌弃张幼仪,只是两人气场不合,徐志摩心中理想女性的标准太高,只有“文艺女神”级别的女子才达到他的标准。
郁达夫之妻孙荃,是个“乡下土包子”,是乡下财主之女,裹小脚,只上过几年私塾,但她有较好的旧文化功底,旧体诗写得像模像样。
郁达夫日本留学期间,与孙荃诗词唱和,郁达夫一度动心。
只是他自卑心甚重,欲望太深,文青气太浓,总渴望一个光艳照人的女神满足他的欲望,才对孙荃看不顺眼。
另一位被寡母包办婚姻的民国文人胡适,他的妻子江冬秀不识字,其貌不扬,与朱安的境况近似,但是江冬秀身上的勃勃生机,是朱安所没有的。
更重要的是,张幼仪、孙荃、江冬秀等人,意识到与丈夫的差距以后,都积极做出改变,试图缩小与丈夫的心灵差距。
张幼仪学洋文,穿洋装,转型成为新女性。孙荃接受郁达夫的建议改名孙荃,照着郁达夫的示范练字,写诗。
胡适希望江冬秀学文化,江冬秀就学文化,不久绊绊磕磕给胡适写短信。两人建立起自己的沟通渠道,不必依赖别人传情达意,感情就可以升温。胡适不喜欢小脚,江冬秀就主动放大脚,她是个自主掌握命运的女子。
鲁迅对伴侣要求不高,娶她们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相安到老。
3
鲁迅得知母亲给他订婚以后,心情很沉痛。
他对朱安爱不起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艰难地做着接纳朱安的准备。
鲁迅在日本期间写信让朱安放脚,到学堂里读书,他希望朱安做一名新女性,两人将来能有点共同语言。
朱安既没去读书,也没有放脚。
但是她想讨好未婚夫,结婚那天,她在小脚外面套上一双大鞋,伪装成已经放足的样子,下轿的时候,鞋子掉下来,成为笑料。
这比朱安裹着小脚更让鲁迅难以接受,这不是朱安心中的朱安,也不是鲁迅心中的朱安。
与朱安相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母亲鲁瑞。
鲁瑞接到儿子让她放脚的信,就把脚放开了。
她用热水和醋泡脚,给脚趾间塞上棉花,尽量把已经成型的脚放大点。
一位有三个儿子的中年妈妈放脚,舆论哗然,他们把鲁迅母亲的脚叫作“南池大扫帚”,说她“放大了脚,是要去嫁给外国鬼子。”
鲁迅母亲毫不以为意,她说“可不是么,这倒真是难说的呀。”
鲁迅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她通过自学达到了能够读小说、读报纸的程度。在跟着儿子搬到北京以后,她穿上旗袍,戴上眼镜,每天都读报纸,成为一位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时尚老太太。
朱安要放脚,也会有压力,也会有人说她“南池大扫帚”“女孩子长一张大脚,太难看了”之类的话。
但她比鲁迅母亲年轻,还有个正当理由是“未婚夫让她放的”,对于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来说,未婚夫是个很好的挡箭牌。
我们不知道朱安是怎么想的,她很可能什么也没想。
她不愿做任何改变,任何改变都会让她心中的自我滋长起来,而她的自我从来没有发育的机会,她就愿意躺在命运的小舟上,让命运的手推着她走。
改变意味着去面对压力,面对风险,去自己把握命运的桨。她没有那样的力量,她也不想拥有那样的力量。
她就那样在闺中地静静等鲁迅。
结婚以后,她除了给鲁迅洗洗衣服,收拾点东西,几乎没什么事做。
鲁迅搬到上海以后,家中只她与婆婆,她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她一天认一个字,十年也认识三千多个字,读报、看书、写信,基本上可以搞定。
可她就是不学。
婆婆看小说,看报纸,正常女性都会受到激励,她们会想,婆婆生了四五个孩子,比我忙,比我累,都能通过自学看小说,看报纸,我年纪轻轻的,我怎么就不能?
朱安一点没受到刺激,她自始至终没学文化,也没放脚,做女红和做饭,她也不怎么样。
那些漫长的光阴,不知她是怎么度过的。
4
1919年底,鲁迅一家搬到北京居住。
在清理旧物的同时,对家里的冗余人员也做了处理。
鲁迅有个小叔叔,前一年在上海病故,小婶傅氏有一女,夭亡。傅氏拿了一笔卖房钱,回了娘家,很可能是嫁人了。
这时的朱安,与鲁迅结婚十几年,丈夫从未踏进她的卧房,她未来的结局基本可以预知。
她宁愿等着命运预告的结局来临,也不想自己去改变。
鲁迅到北京没几年,与弟弟周作人闹翻,搬出八道湾胡同,他咨询朱安的意见,问她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老家,如果她回绍兴,鲁迅会给她寄生活费。
朱安还是没有选择离开。
她说: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
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时,朱安的娘家也衰落了,在鲁迅家卖掉周家新台门以后,朱家台门也卖掉了,朱安回绍兴居住有困难。
另外的原因就是,她不知怎样面对生活。
鲁迅对朱安很矛盾,他既不掩饰他对朱安的厌恶,又尽量对朱安以礼相待。
鲁迅买点心,先奉母亲,再给朱安,最后是他自己,平时的衣物吃食,也不缺朱安,他只是不想看到她,不想理她。
他与她就这样矛盾地生活一个屋檐下。
朱安既为自己的身世悲苦,又觉得鲁迅待她也不坏,除了不与她同房,似乎无可挑剔。
晚年的朱安把自己比作一只蜗牛,从墙底往上爬,以为会爬到房顶,终于没力气了。
可她好像忘了,在她二十来岁,闺中待嫁时,她的未婚夫曾经鼓励她去学堂读书,让她插上知识的翅膀,像鸟儿一样飞起来。
可她害怕飞起来的风险,她放弃了。
她只能看着丈夫在天上飞,她在墙根上爬,看着他扑扇着翅膀飞远,消失到她的生活之外,再也看不见。
怪谁呢?
至少不能都怪到鲁迅头上,朱安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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