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十几岁时，家中连遭劫难，先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场舞弊案判了死缓（斩监候），家中花钱打点，才保住命，在杭州坐牢。

然后是鲁迅父亲病倒，请医问药，还是医治无效去世了。

周家虽然败落了，房子在绍兴城还是首屈一指，一座向南的大宅院，大门高大气派，大厅敞亮豪华，房屋足有几十间，后面还有一个三亩大的园子——百草园。

但是！鲁迅家的房子卖不了。

鲁迅家的老祖宗早就预料到将来某一天，不肖子孙沦落到卖房卖地的地步，为了防止儿孙不会没房住，没饭吃，老祖宗殚精竭虑，想好了应对之策。

周家新台门六房，各房的房子交错分布，一家一户，想卖也卖不了，要卖只能六房联合起来一起卖。

只要有几家兴旺的，房子就卖不了。所以鲁迅出生时，周家新台门六房，有几房已经衰落，靠着跑当、借债度日，也卖不了房子。

鲁迅家只能卖地。

鲁迅出生时，家中有四五十亩水田。浙江绍兴，地少人稠，土地精耕细作，产量高，收的租子也多。鲁迅一家，加上丫环、奶妈、厨娘、帮工，总共十几口人，四五十亩水田收上来的租子还是很够吃的。

家中出事以后，鲁迅家卖了一半田地，剩下二十亩，不敢再卖了，再卖就不够吃。

在鲁迅祖父没出事以前，周家新台门六房，鲁迅家的家境是最好。鲁迅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考中进士，在江西做过知县，在朝廷做过内阁中书。虽然没弄到大钱，总是有进益的。

别的几房子孙，读书不成，又不肯做工、务农，闲得没事还染上大烟瘾，坐吃山空。他们自家的田地早就卖得所剩无几。

鲁迅祖父归家丁忧时，看到这群周家不肖子孙，气得追着打他们。

这些周家不肖子孙的生活来源，除了跑当铺、借债，就是等一个美差——大祭祀值年。

“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故乡》虽然是小说，背景却是真实的，鲁迅家族确实有个祭祀值年。

在说鲁迅家庭的祭祀值年以前，先说说鲁迅家族。

鲁迅家族在绍兴是名门望族，有三座气派的大宅院——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

三座台门里住着的周氏子孙是同一个老祖宗，分属三大房，随着子孙增加，每房又派生出三小房。

古人讲究“慎终追远”，祭祀祖宗是头等大事。

三座台门里的周家子孙是同一个老祖宗，就由各房轮流祭祀祖宗，每房轮值一年，这个祭祀叫“致公祭”。

“致公祭”二十七年轮值一次。

鲁迅在《故乡》中说的“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的“大祭祀的值年”，大致上对应致公祭。

不过，小说与实际生活总是有出入。实际上，闰土（现实人物是章运水）与父亲去帮工的是鲁迅家族的另一个祭祀——“佩公祭”。

“佩公祭”是祭祀周家九世祖，这是周家三大房之一“致”字房的祖宗，只“智”字房轮值，九年轮一次。

大祭祀非常隆重，从前年年尾到第二年年终，每逢节日、忌日，都要杀鸡杀鱼，准备丰盛祭品。

鲁迅家祭祀那一年，恰逢鲁迅曾祖母去世，周家大厅停放鲁迅祖母的遗体，祖宗神像移到了大厅西南的大书房。

随着祖宗神像移过去的还有大供桌上摆着的“古铜五事”：铜香炉、铜烛台、铜花瓶。这些祭器高大精美，分量很重，很值钱。

鲁迅曾祖母是周氏家族年龄最大的长辈，丧事很隆重，吊丧的亲友进进出出。鲁迅家怕丢失祭器，就让“闰土”父亲把闰土也带来，一个帮工，一个看管祭器。

这样看来，“大祭祀的值年”是苦差，出钱出力，不小心丢了祭器还要受族人的埋怨。

为什么前面说是“美差”呢？

周家老祖宗早就想到——将来会有些不肖子孙，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钱祭祀祖宗？要想让祖宗永享祭祀，就要自己想办法——设立“祭祀基金”。

小农时代，土地是最保值的。所以祭祀基金的通常形式是“祭田”。

老祖宗指定一块土地为祭祀专用田，轮到谁家祭祀，谁家享有这块田地上的收益。

祭田没有标准，小富之家，祭田一两亩，巨富之家，上千亩也有。

从周家三座大台门，可以想象周家当年的繁盛，祭田是少不了的。

据鲁迅之弟周建人说：周家“致公祭”有三百多亩田，“佩公祭”有一百六十多亩田。

可以想象，“大祭祀值年”，祭品再丰盛，祭祀次数再多，也不会把这么多田地上的地租都花光，总会有一笔节余。

如果动动脑子，在祭品上下点功夫，弄得表面上很好看，实际上所费不多，节余会更多。

对那些富贵发达的周氏子孙来说，当然不屑于此，对那些落魄的周氏子孙来说，这是趴南墙盼着的美差。

鲁迅父亲只好替他值年。田租被别人花光，自己还要准备祭品，对鲁迅家来说，吃力不讨好。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肖子孙没钱可祭，又不能让祖宗失去祭祀，只能由别的子弟代祭。

大家族，兴盛时可以互相帮扶，互相提携，衰败时互相掣肘，撒扯不开。

若是一两房日子不行，其它各房日子兴旺，还可以帮扶一把。往往到末世，哪家也是剜肉补疮，拆西墙补东墙，谁也帮不了谁。

生在末世的孩子，一腔怨愤，一肚子凄凉，他们感受到的不是人性之善，而是人性之恶，从鲁迅到张爱玲，无不如此。

《红楼梦》中有个情节“秦可卿托梦”，也跟“祭田”有关。

秦可卿临终前，托梦于王熙凤：贾府的繁盛时期即将过去，要提前做好打算，以免将来祖宗没的祭祀，儿孙没的学上。

她给王熙凤出的主意是：

第一：在祖坟附近多买些田庄、房舍。

第二：把贾府的私塾搬到坟庄上去。

秦可卿让王熙凤买的田庄、房舍就是祭祀祖宗的祭田、坟庄。贾府的田地真不少，宁国府七八个田庄，荣国府比这还要多。宁荣两府，最保守估计也有一两万亩田地。

但是，一旦犯了罪，皇帝下令抄家，这些田产是要抄没的。

而祭田，是全家族公共资产，祭祀的是全家族的共同祖宗，不能因为某一房犯罪，让其它各房也不能祭祖。

只抄没犯罪那一房的祭田？也不好操作。有的家族祭田只有一两亩，家族倒有上百人，把他那份祭田分割出来，还不分割成本的。

皇帝以儒家思想治国，就要带头响应“慎终追远”的儒家精神，只要不是谋大逆，不能牵连祖宗。

《战国策》中触龙对赵太后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句话，古今同理。

现在的孩子刚出生，父母就筹划买学区房。收入增加，就考虑给孩子买基金，买保险。

过去的父母也是考虑给孩子买基金，买保险，在农业时代最保险的就是土地。父母有了钱，就买房买地，保障子孙后代有房住，有饭吃。

然而父母这样为子女着想，也不能保证子孙代代都争气。

繁盛过后，总会衰败，总会到某一代，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

1919年，鲁迅家所在的周家新台门就再也维持不住，六房共同把新台门卖给一户姓朱的人家，每家领了一笔大洋。

鲁迅兄弟在北京买了一座四合院，虽比不上周家新台门的气派，一家人住着也绰绰有余。

就鲁迅来说，如果不是家族衰败，他很可能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少爷，而不会成为一员文坛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