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是一件有趣味的事，虽然我对昆曲无甚了解。

1949年4月到1976年12月，身在美国的四姐张充和与在贵州教书的大弟张宗和鸿雁往返。

吸引我的不是谈艺录，而是家常信中平淡的日常。那些岁月曾被父母常常提起，也曾在教科书里匆匆掠过。家书从不谈政治，尽量报喜不报忧，可时代的足音依然隐约回响在他们的笔端。

一、三百六十种寄法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远在天涯的姐弟俩一直都在互寄东西，书籍、食品、衣服，还有发夹等应有尽有。张宗和为了上课和研究，会请四姐从美国寄些资料，也会寄一些资料给四姐夫汉学家傅汉斯。这便涉及到各地相关规定了。

充和在1957年7月6日的信中说道：“我知道画片及小东西都收到，现在我给你寄一套印度艺术画片，一套流传海外的中国艺术画片，这些都可以做参考资料，Life我也要给你寄，恐怕你要失望。其中并无黄色画片，我老早想给你寄，只怕里面有不干不净的东西涉及台湾及大陆的政治言论不方便。因为你一向糊涂，不思虑。艺术画片绝无问题的。或者你从有关方面开张证书我就放心了。我先寄几本给你，我自己检查过。”

Life是美国图画杂志，张充和曾经寄给身在台湾的大姐，“邮局说要领事馆许可才行，我气得也不寄了。就是学术书也进不了。所以在台湾的学者真是孤陋寡闻，唯一的办法是到日本香港或美国来看书做点笔记。”（以上是九月十四日写的）（四姐1957.9.29）

张宗和需要这本，张充和很高兴：“你如真的要Life我就寄，老实告诉你，因为一星期一本，家中没地方放，寄给你也好。旧的不寄，寄最新的。”

1961年的信中充和寄资料时又提到“你说寄画报，但多数画报中言论极其不同，曾经检查过几个在政治言论上有毛病，我不能寄给你。我们所以能常通信，是不涉及政治，我还是无心于此。纯艺术画报我没有订，我当剪些纯画给你。不能整本寄。”（四姐1961.11.1）

从美国寄杂志要考虑，寄往美国的书刊杂志也要留心。张宗和想给四姐寄些文学书籍特意询问：“我还想寄一些书来，自然不是毛选，是一些有关文学的书，不知行不行？你看怎样？你说可以我就寄，不行就算了。免得带累你们。选几本一样能看的小花书看怎样？”（宗和1962 1.13)

充和也叮嘱弟弟：“《文学遗产》剪下来。千万勿整版寄，整张整张是要没收的。其他书类无所谓。报纸一定要政府给执照才行。执照只有机关图书才领得到。”（1962.9.19充合）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书刊杂志，油米柴盐亦有寄。纸张匮乏。充和说，“我早知道你们缺纸，因为《光明日报》（是我最爱看的）久不来，已一年多了，说是缺纸。”

美国的纸张使用在充和眼中算是糟蹋东西了，充和连忙到报馆去捡印剩下的白报纸，“ 此种黄纸我买了五百张，其他活页纸三四百张，已寄上两包，一是家中拣出的杂信纸，一种是小本活页。只能当印刷品寄。信封也买了些，但是还未想到办法，既不能卷也不像书（太轻），以后当夹在纸中寄。”（四姐   1961.3.23）她告诉宗和：“你们缺少纸，我将源源寄上，你可放胆练字。”（四姐  1962.1.11）

事实上，宗和的旧信和日记还有情书的一部分都被小女儿以䇇偷了去做草稿纸。谁能想到日后恰恰是以䇇整理出版了父亲与四姑的这本书信集呢。

食物的匮乏则更让人忧心。“端端䇇䇇脸上浮肿，是近来事还是已有过，我心里十分难受，不知可寄点什么补品。你们维他命丸有没有？贵不贵？奶粉这里很便宜，只是信封中寄不济事。最方便是托朋友从香港寄。我知道国家是在好转，只是供不应求，并无看不起的意思。”（四姐 1961.11.10）

给家人寄食物成了重中之重。“近来汉斯同意我们不喝新鲜牛奶，喝去脂奶粉，可省一半以上，脂肪我们都不需要，肉类中都有，一个月可省六元，一年可省七十二元，此七十二元我要放在一边，若有办法可寄给姐弟们一点食物即可。若实在没有办法，就存在这儿，将来再说。我已写了封信托英国一个朋友想办法。据二姐说由香港寄税重，欧洲寄略好，英国最好。”（四姐 1962.1.11）

宗和则努力推辞：“关于你们不吃新鲜牛奶而吃去脂奶粉，留下钱为我们买吃的，千万不要如此做，也不必千方百计设法从香港或英国寄，我们供应情况已逐渐在好转，我写信告诉你的没有一句假话，我想你是会相信我的。”（宗和1962.1.28）

努力总是有办法的：“一月二十七日许道经由英国寄上牛肉七罐，鱼七罐，豆四磅，英国食物的味道更不如美国，不知你们喜不喜欢吃，以后我要他寄点奶粉给你们。收到后照来信告诉有无手续上困难。他有经验，每月寄回国食品。据说香港寄物有税，英国寄去没有税。”( 四姐1962.3.6)

这些食物中，“英国寄来的罐头中鱼最多，但我们最欢迎的还是花生酱和奶粉，酱当奶油搨馒头上最好了，奶粉冲咖啡很香，小立凡来了也可给他吃。”（宗和 1962.9.8）

“英国寄来的食物已收到，其中最宝贵的是奶粉，大家舍不得吃，留给立凡来断奶吃，我吃咖啡也不加，那天文思在家做了一天清洁，我看她累了，冲了一杯她喝，油真多，好像鸡油似的，是黄的，鱼罐头我很喜欢，主要是没有刺，没有头尾，全部都可以吃，味道淡一点，开一罐就得吃完，不然变了味就不好吃了。花生酱孩子们都欢喜，因为早上哪一个馒头涂上酱可以一路吃到学校。搨馒头也和黄油差不多了。”（宗和1962 9.26）

对海外奶粉的需求，真是几十年如一日啊。

花生酱因为受宠，寄法也值得钻研。“你喜欢吃花生酱，我将来想法卷寄些给你。我已发现一种保护，打高尔夫球的棍子的外套是圆桶子，可以放花生酱猪油之类，但要冬天才好，我一定想到好法子，不叫它一塌糊涂。以前花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如何现在也缺少了？”（1962.9.19充合）

花生酱的贵重充和大约是不清楚的，据同样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我妈回忆，那时候政府发的救济粮之一是花生饼，是高级救济粮。

自然，宗和从贵州也寄了不少中国味的食物，最多的是茶叶。“在一起收到两封信，一是有毛尖茶的，茶好极了。我现在回信时就是喝的第一杯，十多年来第一次喝到真正的中国茶。”（四姐  1961.9.2）

“接信中夹有湄潭茶同地膜，收到了谢谢。此湄潭毛尖已经泡了，味厚，一元多一两，太贵了。咸鱼尚未寄出，请勿寄。我怕气味出来，邮局不喜欢。”（四姐充和1961.10.4）

“十月八日信收到，茶叶很好，不比毛尖，我一向觉得毛尖太嫩，不经泡，又是那么贵，划不来。” （四姐1961.11.1）

1962年，市场上茶叶也紧缺。“我因你寄了咖啡来，也想寄点茶叶给你，一来怕丢，二来贵阳市上已无好茶，都是些两毛一两的粗茶，一元多一两的湄潭茶已不见。”（宗和1962.1.21）

除了资料、食品，还有衣服、发夹等零碎东西亦在信中流转，这便是庞杂的生活本身。

二、从文的训诫

作为沈从文的妻弟和妻妹，宗和、充和的信中自然也会提及他。四十年代沈从文产生精神危机，两次自杀。宗和作为家人，自然很关心。

“三姐在附中二部当干部，班主任（不知道是什么主任？），很积极，但忙瘦了，他曾想不开自杀过，据说主要是为吴某，蹇先艾从北京回来说他在郑振铎领导下的文物局（即故宫博物院）工作，拿很少的薪水，丁玲还叫蹇劝劝他，叫他打通思想，他在报上也发表过检讨，他还说：卞之琳可以当教授，我为什么就不能？我想你们应该写信给从文，启发他一下，四姐来的信都是很进步的，你们说他他会相信的。我们要拉他起来，他还是很有用的人。三姐为这事很伤脑筋。”（宗和1953.3.3）

“三姐不太来信，从文现在比以前进步多了，三姐最担心他的就是他进步得太慢，他现在在写关于中国古陶器瓷器的文章，我看来未见得好。”（宗和1954.1.20）

宗和去北京，“那天我和沈从文一同去看的。他现在是专家了，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是锦缎和古镜子专家，以前他老是买假古董，现在却成为真正的古物鉴别家了。”（宗和1956.9.17）

不过沈从文是姐夫，追求张兆和的时候就已经是小说家了，对于妻弟自然有相当的权威。“我还是和三姐最亲近，还是怕沈从文要教训我，见到他我存有戒心。虽然我现在也是四十以上的人了。似乎不该再听训了。”（宗和1956.8.9）

可就算年龄不小了，姐夫也还是姐夫。宗和写小说，请三姐看看，还是收到了姐夫的批评。

“最近接到从文来信，说要到西南来，可来贵阳几天，我写的小说武汉（抗战时的武汉）有三万多字，前托人带给三姐看，他大约见到了，可是并没有看，也许只是随便翻了一下，见我写的字草，就两次来信训我，说我不认真，如何教给学生，人家二十几岁已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我快五十了，还没有成就等等，马上使我想起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和靳以听戏时他训我们的情况，他说不用功的才到中学教书，用功的留在大学当助教，后来我在云大教书了，解放后他不教书很想不通，认为卞大相公都能教书他为什么不能教呢？我对孩子们从来不训她们，文思常说我。”（宗和1962.9.26）

也难怪，受训诫难免有点委屈。其实宗和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上课并不轻松，信里也常对自己上的中国历史文选课、戏曲史、中国戏剧简史的教材、教学方法进行探讨。“我们现在往往要工作十小时之久，上午自己上两堂课，听别人上两堂，下午往往一开会就要开两三小时，晚上自己备课，要到十一点。”（1956.3.24） 

宗和教书之余，“自己很想做研究工作，就是不大容易抽出工夫来。”（宗和 1956.11.22）

他曾把《通鉴纪事本末》译成白话，还做过元曲本子的功课，译唐传奇为白话，曾把《牡丹亭》改成京戏，动笔写过小说已有三万多字。“年近五十，很想写点什么，非为立言，实在是不想虚度光阴，为社会尽一点力，留点什么下来，来也空空，似乎说不过去。”（1962.4.7）

可许多时候，时代已经不允许从容吐出需要积淀的文字了。人生啊，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啊。

三、老苏的悼亡

姐弟书信中还有一个经常提及的人：老苏。老苏全名叫苏景泉，是张宗和的清华同学，1949年后，前往台湾。老苏起初到颇为穷困，想到美国来镀镀金。“老苏在什么侨委会里做事，穷得可以，写信来想要我们给他来美观光，我又有什么办法？还是那么‘吊某某墓’“‘哭某某君’代某某叹气的诗文。寄了又写居然报纸还登他的。”（充和1957.7.6）

难怪钱钟书讽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老苏大概最善此类文章。“老苏大概是无希望，他又来信要我酬二百元印他的诗，又说：‘恐怕有一天西归，失散了可惜，想你是同行，定可……’我预备不复信，他也不见得想回国，常常吊吊郑成功，哭哭所谓烈士，依然故态。（以上是九月十四日写的）”（四姐1957.9.29）

“老苏仍然是老苏，诗信之不进步，一如三十年前，怀古，吊今，叹气，怜恤，义气。”（充和1961.2.15）

“老苏不时有诗来，有感时，有悲愤，有‘忠君爱国’诗，还是那样奇，我从不回信。”（四姐1962.8.10）

姐弟俩对老苏虽然时有吐槽，但亦常常惦念。宗和询问：“还有老苏，从前虽然很怕沾他，但他现在情况到底如何也想知道。”（宗和1966.3.4）

老苏诗文不太进步，但对诗文热衷初心不改，经济状况亦在好转。“老苏‘至死不悟’仍是做诗。他已将自己坟墓做好，别人的挽诗及墓文传记年谱色色俱全。仍是不断的寄诗来，还寄裱好的字来，集子一本又一本的出：《落花集》《冷梅集》。又把他的照片及书法（曾开书展，在自己小房中）集成一本印出。总之他赚得一点薪水（做侨生教育辅导的事，没有教书），朋友及干儿子也有一大堆。所以将来百年以后总不是陶某之凄凉了。”（四姐1972.9.24）

这儿所说的陶某即陶光，他是张宗和的清华同学兼好友，爱慕充和，与宗和同在云南大学做过同事。后来去台湾教书，穷困潦倒，客死异乡。

老苏的身后事确实体面。

“老苏于十一月二十日过世，因胃病常发，开刀数次，他自己生坟老早弄好，入院时快信给我，要给他书写墓志铭，希望生前可见到。果然他生前见到。又说人死不可夏天死，因办事人太热，又如他所愿。他似乎很满意。他印了多种小集子，比过去稍稍进步。因他的格调你是知道的。现在盖棺论定，大家一致说他是个好人。他认了个华侨干儿子，墓志铭即是他的名义写的。志中时时露老苏自己口气。前年二弟过世，消息传错了，说是你过世，他十分悲痛，也做了挽诗，我写信去更正，他又挽了二弟。他把你们生死二人都挽过了，他就死了。他一切后事都是自己先办，十分有条理，按部就班，一丝不乱。亦算有福气的了。人家有儿有女的尚不如他。”（四姐 1975.1.19）

读书信，便是追随他们的文字漫步在时间的长廊。眼看他们风华正茂，有所作为，转眼间人生已是暮年，旧朋凋零，稚儿长成父母。一代又来，一代又去，总还有些痕迹流荡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