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去世的严绍璗老师的一段血泪回忆。摘编如后:
1978年起,我参加了建立不久的中国社科院“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的活动,受命编撰《日本的中国学家》。这一作业开市的资本是我在1974年访问日本时得到的二百余张名片,国内所存资料极端困乏,我最先利用的当然是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早上6点半左右出发骑车到北海,下午5点关门回来,中午不得吃饭。问题是白天做的全是卡片,晚上需要铺开整理,三个二屉桌的面积很有限,便与儿子商量,他总是先睡觉,于是,我就让他把身体躺平了,我在他盖的毛毯或被子上平铺卡片。可怜的儿子很听话,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还问:“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太太后来说,“一听到别人说你是‘什么什么研究家’,我就想流泪,儿子为你付出了多少代价!到现在40岁了,我看他睡觉的姿势还是笔挺的!”这么说来,这个现在称为“工程”的作业,还真有点“血泪”的痕迹了。有时候小家伙一动弹,两三排卡片“呼”地滑到了地下。孩子有点紧张,会轻轻地说:“爸爸,爸爸,我不是有意的!”妈妈立即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你翻个身吧!”我就把卡片捡起来再重新排过。一年半左右,这个101室中,在桌子和儿子身上平铺成的卡片终于完成了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国际中国学”的工具书。此书收录在世“日本中国学家”1100余人,64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1980年版、1982年重印,统一书号 171900-004)
====严老师:《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见陈平原主编《筒子楼的故事》第133—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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