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去世的严绍璗老师的一段血泪回忆。摘编如后：

1978年起，我参加了建立不久的中国社科院“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的活动，受命编撰《日本的中国学家》。这一作业开市的资本是我在1974年访问日本时得到的二百余张名片，国内所存资料极端困乏，我最先利用的当然是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早上6点半左右出发骑车到北海，下午5点关门回来，中午不得吃饭。问题是白天做的全是卡片，晚上需要铺开整理，三个二屉桌的面积很有限，便与儿子商量，他总是先睡觉，于是，我就让他把身体躺平了，我在他盖的毛毯或被子上平铺卡片。可怜的儿子很听话，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还问：“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太太后来说，“一听到别人说你是‘什么什么研究家’，我就想流泪，儿子为你付出了多少代价！到现在40岁了，我看他睡觉的姿势还是笔挺的！”这么说来，这个现在称为“工程”的作业，还真有点“血泪”的痕迹了。有时候小家伙一动弹，两三排卡片“呼”地滑到了地下。孩子有点紧张，会轻轻地说：“爸爸，爸爸，我不是有意的！”妈妈立即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你翻个身吧！”我就把卡片捡起来再重新排过。一年半左右，这个101室中，在桌子和儿子身上平铺成的卡片终于完成了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国际中国学”的工具书。此书收录在世“日本中国学家”1100余人，64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1980年版、1982年重印，统一书号 171900-004）

====严老师：《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见陈平原主编《筒子楼的故事》第133—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