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文史专家康玉庆发给笔者关于黄岗寺的抗战历史资料，上面有“义井碑”的记载。其内容如下：

1941年11月初，我军收复郑州。专员公署复员途为中，行经郑县黄岗寺村，杨专员见房屋多被烧毁，到处瓦砾，一片凄凉，乃下马进寨，慰问村民，有数老者反映：沦陷时，「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强奸妇女，有某某某等几个姑娘和少妇，不甘受辱，在敌人追赶中跳入门外井里自杀，还有一妇人怀抱婴儿也随之跳井。言下不禁落泪。杨氏亦为之赞叹不已。回城后，杨氏亲书“义井”二字，交郑县县政府勒石，在并旁立碑以纪念这几位中华女儿正气节烈，坚贞不屈的精神，不知此碑现存否？

阅罢资料资料，笔者又看了看这位专员的生平事迹：

杨一峰，河南新乡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河南民国日报》社长，曾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1939一1942年间，出任河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其公署驻在郑州。

杨氏为人正直，办事认真，在任郑州专员三年间，给地方办了一些实事。如：惩治贪污，将贪污有据的长葛县县长唐绍庭押解河南省政府法办；严禁赌博，把正打麻将的汜水县(今荥阳县汜水乡)县长张承烈抓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讯处；弘扬正气，褒奖“贤良方正”人士郑县李协岑等；厉行廉政：以身作则，拒收礼品；根除市区水患，将金水河改道流经北郊；此外还改进防空设施，创设各县递骑哨、创办《国民报》、编印《抗战手册》、《乡土教材》等等，赢得百姓的称赞。杨专员在郑州立的四座碑。分别是金水河改道碑、抗战纪念碑、赵继烈士纪念碑、义井碑。

一、金水河改道碑。金水河改道碑在北关新老河道交汇处，记载改道金水河经过。杨一峰撰写碑文，名书法家赵继谦书丹。该碑如今下落不明。

二、抗战三周年纪念碑。为了纪念抗战三周年和鼓舞士气英勇抗战，杨专员倡议修建纪念碑，但因经费及处境艰苦条件限制，在西关南下街口建立术质四方形碑，高约3米，碑顶和四边棱角呈蓝色，中为黄色，正面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题“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碑”等字；其余三面有杨氏所题：“涿鹿之后第一战，光天地，摩日月”；行政院服务团团长张希达写的“抗战必胜”以及郑县县长范任的题字。对军民抗战起到一定的豉舞作用。可惜街道狭小，不久碑基便被来往的汽车撞裂，以后逐渐损坏以至倒塌了。

三、赵继烈士碑。同年四月，专署在郑县南十里铺村赵继殉难处立碑纪念，表彰烈士英勇杀敌，舍身报国的精神。由杨氏亲自撰文并书丹。闻此碑现存郑州市博物馆。

关于黄岗寺义井碑，笔者询问村中老人，得到的回复：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该碑。原因多方面，一是由于不清楚杨一峰的生平，只能做一些推测。杨一峰在郑州去过的地方多，不一定记得清楚哪个村庄，有可能记错。一方面是死者家属没有幸存或或者流亡在外至今下落不明。第三个方面即这牵扯到死者的尊严，被人为毁掉，可以“告慰逝者”。第四个方面是被时代意识局限，认为此种“义”是旧思想，和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再者，杨氏下马进寨，看到的一定有贞节牌坊，对黄岗寺女子贞烈表示敬仰感叹，加之日祸战乱，为了鼓舞士气，早日赶走侵略者，做出的爱国护乡之举。杨一峰是执政党要员，解放后去了台湾，年迈病逝他乡。在当时情况下保住此碑，可能性微乎其微。

经过经过走访管城区文史专家康玉庆先生，了解到当年的赵继纪念碑，也是在被遗弃，经过很多艰苦努力挖掘才被找到，送到郑州博物馆珍藏起来的。康玉庆先生说：义井碑肯定有，只是如今下落不明。杨氏在郑州政治生涯三年，不可能记错；四个纪念碑三个都有来龙去脉，这一块义井碑的不能因为找不到具备不真实性。连德林等多个专家表示：找不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找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