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室监控画面，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近日，厦门一起离婚案引发讨论。吴女士在卧室秘密安装摄像头，三个多月内拍到数十名女性上门，与丈夫何磊（化名）搂抱、亲吻。对此，何磊称对方是提供按摩服务的。

吴女士将视频及截图提交法庭，试图证明丈夫存在婚姻过错。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认为该取证方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背公序良俗，不具证据资格。吴女士已上诉。

吴女士根据监控整理的表格

看到案情，很多人心生不解：房子是夫妻共有，视频也没有对外传播，仅仅提交法院维权，为何不能采用？

公众同情合乎情理，但证据采信有法律标尺，不能因取证目的正当、拍到不利事实，就倒推手段合法。卧室高度私密，全天候隐蔽录制，早已超出合理边界；即便同处一屋，夫妻仍各自享有隐私权。私设偷拍设备，可能承担侵权甚至治安、刑事责任。

更关键的是，一旦默许卧室偷拍视频用于诉讼，会形成危险示范。今天用来查证婚内过错，明天就可能被滥用，窥探最私密的私生活。法律划定取证红线，恰恰是为了防止维权演变为无底线的窥探。

热议中，很多人感慨取证艰难，质疑法律规定是否应当调整。事实上，非法证据排除、隐私权保护，正是数字时代法治进步的体现。如果仅凭共有住房、离婚维权等理由，就放宽卧室偷拍限制，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

当然，不采信这份证据，不等于纵容过错。证据能否定案，与事实是否真实，本就是两个问题。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公共场所拍摄的画面等，取证方式合规，都有可能被采纳。秘密取证并非都违法，关键看是否超出合理边界：在卧室偷拍亲密行为，与在公共场所拍摄亲密画面，性质不同。

案件后续值得关注。厦门警方曾回复称，何磊与视频中部分女性已被传唤调查；何磊否认嫖娼，但有涉案女子指认存在卖淫行为。如果嫖娼事实被查实，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作为民事证据。

维权需要方法，取证须守底线。一旦越界，有理也可能变成没理。

（黄河评论信箱：zghh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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