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抄《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这是郑振铎先生在《我的一个要求》中写下的话，批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

在相当时期，林传甲的这本书被视为国人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但据学者陈国球在《文学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中钩沉，当时共有三本书，出版时间接近：

一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字史》，共53页，可能是南洋师范的教材，脱稿于1897年，1906年正式出版。

二是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70余万字，1904年开始撰写，1907年作为东吴大学教材内部出版。

三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7万字，1904年印成讲义在京师大学堂内部流通，1910年出版。

三本书中，林著传播最广。这可能是因封面印有“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字样，似乎“高大上”，其实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仅任教一年，当时该学堂还不是大学，此书是“优级师范科”的讲义，林传甲只写了三个多月，未认真对待，但本书也有可取之处。

林传甲生于1877年，福建侯官县（今属闽侯县）人。祖父林宝光曾任成都府通判（正六品），父林文钊在湖北应山县当过典史（未入流，九品之下）。林传甲6岁丧父，母刘盛出身名门，在她教导下，林传甲于1902年中举，但次年会试失败。1904年，经同乡严复推荐，28岁的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任教。

林姓是福建巨族，林传甲曾说：“每遇改革之际，吾闽林氏必牺牲一二同胞以为纪念。戊戌变法时之林旭，黄花岗之林广尘（即林觉民），首入南京之林述庆（辛亥福建三烈士之一），皆最著者也。”

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中，能看出他也是个敢离经叛道的人，比如他写道：“吾读诸子之文，必辩其学术，不问其合于儒家不合于儒家，惟求其可以致用者读之。”“吾惟视今日之实学，远胜古人，不欲使才智之士，与古人争胜于文艺，明白晓畅，尽人可知，何必为古人之奴隶乎？”

今人读这本书，难免大吃一惊——竟从文字变迁讲起，接着是音韵变迁、训诂变迁、古今文章之别，直到第八篇（全书共十六篇），才开讲周秦传记杂史文体，总算有了一点文学史意味，如此编目，系直抄当时的教学大纲，可见本书“非专家书而教科书”。

细读下去，更觉离奇：本书只讲散文史，不及其他。林传甲对日本学者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将杂剧、院本、传奇、小说等也视为文学，深感不满，甚至说：“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

林传甲观念落后，不懂文学史，但他的主张中，有重实学的原因。当时科举未废，学生仍需“练习各体文章”，而大量灌输文学知识，只能给学生以“表面博学”的幻觉，无法真正提高写作水平。

清末人眼中的文学，专指操练各种实用文体的学问，在《中国文学史》中，论述了如何写应用文、公文、告示等，林传甲认为：“今日撰中国历史者，溪径各别。虽周秦古事，亦注意今日政策者，然后知修史之材与作史之法，皆归于致用也。”而今人眼中的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与实际应用无关。

林传甲的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有志从政，愿通过文字思考、自我修炼的读者。直到清末，他们还是主流，世易时移，如今已被边缘化，难得后人理解。

1905年，林传甲去广西当知县，不久又去了黑龙江，成为当地教育变革的先锋，并作为教育学者、舆地学者而青史留名。

学者陈国球认为：“《中国文学史》并不是林传甲的重要著作。”“至于他留下的‘讲义’为后来的文学史论述带来了什么深义，相信他本人不会非常在意。”不过，抛开今人对“文学史”的定义，品味林传甲所理解的“文学史”，亦别有一番滋味。

1922年，林传甲因病逝世，年仅45岁。他一生著述甚勤，弟子众多，他后在中学又讲授过“文学史”，不知是否仍用这本讲义。

本书1904年版、1906年版已佚，现存最早的版本应是1910年武汉谋新室版。想真切感受古代“文学之士”的状态，本书仍可作门径。

（作者 唐山 来源 北京青年报）